在侯德榜赴印援助期间，中国国内正在进行一场解放战争。他第五次赴印期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日渐明朗了，他始终关心国内的塘沽、南京两厂的情况，嘱咐两厂的负责人及时地把永利厂的情况报告给他。
到印不久，他收到国内电报，说解放塘沽以后，解放军入厂后保护工厂，未犯秋毫，碱厂已经开工，南京硫酸铵厂新中国成立后也完好无损。消息传来，使侯德榜的不安释然了，从内心里感激中国共产党。
后来他又收到塘沽碱厂厂长佟翕然的一封英文电报。侯德榜被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亲自到塘沽碱厂视察，刘副主席对“永利”的事业表示极大兴趣和关心，表示愿意帮助碱厂渡过难关，并且希望“永利”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最后刘副主席还诚恳地说：“范旭东先生和侯德榜先生的爱国振兴民族工业的精神令人敬仰，愿与侯德榜、孙学晤会晤，并希望侯先生赶快回华北来，共商国家大计。”
这两个消息，在侯德榜的心目中涌起巨大的波澜，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对“永利”事业是如此的关心，对范先生和自己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此时他的心情难以平静，归心似箭，他太想赶快回去看看永利厂的情况，也想真正地了解一下他知之甚少的共产党。
这时国内又有人传信来，周恩来总理也请他回国共商大计。
他收到信后，立即启程。因当时全国还未完全解放，因而只能绕道回国，在途经香港时受到国民党特工人员的纠缠，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在韩国仁川，他拒绝韩国方面的“重金聘用”。为安全起见，他只得不登岸，被迫在轮船上呆了7天7夜。此行历时50天，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回国后的一个盛夏的傍晚，侯德榜仍在北京东四十七条“永利”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伏案工作，他万万没有料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会来看望他。周总理亲切地同侯德榜握手问好，祝贺他平安归国，称赞了他为“永利”为中国化工事业所做的贡献。后来，总理说：“我们想请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参与设计新中国的发展蓝图。”当谈到“永利”事业的时候，周总理说：“‘永利’是个技术篓子，荟萃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这些人才对建设新中国，是极其有意义的。”并表示“永利”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政府尽量帮助解决。
是啊！如果把“永利”比作苗圃，那么，侯德榜就是一名辛勤耕耘浇灌的园丁。多少年来他对手下技术人员总是那样谆谆教导，对每个新进厂的大学毕业生，他都亲自指导学习和工作，详细地解答他们学习中的难题，在全厂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科研风气，促进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
1949年9月他代表科技界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他60年来第一次涉足政坛。以前他总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而今是在共产党的邀请下参加这次会议的。会议期间，侯德榜了解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各种主张，看到共产党对各党派人士平等相待、团结友好的态度；也领略了共产党人在处理问题时实事求是的民主协商的作风。这一切使他明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利益。
不久，侯德榜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和重工业部化工局顾问。侯德榜知道，这是共产党对他的极大信任。
他重任在身，常常不能在南京硫酸铵厂亲自指挥生产，却一直关心着硫酸铵厂，一段时间以来，硫酸铵厂由于焦炭短缺而一度生产停滞，他百般焦急，为此他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工厂的困境。周总理立刻回复他，一定想办法帮助南京硫酸铵厂度过困境。不久以后，一列货车满载国家支援的焦炭送到南京硫酸铵厂，这无异于雪中送炭。听到这个消息后，侯德榜老泪纵横，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想起了在抗战刚刚胜利时，他与范旭东为“永利”向国民政府请求核准向美国贷款时，孔祥熙、宋子文那种傲慢态度，并妄图鲸吞“永利”的资产，范旭东为此忧愤而死。回国后面对已濒临破产的南京硫酸铵厂，侯德榜几乎丧失了信心，然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却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原料供给、产品销售、资金借贷等方面，给予照顾和支持，使南京硫酸铵厂起死回生。
他感到共产党像一股涓涓细流滋润了他干涸的心田，一幕幕往事在他脑际萦绕，他再也无法对政治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了。后来他便积极参加了共产党的各种活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教育，认识到“三反”、“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他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在学习中他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渐渐地，他发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与他以前那种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主张竟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也正是为振兴民族而奋斗，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这一伟大的事业奋斗到底。
1955年他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于侯德榜申请入党，组织上采取了认真严肃的态度。有人认为，他是永利化学公司的总经理，有股票，应划为资本家，不能发展入党，但大多数人还是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了他。
1957年化工部党组织在全面审查了侯德榜的报告之后，经过认真讨论，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对侯德榜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事。60年来他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道路上历尽坎坷，始终未能找到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今在共产党的关怀和帮助下，他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位67岁的新共产党员、老科学家仿佛顿时年轻了许多，从此他在工作中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