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兄朝克巴特尔生长在牧区，我四五岁的时候去过他家——哲里木盟胡四台村，这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之后十年，朝克巴特尔像学者回访那样到我家赤峰市参观学习。我爸交给我一项任务，领他上街。
我领他走进一座楼房，入电梯。电梯门从两面合上，吓他一跳。我伸出三个指头，然后按“3”，“3”红了，梯微颤，门开，我带他出去。我说这是三楼，朝克不信，他刚还在楼下仰视巍峨的楼顶。我领他从步行梯下到一楼，说明我们刚才坐电梯的经历，他还不信。我再次拉他进电梯，到三楼并从窗口往下看，马路上的人渺小地行走，朝克大惊失色。于是对电梯极为崇拜，认为这个狭窄的金属房子是神的房子，说什么也不敢坐它下楼。我对他进行启蒙：电梯即电房子，把人垂直拉到各楼，由电控制。朝克生气地反驳我：电在电灯里面，不可能控制一个房子。
今年春节，朝克巴特尔扛一只冻得邦邦硬的羊来到我们家。他头发全白了，对我说：他已经领悟到电或电池让人在收音机里唱歌、在电视机里跳舞，但不足以让房子腾升，那是另外的神秘力量。电，不过是冒火星的、小巧的、在胶皮线里乱窜的小玩意儿。
我和朝克巴特尔均为独生子。许多年前，当大伯告诉朝克我是他弟弟时，他在我身上也发现一些乐趣。
那年，即我四五岁到胡四台，被一只羊羔吓哭了，以为是狗。朝克和堂姐们哈哈大笑，讲解羊和狗的区别。我不信，以为他们骗我。见过狗，我以为是狼，越发大哭。朝克越发大笑，用脚踢“狼”。
在胡四台村，朝克巴特尔飞身跃上无鞍烈马，奔驰至远，让我视为天人。朝克一家和当时的全国农民一样穷，他的衬衫下摆和袖子都褴褛掉了，仅遮肩背。这件衣裳在我看来很神奇，在马背上飞扬如帜。他穿这件衣服在苇草里发现野鸭蛋、找到酸甜可口的蓝莓。朝克和我走在沙丘下面，他停下倾听，快跑几步，用手接住一只从上面滚下来的刺猬。在茫茫的沙漠上，朝克聪明健壮。他看我的笑容半是嘲笑半是爱。一个城里人在乡下的土地上不怎么会走路、不怎么会吃饭喝水，给他们带来欢乐。就像朝克在城里给我们带来欢乐——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摸电梯门，“嗖”地缩回来。
我第一次到胡四台，在堂兄家吃到野鸡肉——肉丝雪白。我一人吃掉两块胸脯，余下的肉被我姐塔娜吃光。朝克和众多的堂姐站着看，带笑容。大伯招待我们的佳肴还有一小碟葡萄干儿、一小碟红糖。许多年后才知，野鸡和那么少的葡萄干儿、红糖是他们从供销社赊来的——秋天用50千克玉米偿还。事实上，大伯两年之后才还上这笔债务，因为当年的玉米扣除口粮后不足50千克。平日，他们果腹之物是轧半碎、炒过的玉米。如果玉米碾成面，就不够吃了。他们从未吃过野鸡肉和葡萄干，连玉米面都未曾饱餐。在山上捉到或挖到的山禽与草药，送到供销社抵债，偿还赊欠的红茶、盐和煤油。因此，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实在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他们家没钱。他们有幸一睹钞票是每月乡邮递员驰马而至喊大伯名字并将其右手食指按向鲜红印泥再拔出来按在一张纸上，而后交给他们15元钱。这是我爸从1950年挣工资以来每月寄来的钱。这些钱隆重地积攒着，后来流入医院收款处。伴随穷人一生之物，除去饥饿，另一样就是疾病。
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知识，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大伯去世后，我爸悲痛不已，痛哭、独语，几个月缓不过来，我们并不劝他安静。劝人节哀实为文化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人生连一场痛哭都不曾享用，灵魂何以自如呼吸？我爸经历过战争，在“文革”中被打为重残。自我曾祖母去世后，他从没流过泪。他七十多岁了，从自己房间踉跄而出，看着我们，说：“你大爷死了。”尔后泪水蒙住他的眼睛，像胶在结膜上哆嗦，化为眼泪大滴落下。他本来想说许多话，但说出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喉颈吞咽。因说不出话而全身颤抖，只站着，盯着我们，样子很吓人。我们报以沉默。少顷，他失望地走了，回自己房间。过一会儿，我爸还会走出来，告诉我们：“你大爷死了……”充沛的泪水滚滚而下。
父亲的正直，我早有感受。而他在失兄之痛中的纯真情感让我惊讶。那几个月，他回忆了大伯的一生，并用泪水送走这些回忆。
朝克巴特尔今年和我见面，我用笨拙的蒙古语和他对话并给他买一些东西，我爸很欣慰。在他的房间里，我爸拿出去年在现代文学馆开会的照片，拿出记有他事迹的内蒙古骑兵典藏纪念册，还有登他传略的《蒙古人物志》向朝克巴特尔述说。我堂兄听得很吃力，我爸讲得很从容。我感觉，我爸其实是说给一个老牧民——即大伯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