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
陈叔通一生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他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盟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民国成立
陈叔通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深厚。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26岁的时候，陈书通中了举人，第二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他热心社会活动，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女学校和著名的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曾编写出版《政治学》和《法学通论》两书。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陈叔通被推举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同时还兼任《北京日报》的经理，希望对国家能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随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解散国会，并且酝酿复辟称帝。陈叔通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人发起的反袁运动，同时辞去了《北京日报》经理的工作。
1915年8月，张菊生邀请陈叔通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陈叔通应邀到上海去参加工作，并且还在那里建立了反袁组织。
同年，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梁启超赶赴广东策划反袁。一开始，西南各省的军阀们大多数都持观望态度，护国军发展得并不顺利。当时，江苏军阀冯国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瑷与陈叔通是多年好友。陈叔通通过胡嗣瑷的关系促使冯国璋通电西南各省，共同发起反袁大业。各省军阀得到电报之后，纷纷响应护国军，宣告独立。从此，护国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始蓬勃发展。袁世凯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无奈之下，只好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三个月之后，袁世凯忧虑而死。
陈叔通所在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当时最大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个部门，在全国重要城市，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分社，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推销网。陈叔通进馆之后发现，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协调管理，因此建议在各部门之上设立一个总务处，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
印书馆的董事会采纳了陈叔通的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他在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期内，慢慢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之后，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又去兴业银行担任常务董事。
由于陈叔通工作认真，办事严谨，所以在业内享有盛誉。
陈叔通从1915年开始从事工商金融事业，他发誓不和那些贪官污吏打交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曾经多次邀请他出山为政府服务，但是陈叔通都拒绝了。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曾经赋诗明志：“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是因为不想“附凤攀龙”，他把自己的家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虽然不参与政治，但陈叔通却无时无刻不在记挂着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疾苦。在军阀战乱、遍地战火的年代，陈叔通非常着急，经常思考救国匡时的办法。
陈叔通非常喜爱梅花，曾经赞美梅花是“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他搜罗了名人画梅真迹一百多幅，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这其实也是在向旁人表明自己的节操。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淞沪抗战也随后爆发，陈叔通积极参加抗日募捐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终于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这时陈叔通已经61岁了。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
迟暮之年，陈叔通遭受国家破亡之痛，内心非常悲苦。他非常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但是当时国民党主要当权者不肯和共产党合作，反而将所有精力用在打击共产党之上，致使抗日良机一再贻误。
陈叔通对国民党的做法非常不满，在《卢沟桥行》一诗中，陈叔通愤怒地谴责国民党：“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当时，上海的环境已经非常危险了，陈叔通闭门谢客，虽然日本人多次邀请他出山，在伪政府担任要职，可是都遭到了陈叔通的拒绝。他在给朋友写的诗中说：自己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陈叔通高兴万分，以至于通宵难寐。但他此时已经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深恶痛绝，在狂喜之余也对国家的前途怀有深深的忧虑。当时国民党有人邀请他去政府做官，他回答说：“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后来，经过长期的观察，陈叔通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能够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就在国民党当局不顾全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早日到来的意愿，蓄意挑起国共内战的严峻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中，而此时的陈叔通，已经七十多岁了。
陈叔通当时开始筹备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经常在公共场合上发表自己关于民主建国的意见，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反内战
1947年，上海大学生掀起了反内战的游行示威活动，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则不顾民意，逮捕了很多进步学生。
陈叔通马上和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知名人士联合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被捕的进步学生。他们的这一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老上书”事件。
最终，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将那些进步大学生释放。从此之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六十多个城市蔓延开来。
这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强迫各个大学解雇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请来张菊生援助，然后让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为名，拨出了一笔钱，资助这些被解雇的教授。
白色恐怖
1947年夏季，国民党政府又颁布了“戡乱总动员令”，这意味着他们要对共产党人进行更猛烈的镇压。不久之后，国民党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很多民主人士因此被迫转入地下。当时与陈叔通关系非常好的马叙伦也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但是陈叔通则执意留在上海，和国民党继续斗争，同时他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秘密信函中，然后交给远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并且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联系。
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陈叔通毫不畏惧，处置若素。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曾经悄悄地告诉他：“我已两次把你的名字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上抹去了，今后你要是再继续搞这种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对此，陈叔通一笑置之，并且对陈布雷说：“我也劝你早日洗手，弃暗投明。”
随着经济崩溃和军事上的巨大失败，国民党当局为了赢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在1948年夏发动和谈攻势，鼓动上海的一些无良文人，策划“千人通电”，企图让共产党和他们进行和谈。当时有人请陈叔通在“千人通电”上签名，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给朋友的信中，陈叔通说：“当年不顾一切挑战战争的是国民党，现在想要和谈的又是他们，可是我敢断言，他们并不是真正地想和平，而是想拖延时间，好积攒继续战争的力量。”“我们要与友方（指共产党）配合”，“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这都表达了陈叔通坚定不移的信念。由于社会各界民主力量的共同抵制，所谓“千人通电”运动宣告破产。
陈叔通拥护中共中央在1948年提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在中共的安排下，他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经香港，于3月到达北平，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
1949年6月，他在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推为副主任。9月，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接着出席了开国大典。古稀老人，欣逢盛世，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