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任何时候都需要。
他是成功商人，是教育家，更是爱国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用自己对于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点燃了中国教育之希望。他虽坐拥百万家财，却艰苦朴素，将自己所有的金钱都用于教育。他就是陈嘉庚。
“一诺万金”下南洋
陈嘉庚出生在一个华侨世家，他的父亲陈杞柏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名叫“顺安”的米店。
陈嘉庚17岁时，开始和父亲一道做米店生意，一做就是13年。
陈杞柏晚年，生意受挫，不仅没有能力再经营米店，还欠下了别人20余万元。
陈杞柏死后，由陈嘉庚接手已经江河日下的家业。陈嘉庚很快就表现出了自己在经商方面的天赋，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米店生意，还新开了一家叫做谦益的米店。在1904年，他又一手创建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黄梨厂”；同时还承接一家菠萝罐头厂。同一年，陈嘉庚的弟弟陈敬贤也来到了新加坡，帮助管理谦益米店财务。
经过几年努力，陈嘉庚和弟弟逐渐成为了商业界的成功人士。
根据当时新加坡的法律规定：“父债子免还”，也就是说，陈嘉庚父亲当年所欠下的债务和陈嘉庚本人没有一点关系，陈嘉庚没有义务帮父亲还清生前所欠下的债。但是陈嘉庚却执意要“父债子偿”。很多人都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有些人还说他太傻，但陈嘉庚却说：“中国人取信于世界，绝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由于许多当年的债主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没有了音讯，陈嘉庚只得花费精力去一一寻找，从1905年到1907年为止，陈嘉庚终于连本带利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
陈嘉庚代父还债的行为迅速传遍了东南亚商业界，他一诺千金的义举也广为流传。从那以后，许多商人都主动找上门来与他做生意。因此，陈嘉庚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1925年，陈嘉庚已经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橡胶王”。同时，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厂等，他拥有的厂房多达30多处，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约合黄金百万两）。营业范围遍及世界。
投身教育事业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
早在1894年的时候，陈嘉庚就曾经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此后，他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在陈嘉庚的努力下，他的故乡集美——这个昔日偏僻的渔村成为了著名的“集美学村”。
1918年，陈嘉庚发表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书中说：“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已。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唯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诸生青年志学，大都爱国男儿，尚其慎体鄙人兴学之意，志同道合，声应气求，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庥祯，懿欤休哉，有厚望焉。”这体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情关注。
在陈嘉庚获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也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1921年，陈嘉庚筹措1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座由民间独资建成的大学。
后来，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陈嘉庚的经商活动也因此受到负面影响，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遗余力地投资办学，陈嘉庚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他果然将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在陈嘉庚的带领下，许多华侨纷纷投资办学，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在国内办学之后，陈嘉庚对海外华侨子女的教育也非常关注，1919年，他创办了规模宏大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海外华侨深造的最高学府。陈嘉庚之所以在国外办学，是想通过这种方法传承中华文化。当时有教会请求陈嘉庚捐款10万元，创办一所大学，陈嘉庚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他同时提出一个要求——这所大学一定要教授中文课程。由此可见陈嘉庚传播中国文化之决心。
在教育领域，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投资者，更是一个亲身参与教育事业第一线的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陈嘉庚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教育原则：第一，反对重男轻女，他当时兴办了许多女子学校，为的就是能让女性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这可以说是开创了教育界的先河。第二，陈嘉庚先生认为办学应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在陈嘉庚先生眼里，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许多来自寒门的学子受到了他的资助。同时，陈嘉庚先生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他认为只有教书的素质高了，才能教育出高素质的学生，因此，他对师范类院校的投入非常大。第三，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陈嘉庚是“德、智、体三育并重”教育法的创始人，他认为只有全面的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全面的人才。
换言之，陈嘉庚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可谓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他用在兴办学校上的钱超过了一亿美元。虽然陈嘉庚在办学上非常舍得花钱，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他却是一个简朴的人。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盖起了数十栋高楼，但是自己却住在一个旧式的二层小楼里，不仅房间小，而且光线不足。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依然十分满足。
陈嘉庚所用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上面打满了补丁。虽然坐拥数亿家财，但是为自己规定的伙食标准却仅仅只有每天五角，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陈嘉庚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
在陈嘉庚事业达至顶峰时，拥有资产一二千万元左右，在当时的华人企业家中，比他更有钱的比比皆是，但为国家和民族兴学育才始终慷慨输捐，而自己过着俭朴生活的，只有陈嘉庚一人。因此，黄炎培曾评价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他办学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爱国者
除了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家之外，陈嘉庚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革命家。
1906年，陈嘉庚结识了正在筹划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陈嘉庚加入了“爱国同盟会”。
1928年，日本人制造举世闻名的“济南惨案”，得知这一消息后，陈嘉庚义无反顾地领导爱国华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联络南洋英、美、法、荷等各属殖民地华侨代表，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并担任主席。
在抗战期间，陈嘉庚带头捐款购债献物，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南侨总会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除此之外，陈嘉庚还组织捐献了许多抗战亟须的战备物资。
陈嘉庚坚持抗日，针对当时汪精卫的卖国行径，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著名提案。
这个提案成为了全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强心剂，也让许多卖国分子寝食难安。在汪精卫等人的授意下，陈嘉庚的提案屡遭修改，最终只剩下19字：“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尽管被修改之后的提案原意歪曲，锋芒尽失。但依旧成为了抗日救国的响亮口号，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祖国，去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此次回国是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在此行之前，陈嘉庚还认为中国的希望在蒋介石身上，在国民党身上。但是在陈嘉庚来到延安之后，他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他意识到，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民族国家之未来，才是抗日救国之关键。
在访问延安这段时间里，陈嘉庚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毛泽东给陈嘉庚描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度：“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花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委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陈嘉庚大受鼓舞。此后，他更是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上下一心，共同抗日的情景。陈嘉庚认为，这才是“克敌制胜之本”。而反观国民党方面，则是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间疾苦无人过问，军事上又是节节失利。因此种种，陈嘉庚先生才将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了共产党身上。
1946年，日寇投降。而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又将中华民族拖入到了内战之中。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公开指责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
回到祖国，投身教育
1949年，内战结束，共产党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
此时已经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毛主席给陈嘉庚发去电函，邀请他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
身处异乡的陈嘉庚也因新中国的成立而感到万分激动，他看到伟大祖国终于摆脱了外来入侵和军阀统治，所以决心定居祖国，为建设国家服务。
回到祖国之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此时，陈嘉庚已经年过古稀，但是仍然驰驱在祖国南北大地，不辞劳苦地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于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周恩来总理担任了“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葬礼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葬礼上致追悼词。陈毅在陈嘉庚的葬礼上也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