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自己所赋予的最为自负的词叫“灵魂”。人用灵魂这个词跟动物划分了距离。唯有灵魂，人才有喜悦和悲伤，有良知与禁忌。人在灵魂的导引下，会哭泣和欢笑。人并没把“灵魂”这个词送给动物。动物——无论多可爱的动物，会翻跟头、会算术——在人看来都不具备灵魂而只有本能。人更不觉得植物有灵魂。一株草，由青到黄，从春到秋，怎么会有灵魂呢？草木由于没有灵魂，因而不会学习，无知卑贱地活着并死去。然而，这只是人对动植物的看法，人其实证明不了它们没有灵魂。
如果你见到胡杨林，这种看法也许会发生转变。我在四子王旗的速亥看到的不仅是胡杨林，干脆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悲泣的灵魂。
胡杨是树。但它跟树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姿态如人。它似互相搀扶、涉江而来的妇孺，像仰天太息的壮士，像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士兵。我只想说它们“像”，或者说“是”有灵魂、有苦痛的人。我来到速亥的时候，正迎夕阳，落日把一腔英雄的块垒吐在这片寸草不生的荒沙上。胡杨树虬曲纠结，坐地视天，身子骨披一层滚烫的金红，让我想起罗丹那幅雕塑《拉奥孔》——一个壮硕的男子，与身上缠绕的蟒蛇搏斗，其痛莫名。
人见到松柏、垂柳，手抚其枝，并不会问“为什么”。松柏青青，垂柳依依，没什么可问“为什么”的，一切如常。可见了胡杨，真想问它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词——灵魂。胡杨树一定因为有灵魂，或者说有记忆而痛苦过，并有此态。
速亥，蒙古语为“红柳”，如今是白茫茫的沙地，谁也想不出它60年前的样子。这里的人告诉我，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速亥人的主要工作是打黄羊。上级给牧民们发冲锋枪，用冲锋枪扫射黄羊；给县和公社干部每人定指标，打不到规定数目的黄羊要扣工资。速亥当年是怎样的植被？风吹草摆，不见牛羊，植被太茂密了。当年打过黄羊的老人说，速亥这地方黄羊多，它们集群飞跑，不少于几百只。不光有黄羊，还有蒙古野驴，有藏羚羊。老人说：你们不要认为只有西藏、青海才有藏羚羊，乌兰察布草原当年有很多藏羚羊。蒙古语管藏羚羊叫“奥仁嘎”。这个地方鸟啊、花啊多的是。当年这里是湿地。
这个老牧人指着白茫茫的沙砾说“当年这里是湿地”，真的像痴人说梦。如今除了天上的云朵和地上的胡杨属于有形状的东西，其他皆为空荡荡的虚无。
打死的黄羊呢？我问老人。
上级都拉走了，老人说。我们自己养牛养羊，从来不打黄羊。打死的黄羊变成了政治任务，肉和皮子都出口换汇了。我们整整打了20年黄羊，现在什么野生动物都没有了。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
我抬眼四望，速亥这地方在一个盆地里，是二连盆地的一部分，依靠的山叫大红山。可是，打光了黄羊，植物也不能都灭绝啊？
老人说，从80年代开始，我们这儿又遭一劫——挖发菜。你想象不到有多少人到我们这里挖发菜，可以叫成千上万。从宁夏来的人，整列火车全都是挖发菜的人。我觉得全国的人都到这里挖发菜来了，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运到东南亚一带。发菜这东西怪，这片地上午挖没了，落点雨，下午又长出来了。挖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变成这个样子。
老人说“这个样子”的时候，特别不情愿，声音迅速被脚下的沙子吸收。如果土地和天空也会死亡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这里的天空虽然高远，却毫无生气，与绿洲之上湿润的天空绝不一样，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这是一片失去了肌肤的天空。土地上只有沙子，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见不到土，地已经死去很多年。今天的速亥，不要以为它籍籍无名，它名声大得很，早就传到了北京和天津等地，出现在专家们的文案里。速亥，现在成了京津风沙最主要的源头。这片地，每年不知向北京输送了多少沙尘。可谁还记得当年它堪比肯尼亚野生动物园的情景，谁还相信此前这里竟然是一块湿地呢？
假如黄羊有灵魂、灰羽鹤有灵魂，野兔、芦苇有灵魂的话，如今它们一起附体在胡杨树上。胡杨死去后为什么不倒？倒了为什么不烂？它实在是有话要说，是无数野生动物与植物的灵魂请它们保持苦痛控诉的姿态留在人间。有胡杨的地方，都是动植物们的受难地。差可欣慰的是，速亥至今还保持着一“怪”，下点雨，马上就长出绿茸茸的草。人们盼着这里多长草，快长草，一直长出黄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