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如果想瞒一件事，那就对谁也不要说，说了你就瞒不住了。李玖妍似乎连这一点也不懂，她不只对乔冬桂说了她的事，她还对我婶子也说了。她给我婶子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像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什么都说了。
我叔叔叫李德成，住在柳家巷。柳家巷在城西，属西河区，中间要经过白马庙，我婶子就在白马庙纺织厂上班。说到我叔叔和婶子，好像已经说到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了。我说过我们家的历史情况，现在又要扯到我们家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很重要，就好比一个坐标，历史情况是竖的，社会关系是横的。有了这一横一竖，就有了一个瞄准器，你就跑不掉了。难怪我们填表时都躲不掉这一项。我填过的表不多，但也填过几张，比如小学毕业要填，进中学要填，中学毕业还要填，这些表格里有一栏就是“社会关系”。起初我不懂社会关系是什么，问我爸，我爸说：“你就写那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忘恩负义的东西”就是我叔叔李德成。那个栏目里有一串扁长形的格子，我全空在那里，只用“李德成”占了一格。我们家的社会关系竟是如此简单，比历史情况简单得多，没有姨妈，没有姑姑。本来还有一个舅舅，是我妈的哥哥，在二轻局下面一个公司当会计，可是这个会计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死掉了，据说有人看见他用人民日报社论擦屁股，他就吓得上吊死了。好在他寡人一个，没有家眷，否则就害了别人。我舅舅一死，我妈就成了荞麦地里一根苗，这种情况在我们老鼠街叫做“不发旺”。我爸只有两兄弟，也不能算“发旺”。
照理我们家跟我叔叔家应该是非常亲密的，一来是亲兄弟，二来也没有别的社会关系，不跟他们家“亲密”就没有人可以亲密了。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应该亲密的反而亲密不起来，我爸骂我叔叔是忘恩负义的“翻眼贼”，骂我婶子是“疤婆子”。他说我叔叔之所以变成了“翻眼贼”，全怪“疤婆子”，如果不是她调唆，他弟弟决不会跟他翻眼，做哥哥的当学徒供他读书，他好意思昧了良心当“翻眼贼”？所以“疤婆子”最要不得。事实上我爸没供我叔叔几年，我叔叔十五岁就到茶叶店里当了学徒，而且我叔叔也没对他翻过眼睛。我叔叔唯一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管不住我婶子。我婶子是个有觉悟的纱厂女工，对我妈的家庭出身很不满，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她们妯娌间的阶级斗争就已经开始了。我婶子长着一张圆圆的桃子脸，左上眼皮上有一点疤，像粘着几粒白芝麻，满肚子都是斗争艺术和龌龊话，最擅长牵丝带草指桑骂槐。比如择菜择出了一条小青虫，她要先哎呀呀一声，叫板一样，引起别人注意，然后便撇着嘴骂小青虫，我最讨厌寄生虫！拿脚尖一搓，小青虫便成了一汪绿水。本来小青虫就是小青虫，可她偏要说寄生虫，还要踩死它。寄生虫是什么呢，不就是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吗？我妈挨了骂，不还嘴，她根本不会这一套，或者不屑于这一套，总之是不与我婶子正面交锋，而是在枕头边学给我爸听。我爸就拿出大哥的威风，叫我叔叔管管我婶子，―“老二，管管你老婆那张嘴！”我叔叔大约也管过一两回，可他奈何不了我婶子，我爸便怪我叔叔，骂他是个“翻眼贼”，纵容老婆骂嫂子。久而久之，两家越来越远了，只在过年时才互相走动一下，大人还不走，只叫孩子们走。先是“疤婆子”叫儿子李有志来给大伯大妈拜年，李有志来过了，我们家才叫人过去。本来我是长子，一般来说，过去的应该是我，但我的腿不行，所以每年都是我姐姐去的。
其实我婶子并不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除了妒心重，嘴不好，心思还是好的。尤其对我姐姐好，她没有女儿，便口口声声要把李玖妍当女儿。李玖妍去他们家拜年，她除了给压岁钱，还总要留李玖妍吃一顿饭。压岁钱都是要给的，留饭也是要留的，李有志来了，我妈也留饭，也要给压岁钱。而我婶子总要比我妈给得多，比如我妈给李有志一块钱，我婶子就给李玖妍一块二。这多给的两毛不算什么，这只是一种礼数。你先来我后去，我一块钱你也一块钱，那就叫不懂礼数，是骂人，是就你的骨头熬你的膏。所谓礼数，全在这两毛钱里头。我婶子对李玖妍的好不在这两毛钱，在于一些女孩子的小东西，小时候是皮筋或发夹，长大了就是花尼龙袜或红围巾。李玖妍插队以后，我婶子还给过她一双厂里发的高帮工装皮鞋，说那种乡下地方，冬天能冷死人，春天又到处是烂猪泥，穿上这双鞋子你就不怕了。关心到这一步，这就真有一些母女的意思了。
像母女又不是母女，这样才有话说，才可以什么话都说。李玖妍有满肚子的话，她太想说给一个人听了，可是，这样的话能跟谁说呢，跟谁说都不合适，想来想去，也只有跟我婶子说一说了。那回她在家里闷了五天，中间只出去一次，那一次就是找我婶子去了。可是看着我婶子她又说不出来，只好回到沙口村，点着那盏柴油灯，熬夜给我婶子写信。我婶子既然是无产阶级，娘家的家境可想而知，看看她的名字也想得到，王棉花，什么人家给孩子取名字会这么随便，看见什么说什么，完全不用一点心思？可怜王棉花小学都没毕业，像吃夹生饭似的，好不容易才把这封密不透风长达三页半纸的信啃下来，然后王棉花就开始伤脑筋了。毕竟不是母女，这事到了她这儿，叫她怎么办呢？她跟我叔叔商量，叫我叔叔以她的名义给李玖妍回一封信，问她是怎么打算的，跟家里说过没有？李玖妍回信说家里还不知道，她不敢说。我婶子又叫我叔叔代笔，这才怪她不懂事，到了这一步还不跟家里说？再说，这是什么事？你瞒得了一天还瞒得了两天？李玖妍马上回信说，婶子你不会去说吧？你不准说呀，你说了我会恨死你的。
他们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告诉我爸妈。这不是一般的事，他们又是做叔婶的，不知道还好，知道了却不说，万一将来再有什么事，不说担责任，就是心里也过不去。日后李玖妍要怪他们，说他们出卖她，那也只好由她，他们不能跟她一样不懂事，把事情阴在肚子里，等着看我们家的好戏。到底还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可是，这件事情怎样做呢？到我们家里去吧，这么多年了，兄弟妯娌间冷冰冰的，这样贸然闯过去，说的又是这样一件尴尬事，无论如何都有些唐突。而且还有一层，李玖妍把家里瞒得滴水不漏，却一五一十地什么话都跟他们说，这样明显的里疏外亲本来就够人家伤心的，再由他们把信拿过去，什么意思呢？两口子为难了许久，还是觉得应该把我爸请过来，若是我爸肯过来，做弟弟的自然就把信拿出来给哥哥看了；若是我爸端架子不肯来，那就对不起了，他们只当没有这回事，以后要是说起来，他们也是仁至义尽了，理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来请我爸的是我的堂兄李有志。李有志比我大一岁零三个月，穿着蓝背心和洗得泛白的蓝咔叽布松紧带短裤，拖一双人字形海绵拖鞋，怯生生地站在我家门口。李有志总是这么怯生生的，看了你一眼，就决不再看你第二眼。他像背书给老师听一样：“大伯，我爸叫我来请你去我们家吃饭。”
那天是星期天，也碰巧是我爸轮休。李有志跟我爸说话时，目光慌慌张张地四处躲，恰似两只互不搭界的翅膀，东飞一下西飞一下，就是不落在我爸脸上。话说完了，也不等我爸问话，不看我爸的反应，转身就走。我爸听了一愣，像牙疼似的，咝的一声，腮帮子就往里陷进去了。他扭头看着我妈，说：“有志他是说请我去吃饭吗？”我妈也在发愣。我爸又问我：“兵子你听见了吗，他是不是说请我去吃饭？”我说：“好像是。”我爸还是疑惑，要我学一遍，我就把李有志的话学了一遍。我爸把头往后一仰，不住地朝房顶眨眼睛，说：“请我吃饭？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的身子小幅度地一仰一合，脑袋也跟着晃来晃去，但不管怎么晃，他的脸都朝着房顶。他说：“老二搞什么把戏？我现在算什么呢？不红不白，一个称盐打酱油的，值得他请我吃饭？逢年过节都不请，这不年不节的，倒请我吃饭了！”
他就那么仰着脸看房顶，看了一会儿，再看我妈：“亚蓉你说，他为什么请我吃饭？”我妈淡淡地说：“我怎么知道？”我爸又问：“那你说，我去不去？”我妈说：“我说不去你会不去吗？”我妈跟着就朝他翻了个白眼，说：“我管你去不去！”
我爸还是决定去吃这顿饭。我妈从柜子里拿出一包香菇一包烟笋，叫他带着，说既然你要去人家家里吃饭，还是带点东西吧，空着两只手不好看。
那时候是夏天，在我们巷子里，大家脚上不是一双呱嗒呱嗒的趿板子，就是刚时兴不久的塑料凉鞋和人字襻的海绵拖鞋，而我爸那天穿的是一双老式牛皮凉鞋。为了登他弟弟家的门，吃一顿莫名其妙的饭，他显得特别庄重，用香皂仔仔细细地洗脸，刮胡子，还顺带擦了擦身子，换了一件白竹布短袖衬衫。这就已经是沐浴更衣了，可他觉得还不够，想想又翻箱倒柜，要找一双将近二十年没穿的牛皮凉鞋。我妈说：“这年头你还摆什么派头？”他很认真地说：“这个派头是要的。”找出了牛皮凉鞋，又找鞋刷子和鞋油，好不容易找出来了，鞋油却干得像石头。他只好将鞋子拿到红旗路上，花一毛钱请鞋匠秃顶老宋帮忙，老宋给他把鞋子刷得油光锃亮。他又提着鞋子回家，找了一双酱底黑条花的尼龙袜子，套上了尼龙袜子，这才郑重其事地穿牛皮凉鞋。牛皮凉鞋一上脚，他的身条子就直起来了。
他响亮地说：“我走哈。”
他没骑那辆破自行车，而是提着我妈给他的香菇和烟笋，挺直身板咯吱咯吱地走到红旗路去搭公共汽车。那天很热，不到中午，阳光就直落下来，巷子里涌动着紫灰色的焰气，把他腰以下的部位弄得影影绰绰的，到巷口时，他整个人都变成影影绰绰的了，只有脚上那双刚擦过的牛皮凉鞋还隐隐地晃动着一点光亮。
我婶子费劲巴力地准备了一顿饭，烧了我爸喜欢吃的腐竹烧肉，还有黄汤鱼和焖豆腐，又知道我爸不喝白酒，特意买了一瓶扎酒。扎酒其实就跟糯米酒差不多，颜色有点偏红，据说喝了养人的。这么难得的一顿好饭，可见真是把我爸当了稀客。然而我爸却一口没吃。他看了李玖妍写给我婶子的那封信就坐不住了，我婶子还在楼下厨房里忙着，他就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脸黄得吓人，比黄表纸还黄，黄到尽头还泛一点青。他勾着头窝着背，两条腿硬得像两根棍子。他的膝盖好像不会打弯了，直直地捅在楼梯上。一条腿捅下去，又捅另一条腿。皮凉鞋的底很硬，把楼板捅得咚咚直响。
我叔叔连声叫着：“哥，哥，哥—！”我爸头也不回。我叔叔追到楼梯口上看着他，我爸歪了一下，我叔叔便赶紧往下蹿两步，想扶他，但他顺手在护栏上一撑，又站稳了。我叔叔家住的是老灰砖洋房，一栋三层的洋房里住了七八户人家，挤得满满的。楼后面用砖和木板搭的一排矮窝棚是各家各户的厨房，顶上盖的有红机瓦，有牛毛毡和杉树皮，还有人干脆在屋顶上钉一块旧铁皮，再在旧铁皮上薄薄地抹一点水泥。我叔叔家在二楼，楼梯上的窗户下边就是他们家的厨房。厨房顶上盖的是牛毛毡，夏天的太阳直愣愣地烤下来，里面又是烟熏火燎，我婶子的圆领衫都被汗粘在了身上，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听见楼梯响，又听见李德成叫哥，我婶子赶紧扯扯贴肉的湿衣服，把围裙套在胸前，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她看看上边的窗户，又转过来看楼门口。楼门口紧挨着后门，我爸下了楼，往左跨一步，就到了后门口。我叔叔跟在他后面。
我婶子看见我爸蜡黄着脸，就猜他没扛住，被一口气噎住了。我婶子就用眼神问我叔叔，我叔叔用眼睛回答了，并且用力点头。我婶子便说：“哎呀他大伯呀，这是怎么回事？说好了吃饭的，菜也马上就好了，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无论如何也要吃了再走呀。”我爸像没听见似的。我婶子又朝我叔叔使眼色，叫他拉住我爸，我叔叔挤挤眼摇摇头，还摊开两只手，意思是他拉了，尽了力了，可是拉不住呀。我婶子就故意骂我叔叔，但她不提李玖妍的那封信，她说：“李德成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一定是你不会说话，把大哥气到了吧？你看看你这张臭嘴！”我婶子骂了我叔叔，又对我爸说：“他大伯，我从早晨忙到现在，你看看我这一身，哪里还有一根干纱？你一定要给我一个面子哈，哪怕有天大的事也要吃了再走，听到吧？不能走哈！”这回我爸听见了，他毫不犹豫地摇摇头。
他像一根弯棍子似的从我婶子身边走过去了，又直着腿往前走。走出了厨房和洋楼之间的窄巷子，推开一扇歪斜的木板门，就进到了柳家巷了。我叔叔和我婶子一直跟到门边。阳光很白，贴着巷墙照下来，把柳家巷照得一半阴一半阳。我爸不知道走阴处，在白晃晃的阳光里走着，已经快走到巷子那头了，我婶子忽然发现他手上还捏着他们家的一把蒲扇，便踮着脚尖追上去。我婶子边追边说：“他大伯，蒲扇呀，蒲扇！”她追到他屁股后头，嘴几乎贴靠了我爸的后颈窝，可我爸什么也没听见，只知道往前走。我婶子想将蒲扇从他手里抽下来，她弯腰捏住扇沿，抽了一下，没抽动，又连抽两下，还是没抽动。我爸捏得很紧。有人在抽他手里的东西，他也浑然不觉，依然勾着头直着腿往前走。我婶子不好硬抽那把扇了，她摇摇头，叹一口气，看着我爸一顿一顿地走出了柳家巷。
那把蒲扇就这样被我爸一直捏在手中。那是一把上好的蒲扇，扇中央用烟熏了我叔叔的名字。我叔叔还在扇的另一面熏了几根细瘦的兰花，是照着《芥子园画谱》熏的，兰花上面熏的是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仿毛主席的手迹。后来这把蒲扇就放在了我们家里。我们家也没谁用过它，前些年搬家，我从一个柜顶上把它拿下来，它被压在一些旧报纸和一只纸箱子下面，已经变形了，有些糟了。我轻轻抹掉它上面的灰，见我叔叔的名字还在，兰花和《蝶恋花答李淑一》也在，与我爸的血印子相叠印，只不过血印子变成了淡淡的酱黄色，不大像血印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