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们家的事，怕是够说一阵子的。
我们家跟别人家一样，有父母有孩子。我有个姐姐，叫李玖妍，李玖妍下边有两个弟弟，一个当然是我，另一个叫李文革，也是我的弟弟。说到我弟弟李文革，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我爸妈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顺，两人又经常闹点别扭，怎么忽然有心思给我们弄出一个弟弟来？他们生孩子也不像别人那样，一鼓作气生完了事，他们是冷不丁地生一个，过好几年，又冷不丁地生一个，我姐姐李玖妍比我大了近七岁，李文革又比我小八岁，生得这么稀，生两个就算了，还要再生个李文革干什么？况且那时我爸已经不年轻了，他比我妈大了近十岁，从表面上看身体也不是很好，单薄干瘦，皮肤像死鱼肚子一样灰灰的白白的，缺少血色和水分，动不动就要抓痒。他抓痒时龇着牙，把动静弄得很大，似乎抓的不是身子，而是一块粗砂纸，嗞嗞喳喳地响个不停。抓完了前面，他就把衣服撩起来，将一个瘦骨嶙峋的脊背拱到我妈面前，要我妈帮他抓。我妈很潦草地敷衍他几下，就给他把衣服放下来，说：“好了。”我爸又把衣服撩起来，耸起瘦肩胛，还很笨拙地扭几下，要她再抓：“才抓了几下？你认真一点好不好？”我妈便找出一个老头乐扔给他，叫他自己抓，他不肯，说痒是要别人抓才过瘾的，你就再抓两下吧。我妈不理他。我爸等了半天，脊背都等凉了，只好骂骂咧咧地抄起老头乐，赌气似的在自己脊背上乱捅乱刮，把脊背刮得红一道紫一道，直到渗出几粒血珠子，才恨恨地把老头乐扔掉。
他们经常为抓痒这样的小事吵架，有时甚至红脸，一连几天互不搭理，由此可见他们的感情不是很好，所以我猜来猜去，觉得他们能在这时候生出一个弟弟主要还是因为我。我是个残疾，两条腿像蔫豆芽，他们大约怕我这辈子娶不到老婆，会断了他们李家的香火，同时也担心我将来无依无靠，李玖妍总是要嫁人的，作不得太大指望。若是有个弟弟就不一样了，不但能传宗接代，还能捎带着照应他的残疾哥哥。一个“弟弟”解决了两个问题，否则他们哪来的动力？尤其是我爸，食品供应那么紧张，一个月难得见到几次荤腥，白天要上班，晚上动不动就开会呀学习呀，还要不断地写体会写认识写检查，因此他的精力应该是很成问题的。如今我也算是中年人了，也有过夫妻生活，我知道琴瑟和谐是怎么回事，更知道食物对于一个中年男人的重要性。俗话说男要吃女要睡，光吃这一条，我爸就不行。
我这样猜测—尤其是后一个原因—多少有点自艾自怜的味道，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爸爱不爱我我不知道，我妈毫无疑问是爱我的，或者说多少有一些爱我的，这一点我可以拿红枣作证。我妈长年胃寒，经常用一个黑药罐子咕嘟咕嘟地炖中药，吃药前她先滗出药汤，再用筷子从药渣里把那几颗煮得胖胖的红枣搛出来，拿给我当零食吃。我小时候记得最多的零食就是这种稀烂肿胀的红枣，虽然有一股浓浓的怪怪的药味，但毕竟还是红枣，吃着吃着就会吃出一丝枣香和甜味来。
我爸妈的感情不好大约有两个原因，一是年龄相差较大，二是门户不相当。我妈嫁给我爸时才刚满十七岁，是洋布店唐家的大小姐，而我爸还差两个月就过二十七了，又是贫寒出身，按通俗的说法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我爸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爷爷中风后不久，他跟我奶奶到他姨妈家走亲戚，临行前我奶奶再三叮嘱他要有眼色，要嘴乖，要叫人。到了姨妈家，我奶奶又用指头戳他的脊背，他便叫了那个富态光滑的女人一声姨妈。姨妈给了他一块银元。中午在姨妈家吃的饭，姨妈一块又一块地给他夹肥腊肉，他的鼻尖都被腊肉碰得油乎乎的。我奶奶说妹子你别给他搛了，他吃了不少啦。姨妈说这孩子肚里没油水，让他多吃些。我奶奶便红了脸，却只好顺着姨妈说，你看你姨妈多疼你！当时是四月天，腊肉已经有些涩气，我爸开始还吃得香喷喷的，可吃了几块就吃不下了，又怕我奶奶说他不懂规矩，便硬着头皮吃。结果那些麻涩的东西全粘在喉咙里，弄得他像撕破布似的打油嗝，在回来的路上就开始拉稀。我奶奶便将一腔怨气泼给他，你看你，吃不得就莫吃，像前世没吃过似的。那时候我爸才六七岁，不会说委屈，他想起了兜里那块银元，把气撒在银元上。他掏出银元，用力把它扔进了油菜地里。
油菜正在开花，黄灿灿的一大片。我奶奶兜头给了我爸一巴掌，就追着那块银元钻进油菜地里去了。我奶奶是一双小脚，土地又松软，不落实，所以我奶奶像是飘过去的。油菜花眨眼间就把她淹没了，只见油菜花左摇右晃，不见她的人影，直到天都快黑了才见她从油菜花里拱出来，身上沾满了碎花瓣，一崴一崴的，边走边捏着衣角擦银元上的泥土，走到我爸跟前，又顺手给了他一下。我奶奶说，看不出来，你倒还有些志气。
我爸之所以要给我们讲这一段，不是要诉苦，而是得意，顺带对我们进行励志教育，因为我奶奶夸了他有志气。他说：“人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你奶奶眼睛毒，我才刚刚七岁，她就看出了我有志气。”
他十五岁到一家米铺里当学徒，后来经亲戚介绍，又到盐务局下面的公司去学徒。他能娶到我妈也是因为他有志气。这回说他有志气的是我外公。他们经理爱打麻将，我外公也爱打麻将，我爸在一旁伺候茶水和点心。我爸年轻时大约长得还斯文，人也精明，又是学徒出身，懂规矩，站在那里看牌不声不响的。我外公便随口问他一些家长里短，又叫他上桌打几把：“你替我几把，换换手气嘛。”我爸连忙摇头说不会，连牌都看不懂。我外公打着哈哈说：“是志趣不在牌上头吧？”我爸说：“我哪里谈得上志趣，是真看不懂。”我爸回答得很聪明，经理在这儿，他一个伙计怎么能上桌呢？他说自己不懂，也等于表白自己不会暗中给经理透牌。
我外公认真看看他，点点头说：“好，年轻人有志气！”
我外公那时候大约五十出头，但看起来却是个痨病鬼一样的糟老头子，他一生都像点灯熬油似的熬在牌桌上，把自己熬干了不说，还把一份大家业输得只剩下一个洋布店。他一面反省自己是个败家子，一面快乐地赌个不停，他说赌是一种病，人是奈何不了病的。但他知道不能把女儿嫁给一个赌鬼，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出的结论是人不怕穷，就怕赌，只要沾上了一个“赌”字，这个人就没救了。既然我爸天天看牌都“看不懂”，那就是一辈子跟“赌”字无缘了。我外公因此就断定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打定主意要把女儿嫁给他。
经理跟我爸说这事时，我爸怎么也不敢相信，一脸懵懂，像听不懂经理的话。经理说李德民你没听见我的话？我爸说听见了。经理说那你还傻看着我干什么？我爸说经理，我是个老实人，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怎么敢这样想呢？经理哈哈一笑，说不是你想，是人家想，是人家洋布店唐家看中了你。我爸还是像受了惊吓似的，戳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经理。
我见过我妈做姑娘时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有点泛黄，我妈在照片里像个朴素的女学生，梳着齐耳短发，一件短短的中式褂子，袖子也是短短的，露着一小截圆滚滚的手臂；下面是一条深色大摆裙，裙褶挺括括的，裙子下面是白袜子和圆口黑布鞋。脸形有点像桃子，浑圆饱满，眼睛和笑容都是干干净净的。笑也是浅笑，抿着嘴唇，不露一点牙齿。而我爸怎么说也不可能有一丝学生气，他是学徒出身，见人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虽然不粗鄙，但俗气却是在骨子里的，就像从腌菜缸里拿出来的白菜早已不是白菜一样。就是这样两个人，由于我外公一句话，便成了夫妻。但从另一张照片来看，这也没什么不可以，照片也是黄黄的，上面的三个人是他们和我姐姐，我爸穿的是灰色中山装，头发抹得油光光的，完全是个旧时小职员的做派；我妈则比较时髦，头发烫了点波浪，穿了旗袍，叉开过了膝盖。旗袍上有小碎花，质地像是丝绸，有些发亮。他们的表情比较一致，都带着一点笑意，只是我爸稍稍有点拘谨，似乎还是脱不掉自卑；我妈却很自然，她正在哺乳期，怀里抱着孩子，笑意像波光一样在眉眼里闪动，又甜蜜又柔媚，一看就是个刚做了母亲的少妇，居然没有一点学生气了。
我妈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神情。记事以后，我只见她一天到晚忙进忙出，打扮上则完全是一副妇女干部的样子，梳着齐耳短发，喜欢穿双排扣的灰色列宁装。而实际上，她只是个工人文化宫的图书管理员。她的甜蜜和柔媚，还有滋润和风韵，只在那张多年以前的旧照片里。
我外公把家当败完了，他就死了，一只手还在摸牌，身子却往桌底下溜，溜下去便再也起不来，翘了辫子。翘辫子是我们这里的说法，翘了辫子就是死了。他来人世一趟似乎就是为了败他们唐家，而且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把唐家败了个精光。他的时间掐得真准。他是神还是鬼，是救了唐家还是败了唐家，真是不好说。所以后来我妈戴高帽子也是走走过场，无非说她是破落资本家的女儿。
我爸的问题要复杂一些。关于“三反”、“五反”和“老虎”，我不大清楚，我只知道“老虎”是贪污分子，因为我爸在东门盐业公司当经理，就成了东门盐业公司的“大老虎”。办案人员要李“大老虎”把吃进去的东西都吐出来，李“大老虎”说：“我冤枉啊，我没有贪污啊，怎么敢贪污呢？”办案人员便拿出雷霆手段，给他戴上手铐和脚镣，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关了多少天他忘了，人家再问他时，他便又是眼泪又是鼻涕，承认了，带人家回老家去取赃物。老家不远，过了东河大桥往东再走三十几里就到了。有三个人押着他，满眼都是开得很灿烂的油菜花，他迈着两条肿胀的腿，看着泱泱黄花，想起当年我奶奶钻进油菜地里找一块银元的情景，不由得鼻子一阵阵发酸。那三个人催他快走，他唉唉地叹着气说：“走不动呀，近乡情怯呀。”人家说这时候你还掉什么文？他说：“不是掉文，实在是怕见老娘啊！”他边走边掉泪，恳求说：“我一定老老实实把东西交给你们，但我也想请你们给我一点薄面，在我老娘面前对我稍微客气些，不要呼喝，我怕吓着她老人家。”那三个人同意了，快到我们老家时，他们把手枪放进枪套里，用衣服遮住。我爸很感激，千恩万谢，差点要趴下去给人家磕头，被人家拦住了。人家说李德民你干什么？你少来旧社会那一套！
在老家厨房那面斗砖墙的墙腰上，我爸敲破了两块斗砖，把手伸进墙洞里，像掏麻雀窝一样，掏出了两个油纸包。办案人员解开捆扎油纸包的细麻绳，揭开油纸，再把里层的报纸揭开，便看见了金条和银元。他们又把东西按原样包好，当场给我爸开了一张收条，即收到贪污分子李德民所退赃物金条多少银元多少云云。
人家写收条时，我爸低声对人家说：“这个厨房是四九年初夏时砌的，这堵墙还是我亲手砌的，很多人都看见的。”人家说：“你会砌墙？”我爸说：“你们看看墙就知道，砌得凹凸不平，实在不像样。”人家把收条给他，他把收条折了一折，放进口袋里，又指指人家手上的油纸包，说：“你们还可以看看里面那几张报纸。”人家说看报纸做什么？他说：“包东西的报纸是旧社会的，那上面有日期，你们一看就知道的。”人家说你想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你还留着旧社会的报纸？我爸还想辩解，想告诉人家这包金银是他贪的旧社会的，跟新社会没关系，可是看一看我奶奶，满头灰白，坐在灶前啪哒啪哒地拉着风箱烧火，我爸的喉咙里咕的一响，咽下了一口唾沫。
事实上那包金银真是他一九四八年在河边守盐卡子得来的。他跟我妈结婚后便小小地发了一点迹，他们经理看我外公面上，帮他一步步疏通关节，最后把他调去管了盐卡子。所谓盐卡子就是设在沿河大小码头上的盐务稽查站，专查那些走私盐船，这是一个肥差，我爸也很快就摸到了门道，从那些私盐贩子手上得了不少好处。当时局面很乱，能捞的都在捞，但我爸毕竟出身寒门，胆小，捞到手以后又忐忑不安，便想了一个自认为很绝的办法：回老家去翻修祖屋，顺便把老厨房拆了，自己亲自砌墙，搭了一间新厨房。别人见他自己动手砌墙，觉得奇怪，连我奶奶也觉得奇怪，但他没跟我奶奶说实话，还学我外公那样，跟人家打哈哈，说砌着玩玩，看看我能不能砌出一堵墙来。
当着我奶奶的面，从自己砌的墙肚子里掏出来一包东西，我爸感到非常惭愧。可我奶奶只是稳稳地坐在蒲团上烧火，煮了三个秤砣蛋，她拿了一只瓷调羹，端起碗，颤颤巍巍地把一碗秤砣蛋送到儿子手里。我奶奶说，德民哪，打湿了牙再走吧。一句话把我爸的眼泪说出来了，我爸赶紧背过身去。
大约过了有大半年，我爸忽然被有关部门叫去，莫名其妙地领到了一笔钱。这是一笔什么钱呢，是退赔吗，如果是，那就是说他没贪污。可他究竟贪没贪呢，却没有谁明确地说过什么，或者给过他片纸只字，只是把那张收条要回去了。拿着那点人民币，我爸很茫然，两包金银，都是沉甸甸的，就值这一点？也罢，人家这还是补偿你，人家不补偿呢？你能搬石头打天？一时间我爸竟是百感交集涕泗横流，又对人家千恩万谢鞠躬作揖，说感谢政府还了我一个清白，弄得人家直摇头，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我爸用这笔钱买了两块手表，一块大一些，算男式，一块稍小些，算女式，他和我妈一人戴一块。他说财去人安乐，权当一个纪念吧。纪念什么呢？不知道。其实用不着他自己纪念，人家也惦记着这件事。他毕竟手脚不干净，或者，毕竟是查过他了，有芥蒂了，不好再用他了，便让他在南杂店给顾客称盐打酱油。这是他从前当学徒时干的活，转了一大圈，他又干回去了。他称盐的手艺很绝，从不给人足秤，总要少个一钱两钱的，可秤杆却是翘翘的。翘秤一翘，顾客心里自然高兴，所以翘秤杆又叫“给笑脸”。运动一来，革命群众一揭发，一顿拳打脚踢，给他新账老账一齐算。
揭发他的是一个叫苏酒糟的人，苏酒糟揭发了他，却又偷偷地送给他一瓶虎骨酒，说喝了虎骨酒伤容易好。苏酒糟推心置腹地对他说，老李呀，按说我们是师兄弟，我不该揭发你的，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不能不揭发，你思想有问题呀，如今是社会主义，我们是在给党和国家做事，你还搞过去那一套，有什么意思呢？党和国家不要你这么搞，群众痛恨你这么搞，你这叫两头不讨好，是不是呢？我爸说老苏你揭发得好，谢谢，谢谢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