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一种腐蚀剂，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它腐蚀。人从出生开始，它就潜伏下来，像个伺机而动的特务，随时准备摧毁一切。我们强大的时候，鄙视它，觉得它是条蛔虫而已，吃一把韭菜就可以把它排出体外。事实上，我们错了，时间是液体的，分布在我们的毛细血管里，它每天排泄出我们无法察觉的腐蚀液，侵袭我们。毋庸置疑，我们都是时间的标本。能够衰老的人是有福的。
烈焰的遗迹
后山的油茶花翻着跟斗抱来成捆成捆的香气。屋脊是灰白的，瓦垄是暗红的，雨水披散，沿屋檐而下，形成幕帘。在关于故土、家园的若干词条中，我对“屋檐”几乎是入迷的。它既是家的组成部分，也是外延部分。“屋”给人笼罩、封闭、躲藏的感觉，而“屋檐”透露出关怀、怜悯、眺望、等待的暖意。我对“瓦”还心存膜拜。它是坚硬、易碎、高蹈、遮蔽、安泰的隐喻体，也是人的象征体。瓦是拱形的（对古人居住的洞穴的模仿）、均衡的（对自然的感应）、对称的（确定地理的方向性）、烧制的（对死亡的最高赞美），它有细腻的指纹和尚未褪去的体温（生命和炊烟的美学）。我不知道是否有“瓦史”这样的书，至少我没读过。“瓦史”存在了几千年，可能它寂寞地等待我们对它的书写，它的光辉比火耀眼。
在我家的右边，有一块空阔的场地。差不多在雨季后的5月，场地上摆满了圆柱形的瓦桶，垄上一码一码地叠着灰白的瓦坯，矮墙上是茅草编的雨席。通禾伯伯腰扎一条蓝色的大围裙，在矮房里做瓦。他是有名的瓦师，瘦瘦高高，用弓状的丝刀，切下泥片，双手托平，粘贴在瓦钵上，像给小孩穿衣服，再用左手快速转动瓦钵，右手细致地抚搓泥片，在旋转中泥片变得光滑，结实，向上收缩，就成了瓦桶。午后的阵雨不期而至，我们掀起雨席把瓦场盖得严严实实。一般瓦桶要暴晒七天，泥白色了，瓦桶倚在下膝，手轻拍纹线，裂开，成坯。
瓦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童年的瞭望台。后山是阴森的坟地，山尖的岩石反射闪闪的阳光，形成光瀑，湍急而下，油茶树遍野，岩鹰盘旋，带来季节的消息和死者的音讯。周边的炊烟往上涌，与泡桐香椿缠绕在一起。对面的灵山，壁立、连绵，给人压迫。瓦房低矮，四边的门是通风口。我们用稚嫩的脚踩瓦泥，黏糊糊的，捏狗，捏猫，捏兔，捏小汽车。我们对瓦房的阴凉有着似乎病态的迷恋。码起的瓦坯纵横，它的线条绷直、柔软，有臆想中的弹性。通禾伯伯的老婆，是一个患肺病的人，佝着身子，脸长而窄像两把挂刀。我们听到她“咳咳咳”的声音，就围向门口。她端个饭箕，说：“吃点心喽。”那时短粮，点心是一些烙薯、生地瓜、枣、煮土豆。大概在我读小学那年，她死于肺病。她阴暗窄小的家里，挤满了人，哭声从房间里奔涌而出，犹如放闸的洪水。前五年，通禾伯伯拖着残弱的身体，寂寞而去，他的两个儿子在外打工，只有扶棺痛哭。那片瓦房破败不堪。
他的大儿子三佗在三十一岁那年，妻子毫无征兆地暴死，拉扯两个子女长大。他的小儿子光春娶了个豁嘴的女人，在公路边盖了半边楼房。他毗邻瓦房的家成了老鼠的乐园，本来就阴暗的房子常年弥散腐败的霉味，毫无声息。我已经找不到我童年的踪迹。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看看，无由的伤感。白蚁蛀空的柱子，悬着尘埃的蛛丝，二十年前烙薯的小柴灶仍然流淌着冷却的温暖，漏雨的瓦缝，我似乎看见两个小孩，一个是我，一个是光春，在玩蚂蚁、啃蜻蜓。扭断了翅膀的蜻蜓，一蹦一跳，扑闪着断翅，蚁群团团转地围咬着。最终蜻蜓像棺材一样，被蚁群抬着，没入洞穴。苍凉的时光映照，把我鞭伤。
进我家的路口，还有一个瓦场。场主是徐枸杓，敦实偏矮，眼白很多，还有眼翳，说话有满嘴的白沫。他生了十一个子女，夭折了七个。他小儿小名十一，大我五岁，和我同年进小学。教室少一张课桌，十一每天猫着腰背小饭桌去上学。一学年没结束，就到瓦场做了最小的瓦师。十一养了两只八哥。它们在茅棚、泥堆、晾衣竿、手掌上跳来跳去。它们会说“上学啦，上学啦”，还会说“吃饭啦，吃饭啦”。
徐枸杓做不来瓦，负责秤柴，记工，来往账目。他的算盘拨弄得哗哗响，数方圆十里一二的人物。他吃泥鳅，整条进去，整骨出来。瓦场办了近二十年，被机械瓦场消灭。十一在三十岁那年，什么活也不干—他坐在村口的断墙上，对过往的熟人说：“哪里有合适的女人，介绍给我。”他的脸像磨钝的刀，粗糙，包裹着深寒。后来，他家花了三千块钱，从一千里外的贵州买了个走路会掉裤子的女人。她是我们村里第十三个贵州女人。她们和另外三个说外地话的不知哪个地方来的女人，成了老单身在荒野偷窥的对象。
现在徐枸杓差不多有八十岁了，住在从前的瓦窑里，已经好多年，没人看见他出来走走，包括他的儿子—三个儿子躲瘟疫一样躲他。他要晒太阳，就用竹竿捅开窑窗。瓦窑长了两丛茂盛的芦苇，像小女孩头上的羊角辫。他老婆是我见过的最瘦的人。我没办法去形容这种瘦，像晒干的葫芦瓤？像枯死的篦蔴杆？像谷壳？记得我小时候，吃完午饭，坐在门槛玩儿，看见他老婆挑担空粪桶回家，桶里放了南瓜、薯藤、天萝、路上捡拾的柴枝。我问：“回家烧饭啦？”她回：“他们的肚子等不及啦。”她每天做的事是：浆洗一家人的衣服，磨两锅豆渣喂母猪，种菜蔬，洗菜烧饭，看守田水，请瓦场的帮工。她的老十说：“我妈是根田七。”一辈子劳累了几辈子活的人，居然好端端地活着，年老了，脸上反而生了柚皮般的肉。童年时，徐枸杓巴掌大的厅堂，是我们看“说书”的地方，我们在饶北河游泳回来，就聚在他的饭桌边。他说他老九在部队当志愿兵，怎么怎么。他的经典台词是“老九很快要转商品粮啦”。他说故事声情并茂，流长长的口水，还时不时空出间隙骂他老婆：“晚上的米在哪儿都不知，你还不去借？听我讲古就会饱吗？”我们一哄而笑。他又骂几句。“你的石头×”，“你的南瓜×”。他恶毒的幽默的话，充满想象力，背书一样流利。
瓦窑一般在村口的荒地上，腰部埋在坡里，远远看上去，与坟墓没什么差别。窑门（像墓碑，让我想起“浴火而生”这个词）内凹，拱形，上下各一个口子，仿佛怪兽。也有垄窑，埋在斜坡，像僵死的蟒蛇。冬天，我们经常从天窗爬下去玩儿。它是浑圆的（天空的形状，也像屋顶），血红色，散发着家园的（温暖的炭灰，尚未熄灭的鼻息）的味道，悬浮的尘埃（给人在路上奔徙的痛感）让我们不停地咳嗽。瓦窑是人从洞穴迁往旷野的第一个母体。
垒窑的师傅必是温和的人，去却了燥热、浮华。枫林有六个窑，或小如坟茔，或大如庄园，或卧龙，或骷髅。它们出自一个我叫炎哥的邻居之手。十八年前，他母亲死于高血压。他举办了隆重的法事。那天的哀伤丧调改变了他此后的路。丧调成了他的生活旋律。他成了乡村唢呐手，热衷于他者的生老病死，婚嫁歌哭。
“死是容易的，而活下去更需要勇气。”他的老婆焦虑地对我说：“我已经很多年没好好睡觉啦。我好几次想死，可怎么能去死呢？”一个相邻十五年的人，我发现我还叫不来她的名字（这样的陌生让我羞耻，完全可以说是对乡村的漠视）。她的屋角与我家像一对牛角，我妈咳嗽，她就能听出我妈肺热病又犯了。她的脸有些浮肿，头发从中间往两边白，微褐，再黑，梳洗整洁。她老人一样喋喋不休。我安慰了几句，就准备回家吃饭，可她仍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抓住我的手，说：“我到了晚上，蟑螂一样在屋里窜来窜去。你知道吗？我养成了自己对自己说话的习惯。我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像是阴冷的。你说奇怪吗？你知道的，我患有健忘症，差不多有十年了，手里捏着锁匙却到处乱找。可到了晚上，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转身离去的时候，她还自语：“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其实她只有五十来岁，她大女儿是我小学同学，叫秀英。秀英是被她收养的。秀英的生母坐满月时服毒自杀而死，生父是基层领导，和早有私情的民办老师结了婚。她视秀英如己出。炎哥大部分的时光在药品说明书上度过，偶尔扛一把锄头去挖车前子、金钱草、麦冬、百合根、金尾狗脊子。有时候，他还要在夜幕降临时，到荒芜的田地去找人—他老婆拎个菜篮出去，不知上哪儿了，幼儿一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走了几十年的路，怎么会忘了呢？”他边找边嘀咕。寻找和失踪交织成一张蛛丝密闭的网。这个乡村唢呐手，他老婆得了怪病后，他再也不去田里了—他放弃了与烈日虫害干旱的搏斗，他说，明天在哪儿活都不知道，管这些干什么。他像个干硬的馒头，被热水一泡，肿胀了起来，他胖得脸圆。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享乐主义者，他靠走村串户吹唢呐维持生计，前胸挂个大鼓，后背布囊装把二胡，一边走路一边吹唢呐。在喜宴上，还客串悲喜交集的男高音。他唱歌的时候，微微地闭上眼睛，双手间或“哐”一下钹，头摇得像拨浪鼓，脖子会爬出两条蜈蚣一样的青筋，以加速感情的奔流。他翘一支烟，嘴角淌亮亮的油，牙缝塞着青菜筋。他的窗台上堆满了“柏子养生丸”、“六味地黄丸”、“上清清宫丸”之类的小药罐。屋檐下是一些黑药渣，零乱、霉烂、杂碎、暗伤，像丧失意趣的生活；孤零零地散在角落里，又像一个被抛弃的人。
上初中那几年，我经常晚上用石头砸他的瓦片—他和他的子女们组成演唱队，“咿咿呀呀”地练歌，“吭吭哐哐”地练铜乐器，吵得我没法温习功课。他家前厅围满了爱热闹的人，通常妇女的怀里抱个幼儿，男子吸着劣质烟，小孩拽着大人的衣角踮起脚尖，他（她）们时而发笑时而评评点点。听哭起来的是老人，乐队哭丧的调子，腐蚀剂一样侵入，让老人想起后山的墓地，想起多年前消失的某些重要部分。烟尘，加深的夜气，锉刀一样的男高音，让夜晚布满梦境的伤痕和尖利的喧哗。现在，他的屋子到处是疾病的留迹，像冬天的河床，凄清、冷涩、怆然。让我想起无人过往的驿站。他老婆对我说：“以后我的坟墓有瓦窑那么大就好了。”
在枫林，炎哥老婆的病是个谜，但我们终究没有执著于谜底。它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部分。
是瓦窑把人类带进了农业文明。历史书上说，蒸汽机把我们推向工业时代，而我固执地认为，是水泥消灭了我们的庄园，楼房像叠起的火柴盒，水泥路是我们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我仇恨水泥。瓦在消失，窑成了废墟，作为村庄的胎记和摇篮，我们失却了。我们无法寻找歌谣扩散的地方，无法寻找那条出生的河流，虽然它有着哀与痛，血与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