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头佬斜对面的那个卖菜妇女，我有点烦她，说不上原因。她四十多岁，坐在小板凳上，手不停地剥豆子，眼睛看着路人。她大多时候是最后一个卖菜回家的人。有几次，新闻联播都开始了，我才下班，我看见她还守着小摊子。有一次，是在春季吧，夜色缠绕了指尖，我看见整条巷子里只有她守着一小钵白玉豆。我说，白玉豆多少钱一斤。她说，六块。我说，我买吧。其实我没想买，只是想让她早些回家。她卖蔬菜，辣椒、萝卜、芋头、大蒜之类的，豆子是每天都有的，豌豆、毛豆、蚕豆，她的手指头没有空闲的时候。她的手指头短、粗，有皲裂的黑缝。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我每天路过她身边四次，她每次都说同样的话：买点菜吃吧。她的眼睛一直看着你，除非你把头转到向另一边。一次，我买豆子，我对这个有点暴牙的女人说，你一天要问多少遍买点菜吃吧。她说，习惯。我说我都听烦了，累不累啊。她说，不是讲价就是吆喝，不然嘴巴都没用处了。我说，你的吆喝是不是要在家里练习，不然你的吆喝怎么会让人听起来那么哀怜呢。她低下头，剥豆子。虽然烦她，但我还是尽可能光顾她的菜摊。我知道，一个人的声音就内心的容颜。
我住在白鸥园差不多有七年了，八角塘也走了七年。这条街道无意之中丈量了我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盛开在各自的生活里，即使是盛开得如同枯萎一般，也是所允许的，只是各自盛开的秘密我们都无从知晓。
危险的日常生活
“你过来吃饭吧。”朋友陈已经打第二次电话来了。我说，我不去了，我刚刚答应了老婆回家吃晚饭。陈说，来吧，还有两个眉眉呢。我说，我就更不去了，万一你眉眉看上我，我会幸福得跳楼而死。我是个不愿意在外吃饭的人，但我确实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吃饭了。饭局不是推托不了，而是我比较贪玩。接近下班的时候，电话特别多，不是吃饭就是玩牌。我老婆并不责怪我玩牌，即使玩到深夜一点，她也不会来电话。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看法，只是忍着不说。我玩牌仅限于几个朋友和同学，不和陌生人玩。我妈妈有一次来我家，见我深夜还不回家，她就一直坐在客厅里等我。我妈妈有严重的肺热症，捂着嘴巴干咳。她狠狠地数落我，说，你一个大男人玩得失了分寸，街上都没人了，你万一出了事这个家怎么办。我说我很少晚上在外玩，一个星期玩不了两次。“家里的矛盾就是外面玩出来的。”我妈妈说，“你爱这个家，你就少出去。”我说，男人整天焖罐子一样焖在家里，哪像个男人。
我不会麻将，陈几次对我说，你不学麻将可惜了，麻将其乐无穷。我说我一看见麻将就头皮发麻，眼皮耷拉。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一层我没说，我的朋友圈子玩麻将太大，一个晚上输赢过万，我玩不了，干脆不玩。我玩扑克牌，打三或打包分。我玩牌不指望赢，带好一定数额的钱，输光了就散伙。我的同学缪建强，十打九输，打到后来，我都不忍心和他玩牌了。他一边付钱，一边死死地看着你，付完钱，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平板头，说，这么好的一局牌，被你翻了底，你当什么作家，做一个杀手算了。我说，看到你付钱这么痛苦的样子，不如我自己输，这样我还更舒坦。他马上用手按住还没有抓上来的牌，说，谁付钱不痛苦，你也不是神，我打错牌，你骂我猪八戒。我说猪八戒是爱称，我叫我女儿叫猪八戒。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每次玩牌结束，缪建强都说，以后不玩了，尤其不和傅菲玩，赢得希望太渺茫了，哪怕赢十块钱。可过不了一个星期，他又来电话了，说，在聚点茶庄集合，老乐早到了。
我喜欢和陈玩牌。他嘴巴翘着烟，一根接一根，烟灰也不弹。大哥把陈的烟从嘴巴里取下，说，烟屁股也吸，又不是没烟。说完，大哥从包里，“啪啪啪”，甩出四包中华烟。陈说，这是公烟，你们不能抽我的啦。陈打牌喜欢偷鸡，偷鸡被捉住了，他就说，了不起一个死字，你们只要我几块钱，又要不了我的命。因为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说话也没有太多的顾忌。没人找他玩麻将的时候，他会给我一个短信：叫老大到老地方学习。老地方是指滨江茶楼。差不多在那儿玩了一个月，我说，以后大家还是不要来滨江，每天一百块的包厢费去得好怨，不如自己装修一套房子，供大家玩。陈说，还是去外贸，开车十分钟，我负责接送。
上饶的茶楼比酒店多，比较知名的有大观园、黄金海岸、陆羽茶庄、爱琴海，人多得扎堆，天花板上罩了一层白烟。上茶楼的，几乎都是玩牌的，尤其是夏天，找个屁股坐的地方都难。其实我很少主动找人打牌。我一般是替补二差一或三差一。我叫过两次周劲松，他就输了两次，我就不好意思再叫了。我不喜欢和一直输或一直赢的人打牌。我自己也一样，我赢了三次，我第四次就一定要输一些。一直赢的人，手气再好，都是缺乏度量的；一直输的人，都是一些脾气暴躁的人，或者是过于自信的人。老全喜欢和我打炸弹，他说，隔了两个星期没和老傅打牌，像缺了点什么。他说，老傅炸错了都是好的，炸弹扔出来像手榴弹扔给日本鬼子，有激情。我说我憋不住，不炸出去手会发痒。
一般的情况下，我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星期日下午玩牌。这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不是一个很忙的人。我对自己要求比较低，领导对我的要求也不高。我对物质和权力，有愿望没渴望。愿望停留在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呆的几秒钟内。我是一个生活极其简单的人，也是一个不愿意委屈自己的人。我早上七点起床，送女儿上学，到办公室八点，11点半下班回家烧饭，午休一个小时，上下午班，六点下班烧饭洗碗，晚上看电视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打瞌睡。我走到三楼，女儿就叫：“爸爸回家啦！”。她把门打开，探出半个头。我到了六楼的家门口，听到电视里又在放《西游记》。女儿从两岁到六岁，没有哪天不看《西游记》的。我老婆有点烦《西游记》，我说，难得有一个爱好，只要女儿爱看，管她怎么看。我把女儿拉在膝前，问，骢骢啊，今天老师有没有表扬你。她扯着我的衣角，仰起小脸，说，爸爸，你怎么每天问同样的问题。那你一定挨批评了，我说。“我怎么记得到这么多。”说完，她又去看《西游记》。
说起来可能有些羞于言辞，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忧虑的。我对生活的热爱，很多时候是体现在吃上。我对吃始终有一种兴致勃勃地热情。睡前，我问女儿，明天要吃什么。她张开双手横着走路，她想吃螃蟹了。她趴在地上，她想吃甲鱼了。女儿也是一个天生懂得吃的人，吃鱼唇，吃鸭脖子，吃鸡脑浆，吃鸽子的心脏，吃猪肱骨骨髓。她的胃口很少有差的时候，两岁时就自己吃饭，吃饱了，摸摸小圆肚，下桌了。她吃饱了，你给她再好吃的东西她也不吃。我很少买零食给她吃，即使要买，也是以奖赏的形式给她。我决定烧一桌家人爱吃的菜，我付出了早晨六点起床的代价。我必须在菜上早市的时候，把菜买回家。我买的菜都是原汁原味的乡间土菜。鱼是打鱼人挑担来的，鸡是小偷放在鸡店里代卖的，买这些菜，我不用讲价，他们对我都很熟。我把菜洗好切好，再去上班。菜烧了一桌，自己却吃的兴趣没了，用汤泡饭，“哗啦啦”，吃完，做瞌睡虫去了。我几乎不买猪肉，我看到肉铺，吃的欲望被彻底摧毁。
一个星期的工作，我是这样安排的：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六做版面，星期二、星期五编稿子。编稿子不需要什么时间，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接待上访群众上。每天都有上访和投诉的，有的三五一群，有的跑单帮。他们都以为媒体能解决问题，抱有很高的期望值，来到我们编辑部。我们就说媒体是反映问题，建立沟通渠道，帮助解决问题的，但无权力直接解决问题。他们就说，看来，你们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一伙的。我们是大办公室，十几个人在一起上班，上访的人一来，大家都没法上班。有时，一坐下来，有几伙人，有医疗纠纷的，有被骗的，有农民工欠薪的。有一次，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对我说：“你们做记者的，真是很辛苦。”我说，你看见街上捡垃圾的吗？一个个垃圾箱翻过去，把纸壳和易拉罐带回去。这就是记者。
当然，我对自己的工作并不抱有怨言。我不表扬人，也不批评人，我很少去写新闻稿。领导也不叫我去，他们都知道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向我反映，说我的同事某某在外面，以批评稿要挟采访对象，索要烟酒，有时还现金呢。我说，这也是“靠山吃山”吧。上饶市有十几个这样的记者，尤其是省媒体的驻地记者，金钱是新闻的唯一价值。前两年，市里查出四个假记者，以诈骗和勒索罪，分别被判二至六年。前天晚上，我在外吃饭，我小舅子打电话给我，说，某省台五套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他，要他出两万块摆平药品纠纷。我说，药品纠纷是你前任代理商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小舅子说，五套的记者要两万，不然就播出来，播出来会影响销售。我说，你去报案，这样的记者就是街上的野狗，看到骨头就乱咬，你狠狠踢死它，踢不死就操木棍把它打死。
我们拿的是绩效工资，按甲、乙、丙、丁四级打分。报纸一出来，大家不是看自己的稿子，而是到报栏上看自己的分数。每个月都有人完成不了任务，一个月完不成扣年底的奖金，两个月完不成取消评优，三个月完不成待岗。小军用一个本子记着自己的分数。他说，一期十分是死任务，无论如何要完成。他骑一辆电瓶车，在市区里蹿来蹿去。他以前在一个偏远的单位上班，提拔无望，到报社当了聘用记者。他皮肤黝黑，为人厚道，做事勤快，就是做不来新闻。他只能写一些车祸、违章建筑、110办案之类的小稿件。一篇三百字的新闻稿要错十几处，一张图片新闻要错五六个字，有时“本报讯”会写成“本报汛”。另外几个记者会小聪明，和县里的通讯员联系，通讯员发稿来，他们挂上自己的名。小军写五篇稿，要被领导骂两次。有时候，我看到小军，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尤其是夏天和冬天，一副无处藏身的样子，我会心痛。有新闻线索还好，屁颠屁颠地跑来跑去，若没有，任务还差很多工分，他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站也不安，坐也不安，隔不了两分钟又到我身边来，说，怎么办呢，还差几条稿子呢，怎么办呢。我说，小军，你不要这样紧张吧，不要把任务看得命根似的，憋出病更烦人。小军说，我按揭买房，一个月要还八百，我一家的月收入还不到二千五，上个星期，电瓶车又被偷了，已经是第五部车了。我就不再说了。我看他填出差单，一块钱的公共汽车票粘了厚厚的一大沓，一张张地粘一张张地点，反反复复，仿佛那不是一张出差单，而是一份时间报表。
八小时之外，我很少和同事在一起玩。我想，其他人也大多如此。我是一个对办公室没有过多依赖性的人。老陈不一样，整天都在办公室，没事也傻坐，坐到晚上九点才回家，报纸翻来覆去地看，或者在电话里和中年妇女聊天，双脚搁在办公桌上，声音低低的，语气暧昧。有一天晚上，我去办公室写一个稿子，老陈看见我，马上挂了电话，找了一张旧报纸，翻看起来。我写了一个多小时，他看报纸的姿势还是原来的那样，架着腿，烟灰落在膝盖上，版面还是那个版面。我知道他在等我走，想续上未完的电话。
下了班回家，我忙着洗菜烧饭，偶尔还要洗碗。我在家里说话不多，以至于我老婆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的工作不是很忙，但每天都感到很疲惫，疲惫得连说话都累。朋友陈说，不知道为什么，回到家里，不是头痛就是腰酸，有人相邀打牌，什么都不痛不酸了。我不是爱在外面疯狂的人，我很少主动约人出来玩，我喜欢坐在沙发上，看孩子摸不着头脑地玩。做手工，叠玩具，爬门框，跳刚刚学会的舞蹈。孩子玩得兴起，会说，帮我举高。我说，举几下。二十下。太多了，爸爸举不动。十下。也多了。五下。好的。我张开双手，把女儿举起来，女儿笑得有点忘乎所以。女儿六岁了，她懂的事理比我预料的还要多。上个星期一，我送她上学，我逗她，说，你自己去啊，我不送了。她瘪着小嘴说，你已经很久没有送我上学啦，我走丢了，你会伤心的。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乖宝宝，她说。我经常睡懒觉，误了送她上学，她出门了，我还在床上。有一次，她说，爸爸，我好几天没看到你了。我说，怎么可能呢，爸爸天天在家呵。“你回家我都睡着了，我上学了，你还在当懒猪。”女儿说。
若是连续在外玩了三个晚上，第四天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出去。即使老婆不说我，我也不能得寸进尺。这是尺度问题。我知道，一个家庭的裂变都是从每天产生的缝隙中开始的。一个女人，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我必须善待她，不能让她有委屈。这样说，不免有些冠冕堂皇。
我的生活确实缺乏情调，也似乎很容易让人腐朽。我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生活中有很多神秘的东西，都被我忽略了，这是粗俗的表现。这种腐朽并没有让我惊醒过来，反而沉迷其中，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