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赵一曼到了当时白色恐怖的中心上海后，为了保护自己，她先在一个四川同乡的家里以当佣人和家庭教师作掩护，但很快，她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一次伟大的工农武装暴动——秋收起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刚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遭受到了挫折。毛泽东当机立断地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浏阳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9月23日，起义部队在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形势下，白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不得不转为地下，国内革命陷入低谷。为了保存和培养干部，党组织派一些骨干秘密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赵一曼和三四十个同志一起踏上了征途。
同样是1927年9月，那天，一艘挂着苏联国旗的商船从上海黄浦江口鸣笛起航了，这是开往苏联海参崴的一艘远洋轮船。扶着船舷的铁链子，赵一曼久久地凝望着渐渐被黑暗吞没的祖国陆地上的灯火，心中默念着：“再见了，祖国！再见了，亲人们！”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对家里人说过，自己长大了要“游洋”，不禁失笑。她又想起了大姐夫给她看的那些画片。现在，她真的“游洋”了，要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心脏：莫斯科！她的心潮像大海的波涛一样起伏啊！
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
为了互相交流、学习，大家进行了编组，每组10人左右。
赵一曼这一组的小组长叫陈达邦，是湖南人，也是武汉军校第六期的学生。
上船的第二天，风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赵一曼开始呕吐。她晕船了。赵一曼的家乡在川南山区，是有名的旱码头，对于坐船，自然是不适的。以前从宜宾坐船到武汉，和后来坐船到上海，她也晕过船，但没这么厉害。她趴在那里吐个没完，作为一个男生和小组组长，陈达邦自然要照料她，关爱她，比如替她收拾呕吐物，给她送水送饭什么的，更多的是陪她说话，讲故事给她听，好分散她的注意力。一来二去，赵一曼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和很深的依赖。陈达邦儒雅俊朗，为人热情诚恳，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的身世和经历也差不多。两个人都出生在比较富足的家庭，但为了救国救民，纷纷脱离了封建家庭，成了叛逆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陈达邦也很钦佩赵一曼百折不挠的个性。
海参崴是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位于苏联、中国和朝鲜三国交界处，三面临海，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地理位置优越，是苏联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也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被称为苏联在远东的“心脏”。
从上海到海参崴，轮船行驶了一个星期，中间在朝鲜北部的清津停了一天。到了海参崴之后，因西伯利亚运输忙碌，又等了十来天，才有去莫斯科的车位。这时海参崴已经很冷了，大家住在小旅馆内，除了到华侨开的中国饭馆吃饭外，没有什么地方好去。在旅馆内又闷又无聊，大家就在街上走来走去。这时赵一曼身体还很虚弱，陈达邦就陪她出去看看风景、散散步。
由海参崴到莫斯科坐的是普通快车，沿途走了差不多两星期。到了莫斯科，他们一起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赵一曼被分配在第六班，学生证号807。学生证上都写着俄语名字，赵一曼的俄语名字叫斯科玛秋娃，很好听。她不光名字好听，人也是亭亭玉立，眼睛水灵灵的。但同学们更喜欢叫她“毛栗子”。因为她一到莫斯科后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课程中去。过去就很少梳妆打扮的她，现在更没有时间打扮了，头发乱蓬蓬的，跟毛栗子差不多。
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就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都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他屡战屡败的历史，并很快在广州站稳了脚跟。然而正是中国民主革命需要他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却于1925年3月在北京不幸与世长辞。
这位伟人在去世前一刻仍念念不忘苏联，在他的遗言中留下中俄关系的伏笔：“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首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中山大学创立时，苏联由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带来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两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等。
由于中山大学是俄语授课，赵一曼学习有些吃力，陈达邦的俄语比较好，于是经常帮助赵一曼。渐渐的，两个年轻人相互更加有了好感。他们两个人很谈得来，赵一曼觉得陈达邦这个人非常好，性格也很好，也很努力学习。赵一曼主动约陈达邦到莫斯科河边去散步，然后主动对他示爱。
赵一曼是个敢爱敢恨的人。在当时，一个女生主动向男生示爱，得要多么有魄力的个性和多大的爱的勇气啊！
事实上，在宜宾时，赵一曼就经历过一次感情的波澜。这跟她的大姐夫郑佑之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