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被押到珠河县公署警务科，被关进拘留所旁的一个阴冷、潮湿，充满恶臭味的牢房里。赵一曼叮嘱杨桂兰编造假口供，让她说自己是被临时找来侍候她的，敌人查不出实据就会放她出去。杨桂兰不同意，说不管怎么样都要跟她在一起，赵一曼说，傻丫头，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如果你能活着出去，革命就多了一份力量啊！
听说“讨伐队”抓住了几名抗联游击队员，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专程从哈尔滨赶来。珠河县警察指挥官远间重太郎立即将赵一曼交给了大野泰治。他指着躺在车上的赵一曼，向大野泰治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里跑出来的，被某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
赵一曼给大野泰治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地往外渗。”
大野泰治担心赵一曼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便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他。看见赵一曼那坚毅的神情，大野泰治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他让远间重太郎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重太郎同县公所一个姓詹的翻译商量后，决定就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审问。他们把赵一曼扔在高粱秆上，问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
赵一曼坦然地回答：“我叫赵一曼，27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
当大野泰治问她关于赵尚志抗联部队的事情时，她说：“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大野泰治问赵一曼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赵一曼机智地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大野泰治问她：“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话，赵一曼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罪恶行为，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人宣称的“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之类的赤裸裸的谎言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她所表露出来的激愤之情，看上去根本不像受了重伤。她的回答，连大野泰治也觉得有条有理。当翻译把她的话翻译给大野泰治听时，赵一曼紧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译得不全似的，翻译翻完了她又继续讲，滔滔不绝，大野泰治都不知不觉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大野泰治恼怒起来，不耐烦地说：“好啦，别扯这些闲话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便阻止她再往下说，并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流露出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杨桂兰跳起来护着赵一曼。大野泰治命令旁边的警士把杨桂兰拉出去。大野泰治狡猾地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就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大野泰治的威胁下，赵一曼仍从容地回答：“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不讲理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赵一曼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大野泰治就用鞭子抽她的手，赵一曼干脆不再说话了。
大野泰治从赵一曼谈话的内容和态度上看，觉得她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到远间重太郎的宿舍里去，后者正在那里洗手。大野泰治对他说：“这下，我们可捉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后者问：“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大野泰治说：“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教育程度和讲话的态度上看，我觉得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后者问：“那么，她的性命会不会有危险？”大野泰治说：“问题就在这里，对这样强硬的女人进行审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若是听凭她死掉，我们就立不了功啦。总之，得找一个高明的大夫来。”远间重太郎便吩咐手下叫来一个警察队员，叫他去找大夫。
大野泰治又回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还没等他张口，赵一曼就指着杨桂兰对他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的那户农民的孩子，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里来，而且她的家里肯定在惦念她，请你们把她放回去吧！”大野泰治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要是把这个姑娘放回去，谁来照顾你呢？你好好地回答问题，回答完了，我打算让你们一道回去。”赵一曼说：“这个姑娘同我的问题不一样。”她固执地要求释放杨桂兰。大野泰治本想把杨桂兰关押到另外的地方去，但又考虑到在得到情报前，不能让赵一曼死掉，还需要让这个姑娘来看护她。“这件事要由我们来决定。”说着，他又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伤口。
大野泰治长期从事特务工作，他凭着这两天来审讯赵一曼的直觉，感到面前这个中国妇女绝不寻常，绝不是一般的女性。
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清赵一曼的确切身份。
大夫来了，这是个30多岁的男人。
大野泰治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10天。”
大夫给赵一曼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完伤口后，对大野泰治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虚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和明天，那再看吧。” 大野泰治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让她多活几天。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从现在起到明天早晨，你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大野泰治的强迫命令，医生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但他怎么敢反抗，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一早，大野泰治又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士兵告诉他，夜里给赵一曼又打了三针药。
在审讯中，大野泰治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赵一曼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赵一曼一直没有改变态度。她甚至在痛楚中也没有缄默，对大野泰治说：“与其喊叫，要我别隐瞒自己的行动，倒不如用这里的事实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比如，不管你们抱着什么样的目的，给负伤的人治疗，总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不能说是正当的吧。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恐怕是难于计数的！”大野泰治疯狂地吼叫着：“别说了，你说在战争里杀人是坏事情吗？你这是胡说。”同时他心里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其他人那里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20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所需要的东西，大野泰治又增加了四五名卫兵和翻译。他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都说不知道。大野泰治对翻译说：“她的工作做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试看。”于是他们把一个30多岁的矮个子农民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大野泰治命令卫兵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撑得鼓鼓的，然后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那个农民提供了赵一曼的一些情况，说：“她是个工作人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 大野泰治又问：“在押犯里还有什么人了解她？”经过再用重刑，他指出一个人来。大野泰治说：“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吗？”又给那个村民上刑，村民略微寻思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其他的话就再也问不出来了。
大野泰治把村民指出来的那个人提出来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那个人供出：“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部会议，我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最后总是听从她的。”大野泰治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给他上刑，大野泰治说：“你以为把她说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过去了么？你这个家伙也太狡猾了。”大野泰治命令卫兵给那个人灌凉水。那个人说：“别灌了，我说。我没有撒谎，她是县委里有领导权力的人。”听到这儿，大野泰治再给他用刑，可是他除了说那几句话，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大野泰治从这20多个人的刑讯供录中，还不能确定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他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赵一曼被捕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日本人的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大野泰治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大野泰治就把他们带到赵一曼那里去。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赵一曼，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而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眼翻译，什么也没有得到。
此时，赵一曼腿部的伤口开始溃烂，严重危及生命。为了得到更有价值的情报，破坏抗日组织，大野泰治决定把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去。因为他觉得那样的审问方式对赵一曼是无用的。
大野泰治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
赵一曼说：“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
她想了一会儿，说：“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不然，我就不去。”大野泰治已经领教了赵一曼的“固执”，只好把杨桂兰给放了。
杨桂兰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赵一曼。其实这时她才16岁。去年，她听了赵一曼激情澎湃的演讲，便参加了抗联队伍，跟着赵一曼一起干革命。
现在，政委落在敌人手里，伤势如此之重，她怎么能离开呢？
杨桂兰噙着眼泪对赵一曼说：“我不走！我留下来照顾你！”
赵一曼说：“刚进来时不是跟你说了吗？多一个人活出去，革命就多一份力量啊！”
她用手轻轻拂去杨桂兰脸上的泪水，说：“不许哭！一定要回去！”
第二天，赵一曼被押上了火车。
对于如何处理赵一曼这个问题，大野泰治和远间重太郎等人在研究。
大野泰治说：“把赵一曼押起来，给她治好病，以后可以为大日本帝国服务，作为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谍。”
远间重太郎却说：“我不同意这样的安排。像这样的女人，想要她当反间谍，恐怕比登天还难。况且，她的伤势如此严重，还是杀了为好。”
大野泰治却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掌握着她的生杀大权，我就不相信她是铁打的，一点儿都不珍惜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再说了，如果我们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人的效果都还要大得多。”
远间重太郎提出自己的疑问：“对于如何处置一个人，应该首先分清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了两天的酷刑都无法让这个女人说出一件关于自己和革命队伍的事。难道，用她做反间谍，她会服从吗？”
大野泰治也认为远间重太郎说得有道理，他沉默了片刻，说：“我们就暂且不考虑杀不杀她的问题，先给她治伤，然后再做定夺吧。我就不信，无法让一个女人低头。女人毕竟还是女人啊！”
就这样，赵一曼被送往了哈尔滨市立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