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马之祸
公元９０５年３月，在黄河岸边一个叫白马驿（现在的河南省滑县）的地方，唐朝宰相裴枢等三十多名高级官员在一夜之中，全被杀害。这一行动，虽然是根据天子的命令进行的，但当时的皇帝昭宣帝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朝廷上的一切大权都由武将朱全忠（８５２—９１２）掌握着。对朱全忠来说，灭唐篡权只是时间问题。裴枢等一大批大臣被杀，正是朱全忠在夺取天下前，为了扫除障碍，对那些难以对付的人所下的毒手。朱全忠的幕僚李振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因此，对当时进士出身的贵族心怀嫉恨。这时，他极力向朱全忠调唆：
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
朱全忠笑着听从了李振的话，下令把这三十多具尸体投入黄河。以后，人们把这一悲惨事件，称之为“白马之祸”。
“白马之祸”宣告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具有深远意义。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被称作是士族制的时代，形成了一个以炫耀家世、门第为特征的所谓士族门阀特权阶层。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社会地位，这个阶层都十分优越。然而，由于士族势力的扩大，常常影响和限制了皇帝的权力。为了排除这一特权阶层，加强皇帝权力，从隋代开始，尝试实行以科举考试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官吏。这一制度如果能很好实施，就可能开辟一条在士族以外，从庶族地主阶级中产生高级官僚的道路，士族的权力将大大缩小。但是，在唐代，这一制度还不能得到很好实施，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考取科举的几乎都是士族子弟，官场依然被他们把持。他们自诩门第高贵，是清流，对出身卑微的则蔑称为浊流。这样一来，虽然有的人具有卓越才能，只因为出身门第不高，只好极不情愿地久居人下，从而使一般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加剧，对所谓清流的高级官僚的憎恨也越来越强烈。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黄巢，就是一名科举落第的书生。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由于失去了进入中央高一级仕宦的希望，就投靠地方军阀，充当各地藩镇的幕僚、书记官等。上面所说的李振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期待通过武臣的力量，打破以士族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所谓“变清流为浊流”，就是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白马之祸”正是他们压抑很久的愤懑情绪的大发泄，这一事件，宣告了延续七百多年的士族门阀制度的瓦解。
二、五代危局
“白马之祸”后两年，即公元９０７年３月，朱全忠逼迫唐朝最后一位皇帝昭宣帝“禅让”，自己做了皇帝，他就是后梁的太祖。从此，结束了持续称雄于整个东亚地区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的历史，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唐朝的灭亡，在东亚地区掀起了轩然大波。以８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唐王朝对各地的支配权开始变弱。各地的节度使不但掌握了军事大权，还掌握了行政、财政大权。他们各行其政，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统一的大唐帝国已经名不副实。特别是９世纪后半叶黄巢起义以后，朝廷的“威令”只能及于河西、山南、剑南、岭南的几十个州。国家的财政收入只能依靠都城长安与附近几个州的租税，其余的都落入了地方政权手里。但是，在名存实亡的唐朝苟延残喘期间，割据各地的军阀，对朝廷多少还有所顾忌，没有明确宣布独立。军阀们为了扩大各自的势力，还需要朝廷的权威并加以巧妙地利用。
唐朝一灭亡，对谁都已毫无约束。于是，各地的军阀相继宣布独立，建立政权。如同一把散了骨架的扇子，中国开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前后同时并存了前汉、后蜀、荆南、楚、南汉、吴、南唐、吴越、闽、北汉等十个割据王国。在中原地区，取代唐朝后以正统自居的几个政权的基础也非常脆弱，接连不断地发生权力之争。在此同时，加上经常受到北方新兴的少数民族契丹的侵扰，政权的交替瞬息万变，像走马灯似的，五十年间，先后更换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因此，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代。每一朝代，最长的也只有十几年，最短的后汉还不到四年。而这些王朝统治的地区，也只有中国疆域的一半。这是自秦统一天下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混乱时代。正如内藤湖南（虎次郎，１８６２—１９３４）博士的《支那近代史》一书第三章《五代危局》中所分析指出的：整整半个世纪，战争接连不断，这样的乱世，在中国还为数不多。
三、《旧五代史》的复原
五代的正史，现存的有新、旧两种五代史。《旧五代史》是宋初开宝六年（９７３）史官薛居正受宋太祖的敕命编纂而成的。全书共一百五十卷，原来的名字叫《五代史书》，一般则叫作《旧五代史》。又因为是薛居正编纂的，所以又称作《薛史》或者《旧史》（本书以下简称为《旧史》）。《旧史》是在宋代成立不久，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编写而成的，大致照抄五代各王朝的实录。它的编纂形式，也根据以往的正史的体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
《旧史》在宋代虽然居于官修史书之列，但在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的《新五代史》问世以后，读的人渐渐减少。特别是金代于１２０７年颁布了“新定学令”，规定在学校教科书中去掉《旧史》，只采用《新五代史》以后，《旧史》也就逐渐被人遗忘，自然，对《旧史》也就不再雕板印行了。只是，在学令发布以前刻印的《旧史》，后世还有流传。据说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就藏有这种版本的《旧史》。另外，据记载，民国四年（１９１５），有个叫江允宗的将自己所收藏的金刊本《旧史》卖给了一个广东商人，后来却下落不明。总之，早期刻印的《旧史》现在已经失传。幸运的是，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中，收录了《旧史》的原文。清代乾隆年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开设四库馆修撰《四库全书》这一规模宏大的百科全书时，曾经寻访《旧史》原来的刻本，但没有找到。于是，馆臣邵晋涵将《永乐大典》中的《旧史》原文辑录在一起，把它恢复成原来的体例。在此同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还辑录整理了其他许多已经亡佚的书，其中恢复《旧史》被认为是最大的成就之一。《旧史》再次问世后，被列入正史，成为二十四部正史中的一部。
只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旧史》不很完整，还有一些残缺。于是只好用《册府元龟》、《五代会要》等在宋代编修的书籍中引用的《旧史》原文做补充。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做到完全恢复《旧史》原来的面貌，尤其是《梁太祖本纪》和“志”的部分，重要的地方常常有脱漏。另外，根据陈垣（１８８０—１９７１）考证，在清代宫廷进行辑录工作时，本身就存在着问题，没有按照《永乐大典》中记载的原文抄录下来。由于馆臣们心有顾忌，怕触犯满清朝廷，在抄录时，不少地方故意地改动某些文字。陈垣晚年悉心致力于恢复《旧史》研究，但未能如愿，只撰写了一二篇札记。
四、感叹之书———《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私人撰写的史书，共七十四卷，正式的名字叫《五代史记》，为了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相区别，它又被叫做《欧史》、《新书》（本书以下简称为《新书》）。欧阳修在世时，《新书》还没有刻印流传。欧阳修死后，神宗皇帝听说有这样一部史书，命令进呈，然后才刻印出版，并把它作为官书之一。
欧阳修开始编撰《新书》的确切年月已经无从知道，大致的时间是在景祐四年（１０３７）到至和元年（１０５４）之间。这正是欧阳修从三十一岁到四十八岁之间，即他生活最充满波折而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在政治生活方面，由于北方民族的侵掠骚扰，国内动荡不安，官场日趋腐败。为了挽救宋朝这一衰败贫弱的局面，欧阳修拥护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提出的改革主张和范仲淹等人实行的被称为“庆历新政”的革新政策。但是，那次改革运动由于受到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不到一年就遭到失败，欧阳修也因此被贬逐出朝廷去当地方官。激进无畏、锐意改革的欧阳修就在这时写了著名的《朋党论》，斥责保守派官僚是一批庸庸碌碌的小人。为此，欧阳修也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大肆污蔑和猛烈攻击。他在那个时期撰写的这部史书中，倾注了对政治、对社会的满腔热忱。《新书》的“论赞”一律以“呜呼”二字开始，所以，它又被称为“呜呼史”。但是欧阳修本人却说：“此乃乱世之书”，感叹这个时期的中国，就像一团乱麻，战争接连不断，武人专横跋扈，所谓“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人们不知廉耻。由于过分感叹这一黑暗时代，于是，就用“呜呼”二字作为他论赞的开始。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抓住这一点，尖锐地批评说，《新五代史》只不过是一部哀挽吊祭的文集罢了。
与《旧史》以历来的正史体裁为原则相对立，《新书》仿效所谓的“春秋”笔法。例如，双方互相进攻称“攻”，大击小称“伐”，攻击有罪的国家称“讨”，天子亲自领兵前往称“征”，如此等等，一字一句，有严格区分。这说明书中每个名称的使用，都是字斟句酌，经过认真的考虑。其他如列传部分，采用《史记》的叙述方法，并广泛采集野史、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赤裸裸地揭示了乱世期间各种人的真实面目。《新书》文笔清丽，不用当时官场中通用的艰涩而又艳丽的四六骈文，而用通俗易懂的古文书写，充分发挥了作者作为文学家的才能。只是，全书的篇幅不到《旧史》的三分之一，记事也过于简略。“志”的部分，只有《司天》（天文）、《职方》（地理）二卷，其他有参考价值而应该设置的，例如《食货志》等，也都省略而没有编写。为此，受到了后世学者的批评。但是，《新书》把五代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对产生了五代好几个皇帝的沙陀族的起源（卷四）、宋代兵制渊源于五代兵制及其变迁过程（卷二七）等，都在论赞中加以简明扼要的论述。《义儿传》（《养子列传》），《伶官传》（《俳优列传》）等篇目的设立，鲜明地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尤其是对史实的论证，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注意利用古文书和碑刻资料进行考证，对难以考证，不能确定的问题，则坦率地加上附注：“俟考证”。
由此可见，《新书》是一部具有独特见解的出色的史学著作。
五、对后梁的不同评价
由于五代的正史存在着新旧两书，清代以后，关于两书孰优孰劣的争论十分激烈。我们认为，这两部史书各有长短，不能一概而论。内藤湖南博士因为新旧《五代史》和类似的新旧《唐书》的编纂方法不同，指出宋代的史风有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新书》以后出现的司马光（１０１９—１０８６）的《资治通鉴》的叙事方法，和欧阳修是一致的，五代部分更是如此。
可是，对我们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两书对五代各王朝评价的不同。由于《旧史》以实录作为主要材料来源，对五个王朝给予对等的地位。在记事时，大体上站在“公平”的立场上。而《新书》则按照欧阳修的史学观点，夹入了他大量的好恶褒贬，不惜对史料自行取舍。特别是对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即由朱全忠（原名温，全忠是唐朝赐给他的名字。他当了皇帝以后，改名炅。但在我们日本国，习惯上都称他为朱全忠）建立的后梁的评价，两书迥然不同。南宋著名学者洪迈（１１２３—１１８７）在《容斋随笔》中，以“朱梁轻赋”为题，对朱全忠及其建立的后梁王朝作了如下的评论（《容斋三笔》卷一〇）：
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余，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汙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间，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于河上，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丘园可恋故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饥馑，不四、三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
予（洪迈自称）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洪迈引用的这段《旧史》的记载，在《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都没有见到。所以，在复原《旧史》时，就把它采录进去，作为该书《食货志》的叙论。也就是说，全靠洪迈在随笔中的记录，使《旧史》的这段文字能够传到后世。从这个意义上说，洪迈的功绩不小。
但是，洪迈指责欧阳修的《五代史记》对后梁的攻击最激烈，则不符合事实。“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新五代史》卷二）。从欧阳修的这段话里，可以知道，从五代时候起，后梁就一直没有被认为是正统的政权。宋太祖时候编修的《旧史》，虽然对五代的五个王朝同等看待，但接着继位的太宗使人制作五代年表的时候，并没有承认后梁的正统地位，而将其作为伪政权。还有，在真宗时候成书的《册府元龟》中，帝位部分的排列次序，紧接着唐朝后面的是后唐，把后梁置于闰位部，与十国一样作为非正统的王朝。所以，在宋代，自从太宗以后，后梁是僭伪王朝的观点占着支配地位。欧阳修却一反传统的观点，把后梁和其他四个王朝并列。有人指责说：“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欧阳修回答说，《春秋》中对自立的君主都是如实记录，不加回避。因此，不抹杀后梁的存在，是和《春秋》笔法相一致的，有罪恶就记录罪恶，这样才能使后世都知道他的罪恶。另外，有的论文认为，五代的皇帝，全都是乱臣贼子，不应该认为只有后梁才是僭伪的政权，这就是所谓的正统论。总而言之，在欧阳修看来，后梁固然是应该受到批判、谴责的，而其他的四个王朝也差不多，都不能被认为是正统的政权，可以说，其他四个王朝和后梁是在同一行列之中。因此，洪迈批评欧阳修有偏见似乎是不妥当的。
六、近年来对后梁的评价
近年来，有人根据洪迈的记述试图改变对后梁的评价。其中之一是嵇文甫的《朱梁的农村复兴热》的论文（载《食货半月刊》一卷五期，１９３５年２月）。文章论述了朱全忠复兴农村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灾荒救济事业和发展农业、任用良吏，等等。文章强调指出，朱全忠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绝不是因为他为人仁慈，为人民着想，而是为了达到“足兵足食”这一富国强兵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１９５９年，正当围绕对曹操的评价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要对朱全忠进行重新评价，认为他是一个比曹操更为出色的帝王（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５９年第１期）。但是，也有人以朱全忠背叛黄巢农民起义军，投靠唐朝，是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首领这一点进行反驳。只是这一争论没有如对曹操的评价那样全面展开，影响不大，不久就销声匿迹，不了了之。
在中国有“翻案”这样一句话，原意是推翻已经作了明确判决的案件。但是现在意思有了转变，常常被用来作为推翻过去对某一事件所作的结论。所有学术问题，都可以反复翻案。
其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和立场不同，常常发生变化。然而，在本书中出现的五代宋初的帝王，如果除去朱全忠，到目前为止，黑白颠倒，明显地要给予翻案的还没有，对他们的评价，大致沿袭欧阳修等北宋时人的观点。唯独对朱全忠及其建立的后梁王朝的评价问题，意见一直不大统一。
七、现实中的朱全忠
如前所述，最近在中国，朱全忠作为农民起义的背叛者受到谴责。在这里，对这种道义上的罪恶暂且另当别论。朱全忠打破了唐朝三百年的传统，对当时名义上还存在的唐王朝的权威加以否定，在中原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他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上，他及他所建立的后梁政权，排除旧的传统习惯，充满革新精神。
朱全忠出生在宋州（今属河南）砀山午沟里这个小地方，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父亲朱诚在乡里教授五经，是当时一般的下级知识分子，很早就去世。为生活所迫，朱全忠的母亲带领三个儿子到萧县刘崇家里帮佣干活。平时，孩子们也被逼迫着参加劳动。朱全忠虽然年纪最小，却十分倔强蛮横，常常不听主人的话，因此不断受到主人的打骂。乾符四年（８７７），山东地区爆发了黄巢农民起义。当时，朱全忠的大哥已经死去，他就和二哥朱存一起离开刘家，参加了起义军。朱存在黄巢军队进攻广东的时候战死，而朱全忠随起义军进入长安，并被提升为统辖一支军队的大将。正在这个时候，唐朝廷传檄命令各路军阀集中到都城附近，使黄巢起义军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境地。朱全忠看到形势不妙，黄巢无法夺取天下，就投降了唐朝。唐朝廷十分高兴，赐给他全忠的名字（原名温），并任命他担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接着，他与出身沙陀族的李克用一起，镇压了黄巢农民起义军。以后，他以黄河与大运河交汇之处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人繁财富”的汴州为根据地，合并周围各军阀，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朱全忠能够取得这样快的进展，原因之一，正如《旧史·食货志》所记载的，是他实施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措施。而这又与他很早失去父亲，给别人帮佣干活，对生活的艰辛有深刻体会有关。
妄图篡夺天下的朱全忠，故意靠拢朝廷，并为朝廷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杀死了当时控制朝廷和各地大权的全部宦官。另外，如本书开头所叙述的，制造了“白马之祸”事件，杀掉了一批士族高级官僚。于是，没有多久，他夺取了唐朝的帝位，建立了后梁。由此可知，他大肆杀戮宦官和高级官员，并不是真的要帮助朝廷，只不过是为夺取天下所采用的手段而已。朱全忠在建立后梁以后，继续推行排除宦官、打击士族的方针。在他即位不久，吴越王钱镠上表为一些宦官说情：
宦者周廷诰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祸至此。非刘、韩之党，乞原之。
朱全忠则答复说：
此属吾知其无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于彼，谕以此意。
朱全忠充分认识到宦官集团是实行改革的绊脚石，绝对不能让他们恢复势力。为此，他还改变了唐时让宦官担任枢密使和崇政院使的做法。在任用士人的制度上，朱全忠也进行了改革。以高级官僚为例，“白马之祸”时，在免受其害的唐朝旧臣中，有一个叫苏循的，为朱全忠篡唐称帝帮了大忙，他自以为有功，十分骄横自负。朱全忠一即位，他又极力吹捧献媚，从早到晚妄想得到重用，当上宰相。大臣敬翔却对朱全忠说：
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风俗，循父子皆无行，不可立于新朝。
朱全忠接纳了敬翔的意见，没有重用苏循父子，迫使苏循等人以原是唐朝的大臣为理由引退，只好北上投靠李克用。由此可见，后梁的用人政策是，排除在唐朝时候有权势的一伙人，而起用在白马驿站建议把士族官僚们投进黄河的李振等一直受压的下级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并不留恋唐朝，也很少支持传统的习惯势力，由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能够帮助朱全忠制定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设国家的策略措施，符合朱全忠本人的意愿。
八、后梁的风气
后梁的风气，比较讲究实际，面对现实。这首先表现在把国都定在汴州（又称大梁，即现在的河南开封）。自古以来，历代王朝的都城几乎都设在洛阳或长安，能在这两个古都称霸，意味着统治全国。朱全忠放弃这两个地方，在汴州这座新兴的经济城市定都，自有道理。这是因为汴州是朱全忠的根据地，而古都长安经唐末战乱已经荒废衰败。但最主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原因。上面已经提到，汴州是连结中原和江南的大运河与黄河的汇合处。南北朝以来，江南的开发很快，到了唐代中期，在经济上，江南和中原地区相比，明显地处于优势。唐代时候，都城长安粮食不足，必须依靠从江南专程运来的稻米。定都开封以后，可以改变从大运河运来的江南物资必须在汴州中转、改由黄河逆流而上再运到长安的情况。从此以后，从江南运往都城的物资，用不着中途转运，可直接到达，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定都汴州，正是为了适应这一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在这以后，除了后唐有一段时期都城不设在汴州外，五代其他各王朝全在这里定都。开封城也不断得到整修发展，到了北宋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长安和洛阳再也无法东山再起，重新成为全国的首都，而退居为地方都市。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后梁所起的作用是必须大书一笔的。
后梁表现出来的注重实际、面对现实的第二个方面，是修改唐代的法典。开平四年（９１０），后梁朝廷颁布了称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的法律文书。这一法律文书已经失传，无法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后唐庄宗时候在寻求唐代律书时，御史台上奏时曾提到过。奏文说：“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廷之法。”从这一记载可以知道，后梁制定的法律为了适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唐代的法律进行了较大的删改、补充。而把前朝的法律文书没收焚毀的做法，显示了新政权对唐王朝加以否定的非凡勇气和魄力。
在后梁，倡导这种务实风气的代表人物，是朱全忠的重要谋臣敬翔。关于敬翔，《新五代史》梁臣传中有他的传。他出生于同州冯翊（今属陕西），是唐朝皇族的后裔。唐代末年，敬翔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只好投靠汴州的一位同乡，干一些替人代笔写信之类的事，后来结识了朱全忠。同李振一样，他在唐代时，也是一个没有被朝廷任用的下层知识分子，然而却受到朱全忠的信赖，为后梁王朝的建立立了大功。后梁建国后，起初被选任为崇政院使，不久，被提升为宰相。敬翔轻名务实，否定对现实毫无用处的虚名和那些毫无意义的繁文缛礼。他第一次见到朱全忠的时候，朱全忠问他，《春秋》一书中所记述的用兵方法，可以为我用吗？他回答说：“兵者，应变出奇以取胜，《春秋》古法，不可用于今。”朱全忠听了，十分高兴。接着敬翔又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意见。另外，后梁末帝继太祖（即朱全忠）以后即位时，按照过去很多皇帝接位的礼仪，要举行南郊大礼。但敬翔认为这是慕虚名而实受弊，表示坚决反对，最后终于没有举行南郊礼。实际上，当时的后梁也没有这个力量举行这种大礼。
就这样，朱全忠任用敬翔和李振等下层知识分子作参谋，立场鲜明地提出与唐朝根本不同的方针。但是，朱全忠的统治还没有达到整个中原地区，政权的基础也不巩固，特别是与山西军阀李克用争霸中原的战争接连不断，最后惨遭失败，后梁没有能把改革进行下去就灭亡了。
九、后唐的建立
与全盘否定唐朝方针的后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灭亡了后梁而建立的五代第二个王朝———李存勖的后唐。
后唐王朝是沙陀族建立的政权。沙陀族是属西突厥系统的一个部落，从唐中叶开始，乘中国内乱之机，逐渐渡过黄河南下，进入山西省北部地区，在晋阳（太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加入了军阀集团。族长朱邪赤心由于帮助唐朝镇压内乱有功，唐朝赐他姓李名昌国，他的儿子李克用被封为晋王。李克用一只眼睛失明，被人称为“独眼龙”，是一员十分勇猛的武将。黄巢占领长安后，李克用接受唐朝的请求，率领沙陀族精锐部队进攻黄巢农民起义军，收复了长安。不久，和朱全忠一起追击向东败退的黄巢农民军，并最后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从此，李克用的威望越来越高。不过，他虽然是镇压黄巢农民起义的第一大功臣，但由于出身其他民族，得不到朝廷的完全信任，相反地落入了老奸巨猾的朱全忠的圈套，背叛了唐朝，戴上了朝廷的叛逆这样的罪名。而朱全忠则受命出兵对他进行讨伐，以前在李克用周围支持他的军阀也转而倒向朱全忠一边，李克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他的根据地晋阳也被包围，甚至一度想逃离晋阳。幸亏敌军营中发生流行病，被迫退兵才解了晋阳之围，李克用也才得以守住剩下的几州。由于这次败仗，李克用完全失去了在朝廷的发言权，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朱全忠篡夺天下而毫无办法。不久，就在朱全忠建立后梁的第二年，李克用怀着无限怨恨离开了人世，他的长子李存勖成了他的继承人。
后梁成立的时候，首先表示反对的是李克用。李存勖继承父志，决心一定要打倒后梁。他在征服了东方强敌河北三镇以后，向南推进，隔着黄河同后梁进行了连续十几年的拼死搏斗。李存勖英勇善战，被称为“战术天才”。开始时虽然形势不利，但是不久就势力大振。可以说，朱全忠的死是很幸运的，因为９２３年，李存勖终于攻入开封，灭掉了后梁。在此以前，李存勖已经在魏州（今属河北）称帝，宣布建立新政权，国号为唐，李存勖就是后唐庄宗。
十、后唐的倒行逆施
李存勖把国号定为唐，这是因为他的祖先从唐代起被赐予和唐朝皇室相同的李姓，以此表示他是唐王朝的继承者。就如恢复唐朝旧国号一样，庄宗一建国，就全部改变后梁所实施的政策，恢复唐代旧的一套。首先，把都城从开封迁到洛阳。如前所述，随着经济中心向东南转移，唐代时候的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已经不适宜再作首都，后梁定都于开封，这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措施。就连庄宗也认为长安太偏僻而避免在那里定都，只好把都城设在离开封很近的唐代时候的东都洛阳，以此作为唐朝再兴的象征。另外，把导致唐末政治腐败的元凶，在后梁时已被放逐的宦官重新召回朝廷，把崇政院改为原来的枢密院，和唐代时候一样，任用宦官掌管。还有，废除后梁的法律，恢复唐代的法律。
支持后唐这些复旧政策的，是唐末以来混乱时期因避难来到山西的门阀士族。其中有一个叫李袭吉的，他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的后代，唐代末年曾考中过进士，但不久来到山西，深受晋王李克用的宠爱，担任了李克用身边的掌书记之职。他多才博学，熟悉唐代的典章制度，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李克用受到朱全忠攻击，李袭吉受李克用之命，写信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读了信，对他的文章非常赞赏，惋惜地说：
李公僻处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
于是，朱全忠立刻命令敬翔写了回信，但是文章远远不及李袭吉，从而更加提高了李袭吉的声望。有一次，李袭吉在上书回答李克用的提问时说：
伏以变法不若养人，改作何如旧贯！
这充分表明，他不希望改革，是墨守唐朝旧的一套，思想保守的知识分子。与后梁敬翔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二人思想方法的不同，反映了两个王朝政策的背道而驰。
在如此复古守旧的政权统治下，后唐的官场中，注重门第、家世的风气同唐代时候一样，十分浓厚。宰相必须从唐代的贵族中选拔，结果，没有什么才能的豆卢革、卢程由于出身名门而被重用，致使权倾将相的一代功臣郭崇韬在豆卢革等人的吹捧下，硬把自己攀附为郭子仪的后代。在任用官吏时，也以门第的高下为标准。原来跟随李存勖的部下向他求官，他却说：
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
还有，妥善解决了山西军阀的财政问题，对后唐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孔谦，多次要求担任主管财政的租庸使，但都由于出身门第不高，受到大臣们的反对，未能如愿以偿。
后唐实行这些与时代倒行逆施的政策，是因为在庄宗看来，宿敌已经打倒，天下太平，万事大吉，可以安享富贵了。于是，他不理朝政大事，整日沉湎于声色酒乐之中。结果，正如《旧五代史》所批评的那样，为了满足庄宗出外游娱需要的大量费用，孔谦等对百姓横征暴敛，拼命搜刮。尽管如此，国家财政还是十分困难，常常连军队的给养都不能按时发放。在灭亡后梁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士兵，由于迟迟得不到足够的赏赐，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终于在魏州发动了叛变。庄宗命令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赶赴镇定平定叛乱，反而被叛乱的士兵拥立为首领，掉转马头，一举攻下了开封城。洛阳的后唐士兵见形势不妙，赶快杀死了庄宗，投降了李嗣源，从而结束了庄宗三年的短暂统治，由李嗣源即了帝位。他就是后唐的明宗。
十一、名君明宗
后唐明宗也是沙陀族人，并且出生在一个没有什么名望的平民家庭中，被李克用选为养子。李克用作为唐末五代称霸一方的大军阀，为了笼络部下，培植亲信，把帐下一些有才能的青少年收为养子，明宗李嗣源就是其中一个。
明宗为人淳朴忠厚，关心别人，堪称五代时期的名君。他一即帝位，就处死了作恶多端、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孔谦，由出生在开封，在后梁时掌管财政并作出了很大成绩的张延朗担任新设的三司使。这一处置，大概是为了安慰那些受庄宗的横征暴敛而怨声载道的河南老百姓。另外，还采取了纠正赋税不均、允许农民自己铸造农具等奖励发展农业的措施。为了加强皇帝直接掌握的军队，明宗还建立了一支指挥自如、忠心尽责、称作侍卫亲军的警卫部队。这样，在明宗统治的七年中，持续了一段在五代中少见的比较安定的局面，人民也稍稍得到了休养生息。接着，明宗又继续完善了侍卫亲军和三司使的制度，为五代以后的各王朝继承和发展，对强化皇帝权力作出了贡献，至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对五代的制度横加指责的欧阳修，对侍卫亲军制度却不得不承认：“惟侍卫亲军之号，今犹因之而甚重，此五代之遗制也。”（《新书》卷二七）换句话说，如果要追溯宋太祖和太宗二朝所完成的君主独裁制度，有不少是开始于后唐明宗时候，明宗被称为五代名君的原因正在这里。
明宗充分认识到，自己出身于少数民族，不能像庄宗那样，一当皇帝就忘乎所以，因此，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们：
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吾见庄宗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
另外，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宫中仰天祷告：
某蕃人也，遇乱世为众推戴，事不获己，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
按照宋人范仲淹等的解释，明宗的祝愿，使“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 由于宋太祖生于明宗统治期间的天成二年（９２７），所以，宋朝的大臣就用明宗的这段话加以牵强附会，实际上都是他们捏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从中我们总算弄清了本书主人公之一的赵匡胤的出生年代及其时代背景，从下一节开始，我们将转入叙述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成长经过。
十二、五代帝王谱系
明宗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闵帝继承了帝位。紧接着，明宗的养子李从珂起兵反叛，杀掉了闵帝，自己做了皇帝。然而，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便被明宗的女婿、武将石敬瑭灭掉。石敬瑭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称为后晋，他就是后晋高祖。而后晋又被石敬瑭的部将刘知远（后汉高祖）推翻，建立了后汉政权。三年后，后汉的军队又拥立刘知远的部将郭威做了皇帝，灭亡了后汉，建立了后周。郭威就是后周太祖。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到，后唐以后，政权的交替就像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而各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后唐的将领。也就是说，后唐以后交替出现的三个王朝，只不过是后唐山西军阀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皇位斗争的结果。事实上，当后唐庄宗开始与后梁隔黄河而战的时候，他的军队中有五人以后都成了皇帝。因而，五代除了后梁外，其他四个王朝同属于一个系统，只有后梁属于另一个系统，是与山西军阀相对立的河南军阀建立的政权。这些王朝虽然都没有能够统治整个中国，但是后唐以后各个王朝，都把后梁作为僭伪的政权加以排斥，其原因就在这里。总之，可以这样说，五代时期，前半段是河南军阀与山西军阀的对立抗争，后半段是取得胜利以后的山西军阀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
不言而喻，山西军阀能够战胜河南军阀、称霸中原所依靠的力量，是作为山西军阀主力的精悍无比的沙陀族军队。但是，也不能忽略支持这支军队的山西地方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一因素。自古以来，山西晋阳附近，以盛产铁闻名全国。在五代军阀割据时期，有了铁就保证了制造武器的材料来源。由于这一点，山西军阀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在此同时，他们又通过贩卖铁器到其他地方去的办法，在经济上得到很大利益。
山西除了盛产铁外，还产石灰和银等。另外，当地的特产还有明矾，这是鞣削兽皮所必不可少的物品。五代战乱之世，皮革作为生产兵器的原材料，需要量急剧增加，山西军阀不但用这些物资制造武器装备，还贩运到其他地方牟取财利，这使他们势力大增。尤其是李克用的一个名叫李嗣昭的养子，他和他的妻子拥有巨大的财产，他用这批财产帮助山西军阀阻止住了后梁的进攻，对扭转局势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又是李嗣昭的家产，使后唐的财政困难得到缓和。而石敬瑭能够当上皇帝，也全靠用李氏一家的财产贿赂契丹，从而得到契丹的支持。
后唐依靠强大的军队和雄厚的财力打败了河南军阀，统治了中原。但是，要巩固在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都比自己先进的地区的统治，则并不容易，必须改变原来的一套统治方法。庄宗却无视这一变化，逆时代潮流，实行了一些反动的、倒退的政策，使河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致使反抗的浪潮日益高涨，他的统治也只维持了两年时间，就土崩瓦解。明宗在全面修正庄宗政策的同时，起用河南籍的士人管理财政。如前所述，这一措施是为了缓和被征服地区人民激烈的反抗情绪。另外，后唐进入河南以后，必须充分地依靠河南的经济力量，所以，任用熟悉本地情况的河南人担任管理财政的大臣是非常必要的。在明宗时代担任三司使的河南人张延朗，在后唐灭亡时，触犯了后晋高祖石敬瑭而被处死，可以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能胜任三司使的人选。据说石敬瑭对杀死张延朗感到十分后悔。后晋时期，担任三司使的刘审交（籍贯幽州）、李崧（籍贯深州）等也都是河南人，而后汉与后周时期被任命为三司使的李谷（汝阴，属安徽）、景范（长山，属山东）、张美（清河，属山东）等人都出生于河南周围的州郡。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期，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的山西军阀，在经济上却不得不依靠河南人来管理。
后唐以后，另一股大的势力是河北军阀。河北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安禄山、史思明的根据地。据说在安史之乱被平定三十年以后，河北人还尊崇安禄山、史思明为大圣人，可见反抗中央政权的气氛依然十分浓厚。唐代后期，残留在这里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党羽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军阀集团，屡屡对抗朝廷，摆出一副企图继续独立的架势，被称为“河北三镇”。进入五代以后，他们表面上装出顺从后梁的样子，但实际上是在窥测时机，准备反抗。对后梁来说，河北三镇是一股可怕的势力，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果然，不久河北军阀就背叛后梁，投靠了山西军阀，使形势立刻大变。晋王李存勖不但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成了左右中原形势的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首领。河北三镇投靠山西军阀以后，他们的军队被山西军阀合并，并成为以后各个王朝的主力部队。建立后周的郭威和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等都是河北出身的武将。五代后半期，由于山西军阀内部的争权夺利，使政权从沙陀族出身的石敬瑭、刘知远也即山西军阀的嫡系手里，转移到河北系统的汉族武将手里。后周一成立，在山西晋阳的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宣布独立，自命为后汉的当然继承人，仍旧用汉作国号，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北汉。
这样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五代是河南、山西、河北三大军阀势力在中原进行角逐争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