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7日，端木蕻良应臧云远的邀请和萧红、萧军、聂绀弩、田间、艾青等，从汉口动身去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当时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要开辟一个文学系。虽然那所大学挂了个牌子，设有校址，里面却异常混乱。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源源而来，竟达五千多人。那时，端木蕻良、萧红、萧军都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下旬，晋南战局起了变化，日本人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准备向宁乡撤退。而端木蕻良、萧红、塞克、聂绀弩等，则跟随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从临汾向西南方向移动，取道风陵渡，坐火车驶向西安。萧军没有和他们同行，因为他准备弃文从军，重操旧业，直接参加抗日部队打游击。在萧红离开临汾的时候，萧红和萧军再次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萧军提出：还是各自走各自的路，将来见面时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分开。萧红回答：“好的。”但是在心里，萧红一定是痛苦不堪的。毕竟是六年的患难共处了，她对萧军非常不放心，她知道萧军做事莽撞，就希望端木蕻良能设法和萧军同行。萧军知道以后，断然拒绝。当火车开出临汾站的时候，萧红默然地呆望着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的萧军，她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开始湿润了。
在通往西安的火车上，丁玲邀请端木蕻良、萧红、塞克、聂绀弩等为她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个剧本，以便到了西安可以立即公演。于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由塞克记录。不多时，一部三幕剧《突击》就在火车上诞生了。《突击》讲的是山西太原附近的农民，惨遭日本人侵略以后，起来进行武装反抗的故事。端木蕻良在《突击》的《公演特刊》上撰文说：这个剧本的设意和制出，“其实都是塞克一个人”，而参加意见和商榷的则有其余三个人。后来剧本《突击》刊登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七月》的第十二期上，署名：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突击》在西安公演时是公开售票的，为此丁玲的“战地服务团”还赚了一笔钱，除了添置些服装设备、改善伙食以外，还买了一架照相机。照相机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有了照相机，大家便可以奢侈地拍照留影了。现存的那极少的几张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合影差不多都是用这只相机拍的。
在西安的那段日子里，有心的聂绀弩发现：这一段时间里，端木蕻良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萧红的机会。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萧红曾拜托聂绀弩说：端木蕻良想要她的一根小竹棍，她答应明天再说，萧红准备第二天骗端木蕻良说，小棍已经送给了聂绀弩，请聂绀弩帮忙承认。看上去那只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棍儿，二尺多长，小指头粗，有二十几节，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于是聂绀弩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萧红郑重其事地请聂绀弩一个人到饭馆吃饭，而且专门要了聂绀弩爱吃的菜和酒。那一天萧红自己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只是默默地望着聂绀弩，“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饭后，萧红对聂绀弩说她有件事对不住他，并请他原谅她，原来她食言了，她把小棍送给了端木蕻良。看到萧红如此认真的样子，聂绀弩大概吓了一跳，他再三追问这小棍是否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萧红把头望着别处否认了。但在以后的对话中，聂绀弩感到萧红的声音在发颤。然而，得到小棍的端木蕻良在同伴之中显得格外得意。就在当天，端木蕻良特别横操小棍，神气十足地和友人们合影一张。
不过据端木蕻良后来回忆说，当时小棍子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只是因为塞克喜欢制作小棍子，手里常常拿着一根很精致的木棍，端木蕻良看了非常羡慕，也想要一根，萧红说她有一根可以送给端木蕻良。可是别人知道了都想要，聂绀弩也想要。当时聂绀弩穿的是老式长衫，而端木蕻良穿的是马裤、皮靴、夹克，和小棍子很相配的。但是萧红又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把小棍子送给端木蕻良，于是就对大家说，她把小棍子藏起来谁找到就给谁，同时又悄悄告诉端木蕻良，小棍子就藏在门背后。端木蕻良当着大家的面走进屋子，假装东张西望地走了两圈，然后直接把手伸到门背后，小棍子当然就归端木蕻良所有了。假如说“小棍子”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得到小棍子的端木蕻良确实也得到了萧红的青睐。那时候他们在西安，住在一个叫七贤庄的地方，住房很宽敞，每人一间房。那里也是八路军办事处，所以这些文人和战士们同吃一个食堂。萧红当时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她身上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萧红想打胎，但战争时期在西安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医院，为此萧红非常苦恼。在萧红极为烦躁的时候，端木蕻良就常常陪萧红散步，或者到处去郊游。有一次，他们来到西安著名的碑林，在四百一十四厘米高，一百一十三厘米宽的唐代“同州三藏圣教序碑”前，端木蕻良大显他清华历史系出身的功底，从“圣教序”的内容一直到书法家褚遂良疏瘦劲炼的书法风格，把全碑二十九行书法里的每一个字都讲解得滴水不漏，这使非科班出身的萧红大为佩服。他们俩人的接近和日益发展起来的亲密关系在外人眼里似乎真的有些不一般了，并引起了议论。
半个多月以后，聂绀弩和丁玲到延安去转了一圈又回到西安，当他们刚踏进“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住处的时候，端木蕻良和萧红闻声一起从丁玲的房屋里出来迎接，没想到，来者当中多了个萧军。萧军是在到五台山的中途转道去了延安，遇见丁玲和聂绀弩之后便跟着来的，大概是因为他心里还惦记着萧红。不料，意外的相见使大家相当尴尬，端木蕻良又有些手足无措，干脆上前一步和萧军拥抱了一下。据聂绀弩说，他亲眼目睹了这戏剧性的一幕，连忙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可是端木蕻良紧跟进来，拿着刷子帮他刷衣服上的尘土，聂绀弩听见他低着头说：“辛苦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忙。”这里显示出端木蕻良心里是在害怕什么要发生的事。
端木蕻良在几十年以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他说：那天萧军跟着丁玲从延安回到了西安，然后便在一间大房间里胡乱地按着一架破旧的风琴。当时房间里只有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三个人。萧军一面按琴一面背对着萧红和端木蕻良，气氛有些沉闷。过了一会儿萧军冷不防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和丁玲结婚，你跟端木结婚……”端木蕻良听了顿时感到非常突然。他觉得萧军这种态度，就好像是把萧红当作一件自己不要的东西，顺手摔给他似的，同时他觉得这是萧军对他人格上的侮辱。端木蕻良认为自己一向只是把萧红当作姐姐来看待。萧红比他大，又有过两次同居的经历，身体也很不好，因此端木蕻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和萧红结婚。至于萧军说他要“和丁玲结婚”的话，或许只是想气气萧红。果然，萧红听了勃然大怒。她对着萧军说：“你和谁结婚我不管，难道我们结婚还用得着你来主婚吗？”晚上，端木蕻良在房间里听到萧红和萧军在隔壁房间里吵架，只听萧红大声地说，“……你把我给你的信件退给我，我把你给我的信件退给你……”萧军不肯，而萧红则毫无保留地把萧军的信件退了回去。两人彻底闹翻了。端木蕻良眼见着事态如此急剧发展，看到萧红公开受到萧军的奚落，而自己又一向是对萧红极为尊重的，经过思考，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在萧红一边。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端木蕻良正式向萧红表示了自己态度。
可是不到两天，萧军又改变了主意，也许是他想到萧红已经怀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喜欢孩子的人，他希望留下那个孩子。于是便想同萧红和好。可是萧红离心已定，断然拒绝。萧军不罢休。一天半夜，端木蕻良已经入睡，萧军“哐”一脚踢开了端木蕻良的房门，气势汹汹地说：“端木，你起来！”端木蕻良只好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小心地询问：“干什么？”萧军说：“走，我们去决斗！”端木蕻良连忙问：“到哪里去决斗？”萧军回答“野外！”端木蕻良立刻联想到外国小说里的镜头，于是有些放心了，便说：“决斗也应该找一个证人。”不料萧军回答：“我们不用证人！”正在端木蕻良磨磨蹭蹭穿外衣的时候，萧红闻声过来。一进门，萧红就严厉地说：“萧军！这里是八路军的办事处，你不能耍野蛮。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你要是把端木弄死了，我也会把你弄死！”萧军无奈，只好收场。虽然萧军的决斗计划没有实行，可是萧军又采取了新的行动，那就是端木蕻良和萧红走到哪儿，萧军就在一二百步距离的地方跟到哪儿，而且手里还拎了一根粗大的棍子。这使端木蕻良和萧红感到浑身不舒服，他们计划要离开这个地方，主要是离开萧军。等到他们发现萧军决定去延安的时候，正巧萧红的老朋友池田幸子也来信说，她一个人在武汉十分寂寞，希望萧红回武汉。
于是4月里，端木蕻良和萧红双双回到武昌。为了落实住处，他们找到了蒋锡金，蒋锡金还不知道萧红萧军的离异，他告诉端木蕻良小金龙巷的房子欠了三个月房租，如果付清就可以去住，端木蕻良马上说由他来付。蒋锡金又问萧红住在哪儿，萧红说要住到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那儿。这一次端木蕻良和萧红都没有讲真话，因为不久以后，蒋锡金回小金龙巷去取东西，他发现端木蕻良和萧红同居了。端木蕻良还记得，那天蒋锡金站在窗外，隔着窗子直统统地问萧红：“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萧红回答说：“是萧军的。”接着也直统统地对蒋锡金说：“你去给我找个大夫来，我要打胎！”后来蒋锡金真的给萧红找来了打胎的医生，但是这个医生看了看萧红说：“孩子太大了，打胎对母亲会有危险。”因而萧红的打胎计划只好就此作罢。
端木蕻良和萧红同居以后，许多过去的朋友都站到萧军的一边，开始渐渐地疏远了他们。萧军甚至开始在文章里公开地说：“他（指端木）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的响彻着。这声音与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很调配的……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憎恨他。我憎恨所有这样的可怜的东西。”萧军的憎恨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当时许多其他人也都认为萧红离开萧军，跟随端木蕻良，简直就好像一朵鲜花插到了牛粪上。当聂绀弩明白了萧红和端木蕻良的关系以后，直言地说：萧红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梅林则表示当他看到萧红和他的朋友(此指端木蕻良)住在一起的时候，都不愿常去看她……连在一开始帮助他们找房子的蒋锡金，得知他们同居的事实以后，也没有再去看望过拖着重体的萧红。
看来端木蕻良的“同乡们”“同行们”不仅不能接受他，而且更不能接受他和他们一直引以为骄傲的女作家萧红生活在一起的事实。至于其中还有一些政治原由，一直到1981年，丁玲——这位在鲁迅笔下和萧红齐名的女作家——又坦诚地向美国学者葛浩文披露，说：“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的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不是和我们一路人。”因此，在丁玲的眼睛里，端木蕻良完全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受纪律约束的革命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