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生哲学，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比较能代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它早已成了当今世界几种主要精神传统之一。尽管其中也有“三纲五常”等消极的内容，但是它推崇自强不息的精神、重视气节、讲究礼仪、崇尚仁爱，所有这些都能指引人们去创造一个美好的、卓越的、多彩的人生。
仁者爱人
孔子在建构他的人生理论大厦时，将“仁”当做奠基之石。孔子及其后继者曾经提出过多种道德规范，但“仁”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仁是众德之首，众德之纲，它是儒家人生哲学这棵大树的根。
孔子塑像“仁”包含着广泛的内容，既包括礼智义信勇，又包括温良恭俭让，还包括后来的忠孝节义等等。按照《论语》的基本精神，“仁”的核心含义乃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
在孔子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情感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它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而且是处理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的安定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一致，都是靠爱来维系的。这种情感根除任何功利目的，摒弃冷静的理性态度，它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虔诚，无条件地服从心灵的绝对命令。
如果“仁者爱人”仅止于此，其价值就是十分有限的了。事实上，“仁者爱人”还有更深的含义。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就是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兄弟姐妹；“仁民”就是爱民、惠民、利民、养民、富民、安民、教民，这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个意思。“爱物”是指把人生来就有的相亲相爱的自然之情，推及宇宙一切事物。由亲子顺亲的自然情感出发，最终达到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内在和谐。在儒家眼里的“仁爱”乃是一种主客交融、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
当然，孔子并没有抽象地谈论“爱人”。孔子说“爱人”关键在于实行“忠恕之道”。何谓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谓“恕”。换句话说，为人处世不能仅仅从一己私利出发，光替自己打算。孔子及儒家所提倡的是，为人处世要时时处处替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就不要勉强别人去做；自己想活得潇洒愉快充实，想干一番事业，就应当想到别人也会有类似的追求，所以要想办法帮助别人与自己一同去努力。
除了内省和外推的办法，孔子还提出了一种“回避”的方法，让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于是，就有了许多关于礼的规定，如果遵守这些规定就可以保证“仁”的实现，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礼”本来是一种由人确立的社会秩序、关系和准则，它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规范性和强制性，这与追求内心自觉的“仁”在形式上是对立的。但是，孔子眼里的“礼”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循“礼”而行，并不妨碍人提高人生的境界，相反，循礼而行正是人完善自我道德的必要前提和条件。把内在的自觉的“仁”和外界的强制的“礼”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就可以达到儒家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境界。
儒家的人生理论确也有幻想的成分，有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孔子“仁者爱人”的理论确实表达了人类的永恒关切，反映了人类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所以不仅在当今中国的普通百姓中，而且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得到热烈地响应。
自强不息
在孔子眼里“人道”重于“天道”。事情总是人干的，干好干坏责任在人不在天。事在人为，这是孔子为人处世的基本信念，也是他创立的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特点。孔子把事在人为的信念转化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在他学说的方方面面，又贯彻于他生命之始终。
孔子认为人的天分有高有低，但只要愿意求知，愿意学习，就可以“有为”。只有那些天赋平平，又不思进取者，才是“朽木不可雕”的冥顽。孔子很有自知之明，认定自己是学而知之者，天分并不高，因此，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不耻下问，善于以别人为师，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以弥补自己先天的不足。他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希望成为道德高尚、对社会有用的人，经过积累和思索，三十岁就确立了对人生对社会的基本见解，四十岁时自己的见解更清晰、更坚定了；五十岁时明白了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六十岁时学问修养更见功夫，好话、坏话都听得进去，不因为人家说好听的而沾沾自喜，也不因为人家说不好听的而生气，这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把一切都看清楚的冷静；七十岁时，我的一言一行都合乎道德规范，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段自述正是孔子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生动写照。
仁者爱人，这是儒家提出的极高的人生目标：仁人既要克己，又要爱人；既要己立、己达，又要立人、达人；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否很苛刻呢？孔子认为能不能达到仁人之境界，全靠自己努力，任何人只要依靠主观自觉努力，坚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就完全可以达到“仁”的境界，成为仁人。所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说“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都是对孔子这个“为仁由己”思想的发挥。不仅“为人由己”，而且“人能弘道”，把“仁”弘扬光大，推而广之，也是仁者的责任。孔子的一生就是自我竭力求“仁”的一生，又是他力图以“仁”救世的一生。
无论做学问，还是个人修养，治国平天下，都必须自强不息，自己努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否则，就会走向反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孔子看来，可不可为是客观可能性问题，而为不为是主观态度问题。孔子认定，有志者事竟成，努力了，即使没能达到目的，乐在其中；不努力，坐等变化，就可悲可怜了。
孔子倡导并终生躬行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后儒们的身上多有体现。孟子面对混乱的现实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信心催生了干一番事业的豪迈。荀子的思想是对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反动，因而比孔子更强调有为。重人不重天，这一点孔、荀一致，但荀子不赞成人适应天，而要使天服从人，“人定胜天”就是他有为思想的集中表述，它与西方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惊人地相似。孟子把与天地合流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庄子把与天地并生视为人生的最佳境界，荀子则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与天地参。所谓与天地参，就是要人主宰自然，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孟荀之后，儒家有重大变化，但刚健有为的经世风格没有变，即使宋儒大谈“格物穷理”、“明心见性”之时，仍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儒家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几经波折，不仅显示了儒家人格理想中积极的方面，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两个方面概括了这种精神的精髓。前者强调刚健有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后者表明刚健有为并不是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天马行空，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刚健与宽容，有为与大度的有机结合，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儒家弘毅进取的人生哲学的真谛所在。
浩然之气
对生的烦恼和对死的恐惧是人类共有的人生体验，这恐惧烦恼一言以蔽之，源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说“烦、畏、死”乃人生基本的生存情态。如何解脱这困扰人的灵魂的烦恼、恐惧之情？佛家叫人割断尘根，道教叫人修炼成仙，儒家的独有方法是：引导人们跳出狭隘的时空限制，沟通有限与无限，与天地合流，个体在瞬息万变、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中追求超越的真、善、美，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孟子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宇宙的本质，因此，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在这个境界里，展现于人们面前的就不再是狭隘的生活视野和短暂的生命流程，而是永恒的、波澜壮阔的生命之流和宏伟、绚丽的人生大舞台。平庸单调、枯燥乏味的生活被丰富多彩、生趣盎然的生活所取代，人生就能趋于无限和永恒。
孟子认为，通向理想人生境界的道路尽管漫长曲折，但任何人只要通过一番艰辛地磨练，靠“养浩然之气”，就可以打破壁垒，完成人格的突变，进入人生的理想境界。
“敢问夫子善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语见《孟子·公孙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