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结婚那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清朝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投降派，在这一战争中丧师辱国割地求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对于富有爱国心的士大夫，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变法图强的呼声，震动全国。乌镇也波及到了。我的父亲变成了维新派。亲戚中如卢鉴泉，朋友中如沈听蕉（鸣谦），都与父亲思想接近。父亲虽然从小学八股，中了秀才，但他心底里讨厌八股。他喜欢的是数学。恰好家里有一部上海图书集成公司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那是曾祖父在汉口经商走运时买下来的）。父亲从这部大类书中找到学数学的书，由浅人深自学起来。他还自制了一付算筹（用竹片），十分精致（母亲一直保存着直到她逝世）。但当时，曾祖父尚在，父亲只能偷偷学习，而且结婚以前，父亲没有钱，不能购买那时候已在上海出版的一些新书。
当时（曾祖父尚在梧州），老三房各房的用度，都由曾祖父供给，家中称为公账开支；这公账包括了老三房各房的一切费用，外加零用钱，每房每月五元。祖父一房，大小八口（祖父、祖母、包括父亲在内的六个儿子女儿），每月零用也就只这五元（祖父是没有职业的，也没有收入），统归祖母掌握，如果父亲向祖母要钱习书，祖母就会说：家里有那么多书，还要买？
但在结婚以后，父亲知道母亲有填箱银元八百元，他就觉得他的一些计划可以实现了。这些计划，除了买书，还有同母亲到上海、杭州见见世面，到苏州游玩等等（父亲那时也没有到过上海、苏州），甚至还想到日本留学。当时母亲笑道：“你没有当过家，以为八百块钱是个大数目，可以做这，做那。我当过家，成百上千的钱常常在我手上进出，我料想这八百元大概只够你买书罢了。”
事实上，当时曾祖父尚在，除了到杭州乡试，是不许父亲到别处去“见世面”的，何况到日本！曾祖父自己三十岁到过上海，后来走南闯北，是最喜欢新环境、新事业的，不料他管教儿孙却另是一套。
父亲暂时只能满足于买书，求新知识。他根据上海的《申报》广告，买了一些声、光、化、电的书，也买了一些介绍欧、美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新书，还买了介绍欧洲西医西药的书。
曾祖父告老回家之第二年，四月间，光绪帝下诏定国事，决定变法维新。几个月内，接二连三下了好些上谕，例如试士改八股文为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省会之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之书院为中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皆兼习中西学术。命各省督抚劝导绅民发展农政、工艺，优奖创制新法者。煌煌政令，如火如荼，人心大为振奋，可是各省督抚迟疑观望，阳奉阴违。突然，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再出亲政，将光绪幽拘于瀛台，杀谭嗣同等六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至此遂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政变。
我的父亲空高兴了一场。当维新变法正当高潮时，我的父亲计划到杭州进新立的高等学堂，然后再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官费，如果考不上，就到北京进京师大学堂。而今都落空了。
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秋，曾祖父病逝。这些事接着而来，父亲的出游志愿，自然要搁起来了，而况母亲第二次怀孕，次年生下我的弟弟。
戊戌政变后的第四年，即壬寅（1902年）秋，举行乡试，废八股，考策论。父亲本来不想应试，但是亲友们都劝他去。卢鉴泉自己要去，也劝父亲去。于是结伴到杭州应考的，有五六人。沈听蕉素来不想应乡试，但想趁热闹到杭州玩一次，也同去了。
父亲下了头场，就得了疟疾，他买了金鸡纳霜（即奎宁），服下后疟止，勉强下了二场。没有考第三场，自然“中式”无望。但这次到杭州，未入场前，逛了书坊，买了不少书，其中有买给母亲的一些旧小说（《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和上海新出的文言译的西洋名著。父亲还拍了一张六寸的半身照相。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内靠近大床的墙上，直到父亲逝世。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出门，一年后他病倒了。
壬寅乡试是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也是清朝举行的倒数第二次的乡试（最后一次即癸卯科），卢鉴泉于壬寅中式第九名。同镇另一个中式的是严槐林。
背影
文/朱自清
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有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到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爸爸，谢谢你来捧场
文/王任叔
毕竟，他自己也做过孩子，也有过一个父亲。
他告诉坐在旁边板凳上的妇人说，他的孩子们一个个正在长大。这倒不是什么特别新闻，孩子们都如此，这是自然现象。
不过，他面对着棒球场说，他从前以为这种长大过程是一步一步来的。但事实上，他的孩子们却似乎突然从一个年龄阶段跳到另一个年龄阶段，就像他的老大学开汽车时转弯一样，换排挡会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声音。
他记得，他的老大还是三岁时，牵着他的手在街上行走，碰到一个人竟然会打招呼。这个儿子怎么会认识一个他父亲不认识的人呢？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对儿子的这种独立个性已经有点感到震惊了。
现在，孩子们又在经历人生的一些必然里程了。老大在准备他的驾驶执照考试，最小的一个即将报考初中。
现在，球场上轮到十三岁的儿子上场搏击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里，这孩子就已经掌握了打球时如何运用眼睛、姿势、腕部动作等取胜的要诀。
这位父亲看球的神情，只有父母望着自己孩子时的神情可以比拟。一会儿过分洋洋得意，一会儿又过分吹毛求疵。做一个称职的父亲或母亲，就是要能了解什么是过分。不过，今天这位父亲所感受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介乎赞叹与哀愁、慈爱与失落的某种东西。
他记起了历年来的一些小事。孩子们从学校带回来的作业一直在变。起初是一个粗糙的木制烛台，后来的是一张厚板桌子；开头是一幅蜡笔画，最后是一篇较长的论文。
也许，他说，他自己正经历一种青春期。也许，所有父母都会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度过第二个青春期，一方面看见他们长大而欣喜，一方面又要放手让他们离开而心痛。
就在这男人和那妇人边谈边看球的时候，比赛的两队互换攻守。那个十三岁的孩子一阵风似的在他们旁边跑过，捡起一只手套后便跑向第三垒。有人击出一个平飞球正对着他飞过去，但男孩却接漏了。
这位父亲突然一跃而起，接着又坐了下来。他告诉那妇人说：两年以前，这男孩一定会流眼泪；可是现在，他很快就恢复常态了。妇人告诉他：两年前，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要去教导他；但现在你只是个观众。
是的，他说，我们父子俩都在成长。这男人从前以为他对为父之道懂得很多。
毕竟，他自己也做过孩子，也有过一个父亲。他以往把自己看作导师，引导他的子女避开他自己年轻时的陷阱。他把自己的一生视作子女们续往开来的发展基础，就像建造摩天大楼一样。
可是，他的孩子们却更像他年轻时一样。
因此，现在他已慢慢接受英国一位小说家在书中所写的话：“他的儿子也许要经历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人所经历过的同样途径，吸取教训就像以前从没有人得过这种教训似的。”现在，轮到他领会到他父亲在他之前所领会过的事情了：对自己子女的关注和期望虽然热切，但始终要放手让他们离开。
球赛终于结束。男孩大步跑了过来，把一只手套和一个棒球交给他，然后跟队友一起走了。走到球场中央时，男孩喊道：“爸爸，谢谢你来捧场！”他挥手目送男孩离开。没有关系，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们都长大了。
旅人的心（节选）
文/鲁彦
暴风雨卷着我的旅程，我愈走愈远离了家乡。
或是因为年幼善忘，或是因为不常见面，我最初几年中对父亲的感情怎样，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至于父亲那时对我的爱，却从母亲的话里就可知道。
母亲近来显然在深深地纪念父亲，又加上年纪老了，所以一见到她的小孙儿吃牛奶，就对我说了又说：“正是这牌子，有一只老鹰！……你从前奶子不够吃，也吃的这牛奶。你父亲真舍得，不晓得给你吃了多少，有一次竟带了一打来，用木箱子装着。那时比现在贵得多了。他的收入又比你现在少……”
不用说，父亲是从我出世后就深爱着我的。
但是我自己所能记忆的我对于父亲的感情，却是从六七岁起。
父亲向来是出远门的。他每年只回家一次，每次约在家里住一个月，时期多在年底年初。每次回来总带了许多东西：肥皂、蜡烛、洋火、布匹、花生、豆油、粉干……都够一年的吃用。此外还有专门给我的帽子、衣料、玩具、纸笔、书籍……我平日最喜欢和姊姊吵架，什么事情都不能安静，常常挨了母亲的打，也还不肯屈服。但是父亲一进门，我就完全改变了，安静得仿佛天上的神到了我们家里，我的心里充满了畏惧，但又不像对神似的慑于他的权威，却是在畏惧中间藏着无限的喜悦，而这喜悦中间却又藏着说不出的亲切。我不再叫喊，甚至不大说话了；我不再跳跑，甚至连走路的脚步也十分轻了；什么事情我该做的，用不着母亲说，就自己去做好；什么事情我该对姊姊退让的，也全退让了。我简直换了一个人，连自己也觉得：聪明，诚实，和气，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