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早餐桌早早的收拾干净了，福尔摩斯穿着睡衣在等着约定的来访。我们的委托人很守时，钟刚敲十点，摩迪默医生就来了，后面跟着年轻的准男爵。准男爵短小精悍，生着一双黑眼珠，约莫三十岁年纪，人很结实，眉毛浓重，还有一副坚强而好斗的面孔。他身着浅红色苏格兰式服装，看外表像是个历经风霜，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活动的人，可是他那深沉的眼神和宁静自信的态度，显示出绅士风度。
“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迪默医生说。
“噢，不错，”亨利爵士说道，“很奇怪，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就是我这位朋友不建议今晨来找您，我也会来的。我知道您善于观察小问题。
今天早晨，我就遇到了一件事，百思不解。”
“请坐，亨利爵士。您是说您到了伦敦后遇到了一些奇特的事吗？”
“没什么要紧的事，福尔摩斯先生，多半是开玩笑。如果您认为这也是信的话，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收到的一封信。”
他把信放在桌子上，我们都探起身子去看。信纸很平常，呈灰色。收信地址是“诺桑勃兰旅馆，”字迹潦草，邮戳是“查林十字街”，发信时间是前一天傍晚。
“谁知道您会住到诺桑勃兰旅馆去呢？”福尔摩斯用敏锐的目光望着来客问道。
“谁也不可能知道呀。我是在和摩迪默医生见面后才决定的。”
“但是，摩迪默医生肯定已到那里去过了吧？”
“没有，我以前是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医生说，“我们并没有说过要到这家旅馆去。”
“嗯，好像有谁对你们的行动关心着呢。”他从信封里拿出一页四折叠的半张１３×攩7X７英寸的信纸。他把信纸打开铺在桌上，中间有一行铅字拼贴成的句子：
若你看重自己生命的价值或还有理性，那就远离沼地。
只有“沼地”两个字是用墨水写的。
“现在，”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也许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对我的事这么感兴趣呢？”
“您对这事是怎么看的，摩迪默医生？无论如何，您得承认这信里绝没有什么神怪的成分吧？”
“当然没有，先生。但是寄信人倒有可能相信这是件神怪的事。”
“怎么搞的？”亨利爵士急促地问道，“你们二位对我的事似乎比我自己知道得还要多得多。”
“我保证您离开这间屋子之前也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亨利爵士。”
福尔摩斯说道，“眼下还是请您允许我们只谈这封昨天傍晚拼凑而成寄出的有趣的信吧。有昨天的《泰晤士报》吗，华生？”
“放在那个墙角里呢。”
“劳驾拿给我好吗？请翻到专登主要评论的那一版。”他迅速地从上到下扫了一遍，“这篇重要评论谈的是自由贸易，我来给你们读读其中的一段吧。”
“也许你还会被花言巧语哄住，以为保护税则会对你的本行买卖或工业具有鼓励作用，但若从理性出发，从长远着想，此种立法定会使国家远离富足，减少进口总价值，并降低此岛国一般生活水平。”
“华生，你对这事怎么看呢？”福尔摩斯欣喜以极地叫了起来，满意地搓着手，“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可钦佩的情感吗？”
摩迪默医生用他那带着职业兴趣的神气望着福尔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那双茫然的眼睛则盯住了我。
“我不大懂得税则之类的事，”亨利爵士说道，“可是依我看，就这封短信来说，我们已经有点离题了。”
“刚好相反，我认为我们恰恰是在正题上，亨利爵士。华生比你更熟悉我的探案方法，但恐怕连他也不见得很了解这个长句子的重要性呢。”
“是的，我承认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的联系。”
“可是，亲爱的华生，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短信中的每个单字都是从这个长句中抽出来的。例如：“你”、“你的”、“生”、“命”、“理性”、“价值”、“远离”等，你现在还看不出这些字是从那里面弄来的吗？”
“天啊！太对了！唉呀，您可聪明绝顶！”亨利爵士喊了起来。
“如果对此还有什么怀疑的话，从“远离”和“价值”这几个字由同一处剪下来这一点，就足以消除怀疑了。”
“嗯，现在……确实！”
“的确，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摩迪默医生惊异地盯着我的朋友说，“无论谁说这些字是由报纸上剪下来的，我都会相信，可是您竟能指出是哪份报纸，还指出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论，我从没听过这么神的事。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想，医生，您肯定能区别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吧！”
“当——然。”
“但是，怎样区别呢？”
“因为那是我的特殊爱好，区别十分明显的。眉骨的隆起状况，面部的斜度，颚骨的线条，还有……”
“这也是我的癖好呀，那差别也是同样的明显，正像黑人和爱斯基摩人在您眼中的区别一样。在我看来，《泰晤士报》里所用的小五号铅字和半个便士一份的晚报所用的拙劣字体之间，也同样有着显着的区别。区分报纸的字体，对犯罪学专家说来，是最基本的常识。不过，坦率地讲，我年轻时也曾把《利兹水银报》和《西方晨报》搞混了。但是《泰晤士报》评论栏所采用的字形是很特殊的，不可能被误认为其它的报纸。因为这封信是昨天剪贴而成的，所以昨天的报纸里可能找到这些文字。”
“我明白了，这么说，福尔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道，“剪贴这封短信的那个人是用一把剪刀……”
“是指甲剪，”福尔摩斯说，“您可以看到，那把剪子的刃很短，因为在剪下“远离”这个词时剪了两下。”
“正是这样。那就是说，有个人用一把小剪刀剪下了这封信里的字，然后用浆糊贴了上去……”
“用胶水。”福尔摩斯说。
“用胶水贴在纸上。可是我纳闷，为什么“沼地”两字却是写的呢？”
“因为报纸上找不到这两个字。其它字在任何一份报纸上都能找到，是常用字，可是“沼地”这个词就不怎么常用了。”
“啊，对了，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您从这封信里还看出了别的什么吗？
福尔摩斯先生。”
“还有一二个迹象值得研究。他为了消灭一切线索，确曾煞费心机。这地址，您看得出来，写得很潦草。可是《泰晤士报》这份报纸只有受过很高教育的人才会看。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封信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制作的，可是他装成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而从他尽力掩饰自己的笔迹看来，似乎他担心这笔迹可能被您认出或查得出来。还有，您看得出来，那些字没有贴成一条直线，有些贴得比其它字高出很多。例如说“生命”这个词吧，贴得却很不是地方。这可能说明剪贴的人的粗心、激动或是慌张。总而言之，我倾向于后一种想法，因为这件事显然很重要，而这封信的编造者也不像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如果是慌张，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为什么他会慌张呢？因为清早寄出的信件，在他离开旅馆之前都会送到亨利爵士的手里。写信的人是怕被人撞见吗？——可是怕的是谁呢？”
“现在我们简直是在瞎猜了。”摩迪默医生说道。
“嗯，应该说是在比较各种可能性，并将最接近实际的筛选出来；这就是科学地运用想象力，可靠的事实根据永远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出发点。现在，还有一点，您无疑又会认为瞎猜，可是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信上的地址是在一家旅馆写成的。”
“您凭什么这样说呢？”
“仔细检查一下，您就可看出来，笔尖和墨水都曾给写信人添了不少麻烦。在写一个字的过程中，笔尖就两次挂住了纸面，墨水溅了出来。在写这样短短的一个地址过程中，墨水就干了三次，说明瓶中的墨水不多了。您想想看，私人的钢笔和墨水瓶是很少会这样的，而这两种情况竟然会同时出现，当然更是少见的事了，而您知道，旅馆的钢笔和墨水却经常如此。真的，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到查林十字街附近的各旅馆去检查一下字纸篓，只要找到评论被剪破的那份《泰晤士报》，我们就能马上找到发出这封怪信的人了。啊！这是什么？”
他把贴着字的那张信纸拿到离眼睛只有一二寸远仔细检查起来。
“啊？”
“没什么，”他说着扔下了信纸，“这是半张空白信纸，上边连个水印都没有。我想，我们从这封怪信上能得到的东西也就只有这些了。啊，亨利爵士，您到伦敦后，还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
“嗯，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还没有。”
“您还没发觉有人注意您的行动或是跟踪您吗？”
“我好像是走进了一本情节离奇的小说里了，”我们的客人说，“见鬼，跟踪我干什么？”
“我们马上就要谈这个问题了。在谈这问题之前，您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我们了吗？”
“噢，这就要看什么是你们认为值得讲的了。”
“我认为日常生活里任何反常的东西都是值得讲的。”亨利爵士微笑起来。
“对英国人的生活，我知道得还不多，因为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度过的。我想丢了一只皮鞋应该不会是这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
“您丢了一只皮鞋吗？”
“我亲爱的爵士，”摩迪默医生叫了起来，“那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罢了，您回旅馆后就会找到的，何必拿这种小事来烦扰福尔摩斯先生呢？”
“唉，是他问我日常生活之外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呀。”
“对，”福尔摩斯说，“不管这件事看起来是多么可笑。您刚才说您丢了一只皮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