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州穿着实验室的长白褂子，捧着一盒大虾饭，坐在大树下的长椅子上正准备吃。树阴慷慨大方，小风呼呼，锯齿形的橡树叶子打打闹闹挤挤扎扎，在老邵的白褂子上凌乱游动。老邵头顶上的叶子、脚底下的树阴都是活的。老邵的脸也活了，比在法庭时展开很多，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神情。他看见我路过，就赶快合上饭盒，笑容满面地站起来，解嘲似的说：“又当单身汉啦，做点好的自己吃，不省了。”
于是，我也就停在树阴下，跟他聊了几句。也都是家常话。我问他老家邵坷庄在哪里，父母身体可好；他问我老家在哪里，有没有小孩，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之类。然后他说他要发起成立一个同乡会或者联谊会什么的。“一个人不成家，孤单。”老邵说，“找些老乡来喝一杯，做几个家乡菜，写几笔书法，叙叙乡情，唱一段黄梅戏。到时候，请你。”
我对“同乡会”之类不感兴趣，就和罗坎的那种来回吃酒席差不多。不过就是一大群走向世界却依然闲着无事干的老婆们，外加几个听老婆话的学者聚在一起互相抬举，凑热闹，都是因为在自家的金鱼缸里过习惯了。美国钱要挣，中国关系要结，样样割舍不下，于是就想着切一小块中国带到美国来过。要这样，不该叫“留学”，叫“建立殖民地”得了。为啥我们中国人走到一起就要扎圈子？一有圈子就难免有帮派亲疏、背后说坏话，烦不烦？而且，在美国，圈子里的人一闹，还没有一个“祠堂后”做仲裁，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我对老邵说：“戴维，别以为我是你在法庭上看到的那个正经人儿，你要把我弄进你的同乡会，你就是自己把一粒老鼠屎扔进了自己的粥里。”老邵说：“哪能呢？不过是聊以自慰、自得其乐的事情，人总得活得有点情趣。”
他邵志州戴维邵还真有本事，一个月后，不仅建立了同乡会，召集着要过中秋节，还打电话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人，男的，这个人中秋之夜非要见我不可。老邵卖关子，就不告诉我这人是谁，叫我自己想。
我费劲想了一圈儿，实在想不出哪个旧情人能跟老邵沾上边。
中秋快到了，老邵热情洋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来，要我说定到他家去聚会。还说他这是要谢我。
那样的聚会叫“罗坎模式的高级阶段”：厨房里，一群老婆围着小桌子包韭菜饺子，说着张家夫妻买了新房子，李家儿子赢了钢琴赛，王家岳母摔断了腿，赵家先生才找到新工作；客厅里，几个先生坐在沙发上谈癌症（老邵在癌症实验室嘛），谈升迁，谈中国变化真大，谈油价上涨，一个个都很爱国。若碰巧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来了，还会真不真假不假地说谁谁谁你该得诺贝尔化学奖。要是有人指出我来，说这里还有个不搞癌症的，会写诗，那下面一句就是：好呀，还有诺贝尔文学奖等着呢。这种鬼话，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把人羞愧至死。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得个奖都目的明确：好做人上人。像我这种介于老婆和先生之间的文人，过日子凭兴趣，且没有宏伟目标，头上还插根草标：离异。在这样的聚会上只能手足无措，上下游走，东转转，西转转，在人家书架上抽本名人传记翻翻，又拿起人家儿子的电动玩具开动一回，等着主人叫：吃。
我干吗要去？不去。所有结圈子的事情我都不喜欢。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结圈子，回老家去得了。我们罗坎式的圈子才叫抱得紧密，用得着到美国来？我对圈子里的人事帮不上忙，对圈子里的人也无所求。中秋之夜那个要见我的男人，可以给我买花呀，可以请我吃饭呀，跑人家家去干什么？还给人当一个筹码逼着我也去应酬罗坎茶馆里的赵钱孙李。见他的鬼去。这种鬼鬼祟祟的男人绝不可能是我的旧情人。除了两三个旧情人，我谁都不稀罕见。
于是，中秋之夜，我吃了三个鸡蛋，还拿了其中一个大的双黄蛋在儿子眼前晃了一晃，对儿子说：“你妈吃恐龙蛋。”儿子八岁，不太好骗了，斜了我一眼，平静地说：“那是弟弟妹妹蛋。”人家见过双黄蛋，认定一黄为弟弟，一黄为妹妹。家庭和睦，中秋团圆。只是门口汽车喇叭一响，儿子从椅子上跳下来，拿起他的恐龙机器人就跑，到小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跟我过什么中秋节。我把腿跷在矮桌子上，给女朋友打了两个电话，骂了几句经济贪污犯。过了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之夜。
到了晚上十点半，邵志州戴维邵突然来了。跟他一车来的还有那个对我情有独钟的鬼祟男人。那男人一冒头，天呀，那是我的前夫！
老邵真是送货上门。我好不容易退掉的，他给我贴上“中国制造：使用一次，百日有恩”的新品牌，送回来了。我叫道：“老邵，你到底要干什么？没人管你就不能活？我看你还真成了一族之长呢。”
老邵嬉笑着脸：“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人家从中国到美国来访问一趟，总共十天，还抽出一个晚上来看你，够情义啦。别怪我多事，我这也是情面；咱们是党校校友，就跟战友差不多。下面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两小时后，我来接人。”临走还没分没寸地加了一句：“大家往前看。”
我和我前夫离婚，离得是斯文扫地。他本来就是一张苦大仇深脸，老婆要跑要离婚，还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一边打一边说：“现在不打，以后就打不到了。临了也要叫你知道家规。”家规是什么，我在罗坎就见过：谁弱小就吃谁。挨他一顿打，我还能和他做朋友？跟他一起手拉手向前看？
现在，我前夫上前两步，没事人似的往我面前一站，嘴里说着：“乡亲乡亲，离家越远越亲。”我恨不得当时就变成母夜叉孙二娘，给他一叉子铲出去。
洋人离了婚能当朋友，因为双方平等，脸对脸说话，一方再厉害，也不能把另一方的自由拿了去霸占着不还。婚姻本来是契约关系，若闹到动手，就成了“家庭暴力”，法律在头上看着，陪审团给你做主。中国人就难做到了。我那结婚证就像卖身契，你要离，你就是没良心，害人虫，背信弃义，不懂妇道，坏了人家的名誉，断了人家的仕途。上上下下，一大圈亲戚朋友来劝你：三思而后行。弄得你吵架都不敢当人面，怕让双方父母、祖父母伤心，折了他们的寿。所以，凡我和前夫大吵大闹，都是在外地的大街上，没人认识。只有一次是在回罗坎时吵的。那次，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离开十八年后，罗坎不会有人再认识我了。结果还是被儿时那个发誓不回罗坎的小朋友罗清浏当街认了出来，让我大跌面子。
那次我们两人回罗坎村，是因为我前夫要寻找一个带职锻炼的点儿，下去一年，回来好升官一级。两家老人都劝我跟着去玩几天，来他个“旅行弥合”，只当出去玩一圈，便能统一观点，统一标准，统一价值观。没想到才走到清浏河边的“江湖”，还没见到那七个牌坊，我们就基础倒塌，指鼻子上脸地干了一场。起因是：我那个五短身材的前夫一挥手，从兜里掏出一张证件，在罗坎村鱼铺子上一晃，说：“看清楚了，我是上边来的！”卖鱼的汉子正在和旁边卖鸡蛋的女人打情骂俏，顿时转过脸来，从鱼篓里拎出一条大青鱼，递到我的鼻子底下，弯着腰，人矮了一截，龇着黄牙，笑成一盘向日葵：“活鱼，活鱼，刚抓上来的！”我转身就走，当时就给我前夫起了个外号：石壕吏。
我前夫那张唬人的招牌不过是张工作证。在到罗坎村的路上，他已经先后甩出来两次。不过是要带职下放，搞得像个钦差大臣。那天，我在前，他在后，在“江湖”上疾走。先是他要我说清楚，为啥骂他“石壕吏”，然后我们就停在街心，从“石壕吏”吵到“非离不可”。最后他手一伸说：“东西拿来！”他指的是那条戴在我脖子上的“狗链子”。我说：“我还你狗链子，你还我自由。”他说：“不识好歹的东西，老子在深圳花了三千块钱买的，24K金！”
罗清浏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路边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过来，把我拉到身后，说我是他妹妹，打老婆不能打到娘家来。“石壕吏”矛头一转，对罗清浏吼：“你是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石壕吏”的老家是朱家集，说起来是个比罗坎还小的村子。他心眼小，雄心大。心眼小表现在：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不但我的男朋友被他吓得不敢再来找我玩了，连我的女朋友也不敢来找我玩了。雄心大表现在：他不会平视说话，要么仰着头说奉承话，要么眼睛朝下教训人。这样他就总是处在向上爬的过程中。那天罗清浏戴着眼镜，两个眼睛一样大了，且穿着军装，不像罗坎村当地的农民，“石壕吏”一时不能决定该如何对待他，吼过之后就停住了。而我因为被小朋友在一种丑陋的状态下认出，很有点难为情。我们两个人的战争告停。
在罗坎的三天里，“石壕吏”对罗清浏一直戒备着。还说我到罗坎，原来就是要见这个男人。罗清浏当时刚结婚。后来，我们到罗家，罗清浏的母亲误把我当做罗清浏的新媳妇，“石壕吏”当堂就认定我七岁的时候和罗清浏有过一划子。
罗清浏的母亲在灶膛里煮了冰糖鸡蛋拿出来，叫我们吃吃吃。罗清浏告诉他妈：他媳妇有采访不能回来，而我是以前猪场先生家的丫头。他妈大为放松，一件又一件把身上穿的毛衣脱下来。脱了四件之后，手腕上露出一个大手表。罗坎村的人富裕要摆在脸上，这样没人敢欺负。在九十年代初，罗坎人富裕的象征是毛衣和手表，比七十年代空得一门城里亲戚实在多了。罗清浏他妈说，媳妇是个军官的女儿，不敢轻慢了人家，把家里的毛衣全都穿上了。就是穿这么多毛衣烧火，实在太热。
罗清浏他妈这句话里提到“军官”，使“石壕吏”改变了对罗清浏的看法。我说：“七岁的时候，我和罗清浏一起看过猪交配。”他居然还有了一点笑脸。我知道他是装笑，就跟罗坎村的妇女用毛衣来装门面一样，想当官的文人都会用谦和的笑脸来装门面。笑也可以有好几层，根据对方与他自己的相对位置决定给多给少。那回他像洒花粉一样洒了一点笑，并同意和我们一起去“祠堂后”猪场看看。
罗清浏他妈说：“你家猪场改成幼儿园了。娃娃们讨个灵气好考大学。”
把“祠堂后”变成幼儿园，是罗坎结构在新时代的重大变动。其意义比当年猪场参政还伟大。以前，大人下水田插秧，小孩子就在田埂上抓田鸡、玩泥巴，到天晚，小泥手牵着父母空了的水稻担子，迎着金盏花一样的落日走回家吃饭。清浏河一湾阳光，金币一样闪，今天流走了明天又流来，转来转去离不开家乡巴掌大的地方。现在，农民孩子也进幼儿园，罗坎人想着把孩子往土地之外送了。金盏花要长得像金元宝，金币要能看又能用。他们能如此抬举我们那个猪场，这在我意料之外。这是农民发财梦里的天真浪漫。不管怎么说，把孩子都送进猪场，这是“老家”对我幼年的一个肯定。我们猪场的传奇应该是能够流传下去了。
往猪场去的路上，过去的石板路还是光溜溜地泛着水色，两根青青的狗尾巴草在墙根上谦恭地弯着须子，有小狗从我们脚边哧溜穿过去，鸡屎味儿和糯米糕的清香同时从竹篱笆里冒出来，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嗷嗷叫着在街口互相挥着拳头。罗坎的颜色、气味和声音都还在，只是不见有一大群邻居从各自的土门楼里冲出来拉架。碰巧这两个男人打到我身边来，我便一把揪住一个大汉的后衣领把他往后拖，嘴里叫道：“回家，回家。”罗清浏便把那第二个男人也往他自家推。“石壕吏”把手插进兜里，以拔手枪的姿势，去拉他那张王牌。
罗坎的两个男人并不恋战，似乎就等着有人出来推他们回家。没等“石壕吏”的武器出手，战事就以罗坎的传统方式结束了。两个男人各自站在自家的土门楼里喘着粗气说：“明天走着瞧。”一个坐在自家门洞里蒸梅花糕的老太太叹气道：“人都走光了，不归家了，拉架的人都没有了。”
等我真看到“祠堂后”改成的幼儿园，我又担心起罗坎判案子、断是非的事情，不知哪个机构司掌公平问题了。我把这个问题向罗清浏提出来。罗清浏在军校读书多年，因为要出国留学才回家道别，脑袋里想的全是世界上的大事，对罗坎的公平问题不怎么上心。倒是铁了心要在中国干的“石壕吏”说了话，他说：“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那时候，“经济杠杆”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我脑袋里想着的是一根金箍棒，金光闪闪，被尖嘴猴腮的“市场”拿在手里滴溜转，把罗坎农民甩出了土地的磁场，成了一片一片零星的小铁片，自由鸟一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巡视，哪个枝头有金果子就落到哪里去。按照“石壕吏”的理论推下去：既是四海为家了，“村部”、“祠堂后”本来也就可以废了。谁家的猪要是再踩断人家的胳膊，撞掉人家的牙，放到“经济杠杆”上一称，赔他几个金果子就是了。用钱来计算是非，不像用礼数那么麻烦，单位为“元”，清清楚楚。这也挺好，若用礼数，是非对错都在前人的框子里定，反倒说不清今人的公平不公平，不老不死的只有“钱”。
旧时司掌罗坎“公正”问题的机构废了，但奇怪的是“业华祠堂”的香火却前所未有地旺盛，门匾上“孝悌出忠义”五个金字刚重新描过，发出威仪庄重的亮光。进进出出的老人儿童，个个敬香敬果，求祖宗保佑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发财致富。罗清浏在路过罗家祠堂的时候有了一些感慨，他说：“等有了儿子要带回来拜拜，祖宗保佑起子孙来，想必比菩萨还卖力。”
我说：“你小时候说离开罗坎再也不回来了。”罗清浏就憨厚地笑：“这就要出国了，真不能回来了，想法倒变了。有些事儿身不由己。家总归是家。”在对罗坎村的态度上，我从来没有罗清浏那种“一去不复还”的偏见。他是土生土长，却没有我这个外来人家乡情结重，我永远喜欢绿油油的水稻田和白糯香甜的梅花糕。看到祠堂后幼儿园里，儿童蹦蹦跳跳，过的还是我小时候的好日子，我真有点儿后悔：要是嫁给罗清浏，也许能混到“罗业华”他老人家的恩荫之下，也生几个罗子罗孙。可惜我年幼无知，心大了一点，要找一个有文化且上进的，却不知道文人上进就是入仕求官，结果错嫁了“石壕吏”，明明学的是“流体力学”，整天想着的却是“平衡权力学”，我看着都累。
就在这时，“石壕吏”拍着罗清浏的肩，说：“你们罗坎和我江西老家朱家集是一种风格，像。我祖上是朱熹的后人。你们罗家能沾上罗吒吧，托塔李天王的后代。”
当然，我们都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嫁给谁都是英雄的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