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的走访调查，几位老人的口述，修复了历史上的道旭渡口。韩丕志的讲述，丰富了真实，我一层层地走进还原的历史里。走出韩墩庄时，我的身上释放了一些情感，毕竟我找到了摆渡轮上的第一任船长。
我们来到村口，春天的黄河水势不大，静静地流淌。韩丕泉指给我看，他和哥哥造船的地方，空旷的河滩上，只有一棵柳树新发的枝叶，透出一抹春天的信息。韩丕泉说：“在这儿，造好的船下水，在黄河上玩船，是一种快乐的享受。”这时，他的脸上露出笑容，笑中有一缕纯真。面对黄河，他回到了青春时，想着自己当年的样子。
我背对着黄河，站在“韩墩护滩”的碑边，照了一张相，留作纪念。我向庄里注望，做深情的告别，也向老船长道一声再见。
车子驶离了韩墩庄，越来越远，我却有了深情的怀念。
触摸清河镇木版年画
身体里跳动着一股灼人的热流
灰蒙蒙的色调，渗进城市的纹路里，新的一天开始了。2011年2月26日，星期五，距第一次去清河镇不过两个多月。我出家门的时间、走的路线和上次相同，但心境不一样了。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关于年画的资料，对古老的民间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心里有了一点底，行动就多了一份力量。
清寒的春风中，早起上班的人群，匆忙地来往，汽车的鸣笛声，不时地撕扯思绪，从人们的脸上无法揣摩出心思。在阴冷的空气中，渤海九路向前方延伸，两旁的店铺不时有人进出，迎来了新的客人。
2007年，我编《滨州广播电视报》副刊时，刊发了师专学生写的《清河镇年画》，从那时开始，我记住了清河镇有着600年历史的年画，还有年画传人王圣亮，有一次他到编辑部来，带着一沓年画，送了我一幅门神，我很随意地给了一位朋友，当时没有在意。我从东北来到滨州，一晃二十多年了，越来越感觉到，对它文化的了解刚刚开始，清河镇年画拨开了时间的浓雾，欲把人灌醉的浓烈的乡土气息，感染着人的情绪。逐渐消亡的民间艺术，犹如风一般，强烈地冲击，我不得不行动。手头的资料有限，不知该如何着手工作，我对年画太陌生了。
2010年12月3日，第一次去清河镇，在丁庄下车，王圣亮说穿过十字路口，向南走不是很远的路。我按照声音地图的指引，横过路口，一直向路南走去。阴历二十八，正是丁家大集，我刚走出不远，就碰到一个理发的老手艺，白土布搭成的临时帐篷，理发师傅戴着蓝色的帽子，穿着蓝中山装，脚上是手工做的棉布鞋，他正在给顾客理发，地上丢弃的头发，是刚剪落下来的。帐篷的边上，挂着长方形的红幌子，毛笔字体，写着“惠民理发”字样。我很久没看到这样简朴的理发了，举起手中的相机，却被理发的老人不高兴地扯着嗓子叫住了，他拒绝拍照。喊声反倒让我来了情绪，卖马扎子的摊位，有靠背的高马扎、矮马扎摞在一起，电动三轮上装了一堆。让城市变得僵硬的眼睛，接受到清新的画面。
集市远了，公路两旁的庄稼地广阔了，白杨树直入天空，农家的院墙上，喷涂着巨大的广告牌。我没想到从丁庄到清河镇的路这么长，近十华里的路，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接近清河镇，打电话联系王圣亮，远远地看到他招手。
寒暄结束，我的眼睛被色彩刺激了一下，向身后看去，一面墙上刷满了大红的色彩，这种年画红上，却是“怡水龙城”的售房广告。我的心一下子沉了，满是灰色水泥房子的街道，没有一点年画的影子，被灰色挤得满满当当。
坐在王圣亮的工作室，心踏实了。我看到案子上，一摞半成品的孙武系列年画，快刻完工的版，是戏曲年画“挑滑车”，刀锋走过的地方，坚硬的梨木，留下流畅的线条。
虽然还是冬天，屋子却没取暖的设备，清寒的空气，使杯子中的茶很快凉了，我还是脱掉了羽绒服，身体里跳动着一股灼人的热流。我和王圣亮面对面，随意地谈了起来。院子里捕捉不到昔日的痕迹，翻修的水泥砖房，看不到一点泥土的影子，他在这里生活了近六十年，年画一直陪伴，年画老了，他也一天天老了，唯有对年画的热爱，一天天高了。
王圣亮的口音，带着当地的土话，必须细细地听，稍不注意，就会在记忆中留下一片空白段。
1954年5月，王圣亮出生在这个院落里，泥土草屋的暖意，亲人的快乐，使一家人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他在爷爷的膝上长大，爷爷手中的活做的是年画，讲的故事也是年画。小时的王圣亮，最愿听爷爷讲“清河镇木版年画与李自成的传说”，他的祖先给闯王李自成画过像。在此之前，李自成请了几个画师画像，画作完成，李自成看后都不满意，一气之下，画师一个个都被砍了头。最后军师请来王画三这位远近闻名的画师。李自成在激烈的战斗中，一只眼伤残，王画三仔细地端量，让他张弓拉箭，一只眼睛怒瞪前方，紧闭伤残的眼睛，掩盖了缺陷，增加了英武之气。李自成看到纸上的自己，十分高兴，他问王画三：“你想要什么做报答？”王画三说：“我要的是家族人丁兴旺。”李自成在地图沉思良久，大手在空中一划拉，就把黄河岸边的清河镇，这块风水宝地赐给了王画三，李自成说：“封你一代出一个画家。”从此王姓家族在黄河北岸落户，一代代地居住下来。
王画三的后代有三位比较有影响的画家，一个是王成起，一个是王培莲，再就是画年画的王圣亮了。
在爷爷的年画中，王圣亮长大了。1962年他跟着爷爷制作木版年画，稚嫩的小手拿起把子，在颜色盘中蘸色。鲜亮的色彩，方脸的胖娃娃，喜庆和兴奋的气氛，满满当当的画面，把一年积下的痛苦挤得远远的。他跟爷爷从8岁学到10岁，学会了年画的制作过程，但他爷爷不会做版。
爷爷的指纹中，染着红色绿色，制作中兴趣达到高潮时唱起，贩卖年画的画商们，向顾客兜售自己的画时，“扛板子”（卖唱）的小曲：
进腊月，早办年，好面子，揭春联。
敬门神，贴春联，大红大绿置办全。
天井里摆香案，喜喜庆庆过大年。《杨洛书潍坊年画王》，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17页。
这一年，王圣亮在清河镇完小上小学，美术课是他最愿上的，老师教的星星、月亮，满足不了好奇心，他开始画小人书。航运社书记叫王孝帅，有一个日记本，里面的插图是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革命英雄。王圣亮常去借来临摹，时间长了，王书记干脆撕下插图，送给喜爱画画的王圣亮。普通的农家院落，土坯墙围着五间草房，日子一天天在清贫中度过。父亲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挣一毛二分钱，而买一盒当地土话说的“马历色”（水彩），却要花去6毛。王圣亮疯狂地迷恋绘画，四处搜寻纸张，父亲认为他不务正业，一气之下，撕碎他的画，让他和小伙伴们去打草。打一筐草卖五毛钱，还能补助家中的日常生活。
1966年，11岁的王圣亮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一年，王圣亮小学四年级，他开始画漫画，画校长和几个老师凑一起喝酒，贴在土墙上，他画的是四开“粉连纸”，不久以后校长站在凳子上被批斗。
中午，放学回家后，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嘴巴，他被父亲打了一顿。同学们跟他父亲说，他在学校画的漫画，贴到墙上了：“圣亮画得老好了。大鱼大肉，四个盘子喝酒。”父亲一听炸了庙，气不打一处来地说：“你好大的胆呀！画这做啥？”从这以后，学校的大字报，很多都由这个没成年的孩子来写和画。
近六十岁的王圣亮，说到这段生活时，突然大哭了起来。泪水填满了眼角的纹路，挂着沉重的回忆。院子里的狗一阵狂叫，打破了对记忆的纠缠，我避开王圣亮脸上的泪水，向窗外望去。冬日的天空并不高远，灰喜鹊飞过，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王圣亮叙述的时间碎片，随着消失的五间草房远去了，只有年画可以触摸时空。作家、民俗学家冯骥才，一直奔波于田野，为了挽救濒临灭绝的年画，他深刻地指出：“我喜欢亲近乡土的那种感觉和感受。尤其是——每入乡土深处，才实实在在领悟到民间文化的意义。它直通远古而依然活着的根脉，它在百姓心中深刻的精神之所在，它不可思议的多样与斑斓，它醇正的、浓烈的、深厚而迷人的气息……只有此时此刻，才发现我们对民间其实很无知；而只有弄懂了民间文化，才真正懂得我们的百姓和民族。”《年画手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65页。
“醇正的、浓烈的、深厚而迷人的气息”，冯骥才搬出一连串纯真的词语，表述了乡村大地，民间文化的正气和朴素。王圣亮的情绪平稳下来了，我很想形象地看到他背着去打草的筐的样子。他俯在茶几上，在一张白纸上，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画出样子可爱的小草筐。流畅的线条，筐中挤出的几棵草，一直存于王圣亮的心中。
年画只是传说中的了
清河镇一村，杂乱的水泥房，残败的泥土草房，交织在这片土地上，代表新与旧的搏杀。过去的乡村温暖，我一点没感受到。记忆中美好的年画不是越来越近，反倒更远了。离开清河镇，回到滨州后，我不知如何面对年画，它和文坛上流行的“民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我费尽心思搜集的资料显得苍白无力，坐在书房中不知从何处动手。在王圣亮家，看到了他收藏的年画，也有他创作的孙武系列，但这些还不能说明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清河镇年画的真实面貌。
“文革”时，清河镇年画被列为“四旧”，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面前，有人怕引火烧身，招来致命的麻烦，于是销毁画版，对祖辈留下的宝贵遗产，失去了保存的勇气，画版当做柴生火做饭，刮去画面做菜板，或堵鸡窝。1969年稻改田，一些版被用来做闸板，挡渠道的水。清河镇年画，古老的民间艺术几乎全部被摧毁掉了。1980年，王圣亮开始抢救，2800块钱，买下清河镇存下的全部版。后来，日本一个专家团来清河镇寻年画，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重新知道年画的价值。日本人走了，买来的画版，惹来了一串烦心事。利益面前，人心发生了变化，卖掉版的人家，都是土生土长的乡邻，又是同学，他们不好意思来说，派妻子来王圣亮的家，索回卖给他的版，她们不退钱，还不讲理地说：“你还让我退钱，你靠我的版出了名，得了多少奖金，谁知道？”王圣亮珍爱的版，一块块地离开了，从这天开始，他决心自己做版。
我从当当网上邮购了冯骥才《年画手记》，推掉一切社会活动，读这本书。冯骥才记录了田野调查的经过，也使我对年画的了解越加深入。书快结束时，他把“年画狂人阿克列谢耶夫”推了出来，他是从沙皇到苏联时代的着名汉学家。他的《1907年中国纪行》是国际汉学界有巨大影响的作品。阿克列谢耶夫钟爱中国的年画，他还到过天津的杨柳青，收集过年画。这一线索，让我眼前为之一亮，如果不写清河镇年画，不可能知道这个外国人的名字，也不会知道他从中国带走大量的年画。现在这些年画，在中国很少见到了。冯骥才去俄国之前，阎国栋教授送了他一本翻译的《1907年中国纪行》。冯骥才写道：
在我访俄之前，南开大学的俄语教授阎国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译作。我接过一看，竟是从沙俄到前苏联时代圣彼得堡着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的《1907年中国纪行》。这可是国际汉学界一部名作。阿克列谢耶夫用了毕生精力研究民间文化，包括中国木版年画，还专门来到天津杨柳青收集年画呢。这本书就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他那次杨柳青之行的全过程。我手头上早就有这部书的原版，但不通俄语，入书无门。幸好阎教授的译笔流畅又老到，涉及那些古老事物，都译得十分精准。这便使我如同进入时光隧道，与阿克列谢耶夫一同进入上世纪初北方中国以及古镇杨柳青。尽管近十多年来，我年年都要去杨柳青，但进入1907年的杨柳青还是第一次。
阿克列谢耶夫对中国年画的兴趣，源于一位俄国植物学家科马罗夫。这位科马罗夫于1896年和1897年两次到中国东北采集植物。由于他对中国百姓的生活风俗产生浓郁的兴趣，便喜爱上了充满了生活意趣的年画。在中国民间艺术中，年画是最丰富地表现民间生活的。而清代末期又是中国木版年画的极盛时代。虽然科马罗夫两次来华并不在过年的时候，但是随便他走进哪一家杂货店都可以买到朴拙而美丽的民间版画。那时东北各地所销售的年画大都来自天津的杨柳青。科马罗夫所收集的三百幅中绝大部分是天津人的手笔。
一年以后，科马罗夫在圣彼得堡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展出这些来自中国的神奇又诱人的民间艺术品。这次展览应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年画展。
在展览的参观者中，有一位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学生被迷住了。他就是阿克列谢耶夫。他决心破译中国年画深邃而神秘的文化内涵。在此后的留学进修中，他从欧洲转入中国。这年（1906年）秋季他到达北京，并且马上开始动手收集中国民间木版年画。转年，他就随同法国汉学家沙畹到北方各省进行实地考察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