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贪财
林行止指出，CEO致力自肥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过去CEO尽力为股东服务，然后由董事会论功行赏，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CEO“骑劫”董事会，以炒高股价作为其报酬的一部分，结果形势大乱。当公司负责人失去顾客、雇员和股东的信赖而被认为不可信托时，公司管理层便发生剧变，这种剧变必会加强股东对公司事务的监察最终增进公司的利益，改善企业的治理结构。②
（二）合作的残疾
中国现在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合作是失败的。为什么呢？陈国军解释，因为创业者往往是朋友、亲戚，或是一家人，创业时的凝聚力不在于对未来企业发展共同战略，而是亲情、友情、激情以及一种相互利用的心态，而中国式的亲情、友情几乎都是“能共患难不能共享福”的，我们常说的“患难见真情”，其实就隐含了“享福反而不能见真情”，这就注定了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着创业者分道扬镳的问题。合作之初，我们不仅缺少明确的战略，还缺少明确的约束。朋友义气的凝聚很快随着公司的发展烟消云散，当初因为是朋友，很多事情也不便明说，靠大家的自觉，然而一部分人可能权力越来越大，另外一部分人感觉不顺眼了，朋友义气变成了朋友怨气，但双方没有很好的约束和协调制度，那只好靠权力斗争解决了。中国的企业创业之初就开始了权力的失衡，开始了决策的不民主不透明，随着企业的发展，最终只能成为权力斗争。①
王育琨对此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掩盖自己的盲点，在结盟初期就固执地寻找气味完全相同的人，以期获得心照不宣的效果。后来却因没有差异，没有相互激励的效果使联盟生动起来。殊不知，真正使结盟强大起来的路径是盟友很强的互补性，彼此之间都极大地需要着，因此也就依赖着。彼此一旦没有了需要，结盟也就毁灭了。②
（三）不守规则
冯仑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市场政治家”，往往热衷于与银行、政府搞关系，习惯于机会主义的决策方式，用固定成本换取不确定收益，而忽视成本核算。比如有人开车违章被罚款50元，他不是自觉交罚款，以后不再重犯，而是在“有关系”的前提下，免交罚款而请警察吃一顿150元的饭。于是，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自己不再遵守规则，朋友违章也能“摆平”。这样，原本确定的成本和收益关系被“关系”打破了，企业实际上不得不支付额外的成本。③可能有人认为，要赚钱，要搞好企业就不能不走些歪门邪道。房明银认为这种假设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政府官员中的君子也是越来越多，不是来点酒色财气就听你的。只有讲正气，讲诚信，才是正路，才能真正做大做强企业。④
（四）多数民营企业家存在内伤
张锐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存在十大内伤。一是目光短视。好多人把赚多少钱定为目标，什么赚钱搞什么，什么热做什么，目光稍远点的就是将企业有多少资产作为目标。如果以利润和资产为目标，往往导致企业的短视行为。因为如果以资产为目标，大量地收购企业就可以完成，但这并不等于是一个好的、成功的企业。二是独断专行。独断专行的管理风格会导致一些民营企业领导层出现缺位，造成企业在第一把手离任后经营状况全面下滑。高压政策和独裁垄断的管理风格最终将导致人心涣散。三是缺乏诚信。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商业交易中经常采取欺骗手段来促进企业的发展。当市场成熟起来以后，市场的选择功能和淘汰功能也强大起来，微利取代暴利，消费者主权取代生产者主权，买方市场取代卖方市场，缺乏诚信的企业和企业家将最终被淘汰出局。四是忽视激励，导致雇用职业化的经理人员后不断发生“背叛”及员工的高频率流动。五是张力错位，将太多的精力用于谋求上市和获取政府支持。六是管理粗放。七是盲目多元化。八是疑虑下属，企业失去凝聚力。九是营销偏向，迷信促销和冒险求财。十是疏于选人。①
（五）存在“原罪”
左大培指出，最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是由各地甚至某些中央机构的政府官员批准甚至授意的，因而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②某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强行以低得惊人的价格将公有企业的产权成批地出让给极少数个人或私营企业主，靠白送公有企业来培养少数的大资本家。这是一种极坏的做法，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带来极其有害的结果。这样做的最大害处，就是纯粹人为地制造出少数大富翁，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这样做直接造成的最大问题，是间接地剥夺了用来补偿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资金。③
另一些人则有相反的观点。有人指出，国资流失罪不在民营企业，应该看到一些个别的、局部的问题并不足以影响大局，不能“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如果我们真是关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年来由于浪费、低效率、亏损等内在原因，国有资产已经无形中流失了多少？如果要用数字说话，应该算算仅仅在国有企业初步改组改制以后，国家的税收增加了多少，社会的财富又增加了多少？因此，不要把企业家作为敌人。①张维迎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他认为，如果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就是卖的人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这样的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如果没有民进国退，以及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如果没有中国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地方政府的治理就不会这样轻松。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