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友之中，曾巩与王安石之交可谓至深。王安石比曾巩小二岁，临川人，而曾巩年轻时也常居临川，他们都同居一城。论关系，曾巩是王安石妻家的亲戚，自然也就是王安石的亲戚。曾巩在《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说：“夫人之德见于行事之迹”，“余以通家，故熟于耳目者也”。通家在此就是姻亲的意思。他们俩既有地缘关系，又有亲缘关系，但他们年少时并不相识。
曾巩和王安石相识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是年，曾巩入京赴试，王安石也随父入京，王安石《忆昨诗》云：“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丙子即景祐三年，他们在京城相识。曾巩在《寄王介卿》诗中回忆了在京城相识的事，诗云：“忆昨走京尘，衡门始相识。疏帘挂秋日，客庖留共食。纷纷说古今，洞不置藩域。……初冬憩海昏，夜坐探书策。始得读君文，大匠谢刀尺。”在京城相识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在一起吃住，一起谈古论今，读书品文。此后，他们两人相距千里，只有书信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频繁通信或互寄诗文，或探讨问题，或相互勉慰。庆历元年（1041年），曾巩入太学，王安石参加礼部的考试，两人又会于京师。而王安石及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曾巩次年回家。曾巩在《怀友一首寄介卿》中谈及识得王安石受益情况。文云：“圣人之于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间于贤大远矣。然圣人者不专己以自蔽也，或师焉，或友焉，参相求以广其道而辅其成。……予少而学，不得师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儌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从居与游，知勉于悔矣。”{1}随后，王安石以《同学一首别子固》作了回应。王安石在淮南与他的朋友孙正之论及曾巩，表示他对曾巩是“慕而友之”。并说：“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安石尝于淮南与另一友人孙正之论子固之道德学问。安石谓子固师法圣人，乃不同凡俗之贤人，且曾以中庸之道与之共勉。”从第三者口中，亦可知王安石此时对曾巩是仰慕的。
庆历三年（1043年），王安石回家乡临川省亲，他抽时间去南丰看望了曾巩，并应曾巩的请求，为其祖父曾致尧撰写了《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在铭里，王安石说：“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来曰：‘为我志而铭之。’安石视公犹大父也，其少也，则得公之详，如其孙之云。”其意是说，曾巩以父亲的名义把祖父的生平事迹材料给了王安石，请他撰铭，而在王安石眼里，曾巩的祖父也就是自己的祖父。途经临川，曾巩还去拜见了王安石的祖母谢氏夫人。谢氏夫人在皇祐五年（1053年）去世，应王安石的请求，曾巩为谢氏夫人撰写了《永安县君谢氏墓志铭》。铭中说：“余既与夫人之诸孙游，而尝得拜于堂上，见其色和，其容谨，闻其言俭而勤，退而闻其为妇顺，为母慈。”不久，王安石返回扬州，曾巩亲自前往送行。
曾巩与王安石之间的相互了解也随着交往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深刻。段逢曾给王安石写信，把听到的诋毁曾巩之事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回信，认为当时有人诋毁曾巩是出于嫉妒。王安石在信中为曾巩作了辩护，并告诉段逢不要听信那些流言蜚语，要自重；不要轻议曾巩。在《答段逢书》里说：
段君足下：某在京师时，尝为足下道曾巩善属文，未尝及其为人也。还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书以所闻诋巩行无纤完，其居家，亲友惴畏焉，怪某无文字规巩，见谓有党。果哉，足下之言也？巩固不然。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其心勇于适道，殆不可以刑祸利禄动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养无亏行，家事铢发以上皆亲之。父亦爱之甚，尝曰：“吾宗敝，所赖者此儿耳。”……足下姑自重，毋轻议巩！{1}
从这件事可知，曾巩与王安石的交谊之好，知之者众，亦可知曾、王之关系不是亲兄弟而胜似亲兄弟。
同时，王安石还写了一首诗送给曾巩，诗中肯定了曾巩才情与文章，视曾巩为宋代版的班固与扬雄，极尽赞美，视讥讽者为孩儿，给予有力还击。《赠曾子固》：“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
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向欧阳修和蔡襄举荐了王安石。曾巩在《上欧阳舍人书》里先与先生讨论“当世之急”后告诉先生，王安石是自己的好朋友，文章写得很好，如果能起用他，对于朝廷，对于国家都是有利的。为了佐证自己所言不虚，曾巩还把王安石的文章寄了些给欧阳修看。他在信中说：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傥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
同年五月，曾巩还写信向时任职谏院的蔡襄举荐了王安石，信中所言与给欧阳修的信一样，同样也随信附上王安石的文章。
自从在京城相遇相识以来，他们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感情也越来越深。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为曾巩的祖母黄氏撰写了《曾公夫人万年太君黄氏墓志铭》。这一年，他们书信及诗歌唱和较频繁。曾巩有《之南丰道上寄介甫》诗，诗中介绍了回南丰路上风光美景，也期待来日再与友人相见。而王安石收到了他的诗后回赠了《答子固南丰道中所寄》诗以答谢，诗中表达了对曾巩的仰慕之情，希望友谊长存，“永矢从子游，合如扉上环”；也期待再相聚，“相期东北游，致馆淮之湾。”王安石调任鄞州（今属宁波）任知县后，曾巩写了多首思念的诗，如《一昼千万思》，诗云：“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故人远为县，海边勾践州。故人道何如，不间孔与周。我如道边尘，安能望嵩丘？又若涧与溪，敢比沧海流。景山与学海，汲汲强自谋。愁思虽尔勤，故人得知不？”诗写得浅白易懂，但寄寓的感情却很深。还有如《江上怀介甫》，诗云：“江上信清华，月风亦萧洒。故人在千里，樽酒难独把。由来懒拙甚，岂免交游寡。朱弦任尘埃，谁是知音者？”王安石这位好朋友远在千里，曾巩因为思念他，而使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百无聊赖之人，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于是景不美，樽难把，人变懒，琴蒙尘。而王安石同样也思念这位挚友，他写有《寄曾子固二首》，诗中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为子望江南，蔽亏无行路。”“伤怀西风起，心与河汉注。哀鸿相随飞，去我终不顾。”
庆历六年（1046年），曾巩再次给欧阳修写信（《再上欧阳舍人书》），举荐王安石，反复地称赞王安石文好，才好，品德与文章相称，是古今罕见之才，切不可失。最后说，“巩与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谓无愧负于古之人。”次年，曾巩写信将欧阳修的意见告诉了王安石（《与王介甫第一书》），他在信中说：
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间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书来，言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盖古之学者有或气力不足动人，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其重之如此。……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摸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可以看出曾巩的推举产生良好的效果，欧阳修已惊王安石之才。这一年，曾巩父亲曾易占去世，王安石为他撰墓志铭和祭文。庆历八年（1048年），王安石也请曾巩为父亲王益撰墓志铭，曾巩撰有《尚书都官员外郎王公墓志铭》。王安石对于曾巩的厚爱，写了一首长长的《寄曾子固》诗，长达六百字，以示感谢。他在诗说：
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君名高山岳，嵑孼嵩与泰。……摇摇西南心，梦想与君会。思君挟奇璞，愿售无良侩。……人事既难了，天理尤茫昧。圣贤多如此，自古云无奈。周人贵妇女，扁鹊名医滞。今世无常势，趋舍唯利害。而君信斯道，不闵身穷泰。弃捐人间乐，濯耳受天籁。……兹欢何时合，清瘦见衣带。作诗寄微诚，诚语无彩绘。{1}
王安石在诗中表达了对曾巩的感念及铭佩，赞赏了曾巩的才学与人品，情感很真诚。
嘉祐二年（1057年），曾巩中进士，任太平（安徽当涂）司法参军。是年王安石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都在京城。两人南归赴任，欧阳修写信给梅圣俞，要他“饯介甫、子固”（《与梅圣俞书》）。嘉祐初，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已有显露，对此有些人颇有议论。曾巩在嘉祐二年致信王安石（《与王介甫第二书》）讨论改革之事，在信中曾巩并没有反对改革，但善意地提出，劝他应效古人之法，以教化为先，不宜操之过急。只有当人们接受了你的思想，你再去按自己的思路施政就不难了。他说：“比辱书，以谓时时小有案举，而谤议已纷然矣。足下无怪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这也正是古人治政之道，今人应效法。他接着说，“今为吏于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诚有所不得为也。”最后，曾巩说，“足下于今最能取于人以为善，而比闻有相晓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夺足下之见也。”王安石并没有听取曾巩的一番劝告。在次年，任度支判官时，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历陈改革之要。嘉祐四年（1059年），曾巩在太平司法参军任上，王安石在金陵，相居不远。当时王令撰《〈论语〉义》后，送给王安石请教，适逢曾巩造访王安石，三人同观《〈论语〉义》，“尤所叹服”。时王安石作《明妃曲》轰动一时，曾巩在当涂亦作《明妃曲》两首和王安石。曾巩与王安石在嘉祐年间的往来，远没有庆历年间之频繁与亲密，少有书信与诗词唱和。曾巩曾在治平二年（1065年）就王安石所撰《王深父墓志铭》中的一些措词发表意见，进行商榷。明确指出那些是他认同的，那些是他认为不妥的，为此，他说：“今介甫既意及于此，顾遂成之，就令未可为书，亦可因得商榷矣。”当然，曾巩也在信中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与自己的心愿。他说，“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于邮中寓书奉慰，十月梅厚秀才行，又寓书，不审皆到否？昨日忽被来问，良慰积日之思”；“相别数年，巩在此全纯愚以静俟，庶无大悔。顾苟禄以弃时日，为可怅惜，未知何日得相从讲学，以勖其所未及，尽其所可乐于衰莫之岁乎？此日夜所倦倦往来于心也。”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朝任职，此时曾巩亦在朝为官，“为馆阁校勘，集贤殿校理，兼判官告院”。次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王介甫与曾子固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之。”也以好友的身份劝过王安石，王安石没有接受。后曾巩自求外任，担任越州通判，六月到任。这年，曾巩还写有三首诗给王安石，即《过介甫》《过介甫偶成》《秋日感事示介甫》，曾巩在《秋日感事示介甫》有：“沙碛有遗虏，旌旗多远行。生民苦未息，吾党耻论兵。”这是对民生的关怀。《过介甫》：“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淡尔非外乐，恬然忘世喧。况值秋节应，清风荡歊烦。徘徊望星汉，更复坐前轩。”这是对友情的眷恋。《过介甫归偶成》：“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伤叹好友对自己的一片苦心不理解，感到失望。在这些诗里，也可以看到曾巩直言相劝，王安石似乎仍置之不理。朱熹对此评说：“曾子固与王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卒会稽令。集中有诗云：‘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必是曾谏介甫来，介甫不乐，故其当国不曾引用。”这一年，王安石被神宗重用为相，在全国推行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一直到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回到朝廷任职，曾巩在地方任职长达十二年。而此时王安石已罢相，退居金陵。在王安石两度为相和整个变法期间，曾巩则先后辗转于越、齐、襄、洪、福、明、亳等七州。在此其间也仅见熙宁九年（1076年）曾巩一篇祭王安石儿子文，即《祭王元泽文》，此时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闲居金陵。
此后，曾巩与王安石的交往也越来越少，特别是王安石任宰相之后，一个在朝廷，一个在地方，鲜有书信问候与诗词唱和。两人关系已从亲密变得疏远。《宋史·曾巩传》里说：“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在《宋史·曾巩传》和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二十六）里都记载了神宗与曾巩论王安石一事。那已是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问南丰：‘卿交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南丰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轻富贵，不吝也。’南丰曰：‘臣所谓吝者，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神宗颔之”。由此可见，曾、王先前交游之深，对王安石性格之了解，神宗也认可。《宋史·王安石传》：“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这都是一致的。王安石退居之后也有反思，他在《偶成二首》中说：“高论颇随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在《参政王禹玉书二首》中说得更明白，他说：“某羁孤无助，遭值大圣，独排众毁付以宰事。苟利于国，岂辞糜殒。顾自念行不足以悦众，而怨怒实积于亲贵之忧；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诐常出于交游之厚。”
至老之时，曾巩与王安石的交往似乎又多了起来。元丰三年（1080年），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曾巩有《寄王荆公介甫》，诗云：“数病门稀出，常贫客少过。经纶知龃龉，耕钓亦蹉跎。两事艰难极，孤心感慨多。素交千里远，谁听此时歌？”抒发了思念之情。
元丰六年（1083年），曾巩扶母丧经过江宁时，王安石亲自到船上探望，后曾巩染疫于江宁，王安石也多有探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