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纵观整个宋代，最为推崇道教的皇帝当数宋真宗和宋徽宗。而张正随嗣教的时代，正是宋真宗在位之际。当时，辽军南侵，宋真宗亲征。最终，宋辽议和达成澶渊之盟，此后，宋辽边境出现了几十年的和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宋朝的经济逐渐繁荣，国力大幅提升。然而，宋真宗并没因为获得了一时间的和平而感到安心。宋真宗感到辽国虽然暂时停止了战争，然而觊觎中原之心一直不死，因此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更高的层面凝聚国人，消除外人的觊觎之心？用兵书上的话来讲就是，有没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更为高明的国策和战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硬实力，又要有文化上的软实力。正在真宗思来想去没有答案之际，吏部尚书王钦若来了。真宗问：“今将奈何？”王钦若知道真宗还对每年向辽输纳银两和绢匹之事耿耿于怀，于是故说反话：“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战争可不是真宗的选项，真宗道：“河朔生灵，始得休息，吾不忍复驱之死地。卿盍思其次？”于是王钦若亮出了自己的观点：“陛下苟不用兵，则当为大功业，庶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也。”这话真宗爱听，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忙问：“何谓大功业？”王钦若曰：“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乃可。”真宗的确想过封禅，然而封禅要求的条件太高了，既要求帝王有丰功伟绩，还要求天降祥瑞，这可达不到，真宗故隐而不发。王钦若对真宗的顾虑心知肚明，于是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这次真宗听懂了王钦若的意思，丰功伟绩这个好办，说大说小就凭一张嘴；天降祥瑞也可安排人去造嘛。真宗忖度再三，同意了王钦若的说法，于是王钦若等人就去安排天降祥瑞之事。
不久，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祥瑞如约而至，在官民的恳请下，真宗隆重封禅泰山。这次封禅大典的成功让宋真宗感觉很好，既振奋了国人的精神，又向辽国展示了大宋的文化软实力。通过此次封禅，宋真宗深深地认识到“神道设教”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起汉民族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命运来。可以说宋辽之战，激起了宋真宗的民族自尊心。真宗深知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竞争，还包括文化上的比拼。文化的竞争，乃是不见狼烟的战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杀敌于无形。大宋的武备也许不及辽国，但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还是有的。强调文化正好以己之长制敌之短。说起文化，最能代表汉民族信仰的首推道教，然而土生土长的汉民族本土宗教——道教，用宋真宗的原话来说，就是“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可是，土生土长的道教一直以来并不兴盛，跟外来的佛教相比，也是相差甚远，因此必须有意识地提携道教、崇奉道教，并因此来强化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并强化国人的文化自信心。
宋真宗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元朝修撰《宋史》史家的理解，并在《真宗本纪》后附评：“赞曰：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屡言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杂，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应岁祭天，不知凡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
总之，为了达到振兴道教的目的，宋真宗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一、广修宫观、塑造神像；二、优礼道士、提高待遇；三、收集道书、校刊《道藏》。
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的嗣教生涯就是在整个国家崇奉道教的背景上展开的。应该说，张正随天师是非常幸运的天师，有幸生活在一位崇道皇帝宋真宗的时代，有如鱼得水之感，而龙虎山天师道在张正随天师的手上也取得了决定性的发展。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龙虎山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到京城并亲自接见了他。这次会见产生了三个积极的成果：
第一、为张正随天师在京城设立专门的传道机构授箓院，让他在京城传授道法，培养道教人才。
第二、敕令改龙虎山的“真仙观”为“上清观”，并免除田租，以示朝廷的支持和重视。
第三、赐张正随天师号“真静先生”，以示朝廷荣宠。
这些事在不少文献上均有确凿的记载。
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第177页：
二十四代，正随，字宝神，性质直。宋真宗召至阙，赐号真静先生，为立授箓院，年八十七，配魏氏。
元妙善《龙虎山志》第56页：
正随，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京师。吏部尚书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又敕改真仙观为上清观，赐号真静先生，是为天师二十四代。元至正十三年，赠清虚广教妙济真君。子乾曜嗣。
《汉天师世家》载：
二十四代天师，讳正随，字宝神。性质直敦朴，不与俗接。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召至，吏部尚书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并奉敕改真仙观为上清观，年八十七岁而终。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之十九“张正随”条：
张正随字宝神，仲归长子也。为人质直淳朴，不与俗人交，遇诸途，则趋而避之。岁以传度法信救施贫乏，虽家贫而不顾。年八十七岁而终，追封真静先生。
《四库全书》史部，编年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七十三载：
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
初汉张鲁子，自汉中徙居信州龙虎山（在今江西广信府贵溪县西南相传汉张道陵修炼于此）。世以鬼道惑众，正随其后也。至是召赴阙赐号，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今曰太上清宫在龙虎山上），蠲其田租，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
《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江西通志》卷一百四载：
宋
张正随，字宝神，季文子，汉天师第二十四世。性质直敦朴，不与俗接。大中祥符八年，真宗召至阙，赐号真静先生。子乾曜，字符光，端静寡言。天圣八年，仁宗召问冲举之事，对曰：“此非所以辅政教也，陛下诚能返之朴，行以简易，则天下和平矣，奚事冲举哉？”上嘉之，赐号澄素先生。乾曜子嗣宗，仁宗赐号虚白先生；嗣宗子象中，生五月能言，七岁朝京师，赐紫衣；象中子敦复，神宗赐号葆光先生；敦复无子，以从子景端嗣徽。宗大观二年，赠号葆真先生。（《天师世家》）
上述提到的授箓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授箓院之设，源头可上溯到唐代，据《龙虎山志》记载，唐玄宗召见第十五代天师张高：“命即京师（长安）置坛传箓。”唐朝之时仅仅是置坛传箓，还未设一个专门的机构。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敕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于京都（汴梁）立授箓院，这应该是一个官方的专门机构，相当于今天的道教学院，专门培养道教人才。这在道教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元明之后，绍其余绪，立“万法宗坛”，授箓在龙虎山天师府举行。
其次，真宗敕令改龙虎山的“真仙观”为“上清观”，并免除田租。这里提到的“真仙观”就是今天龙虎山的“大上清宫”。唐代题名为真仙观，宋代大中祥符间改名为上清观；宋天圣年间迁于龙虎山之南；宋元祐元年第二十八代天师张敦复重新修葺；宋政和三年升上清观为上清宫；元大德间，赐名为正一万寿宫。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敕令改“真仙观”为“上清观”的举措，很大程度上奠定了龙年虎山天师道的重要地位，为后来朝廷的赐名、拨款等开了一个先例。
此外，皇帝为龙虎山的现任天师赐号，这在以前是前所未有的。自第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被赐号“真静先生”后，宋代的历代皇帝都给龙虎山天师赐号，后成为朝廷的恩例。虽然，给道士赐紫衣、师号唐代已有，并非宋代独创，然而就天师道的整个发展史来看，此次赐号意义非凡，极大地提升了现任天师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不少文献皆提到此次封号的重要作用，乃是龙虎山封号所由始。
元代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称：
廿四代
正随，字宝神，季文长子，封真静先生，年八十七而化。
明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之十七“释道”：
汉沛人张鲁，自大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其后，遂从刘焉分据汉中。后魏寇谦之首奉其道。至宋真宗之世，赐其裔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以后，继世子孙，皆有赐号，此龙虎山封号所由始。原其所以，盖因天书、符命之兴，粉饰道教，诞惑四海，王钦若为之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历代相沿，遂为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甚者矣。
《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制之属，《礼部志稿》卷八十九载：
裁革真人名号
隆庆二年，诏革正一真人名号夺其印。张氏自东汉建武中，张道陵以修炼符水术起，传数世。有张鲁者，即史称五斗米贼也，号能摄役鬼物，愚民神而事之。鲁之子元忠，即道陵炼丹处，设坛授法。唐会昌间，始赐名真仙观。宋大忠祥符间，王钦若奏改为上清观。元至正中，赐号正一教主真人，主领符箓事，国朝因令承袭，传至嗣孙张永绪，以淫纵闻，术益衰。永绪死，无嗣。江西守臣因言张职名赐印，不在典制，且复隐税逃役，公行吞噬，无功于世，有害于民，宜永为裁革。礼部覆言，请革其封号，止以裔孙张国祥为上清观提点，铸给提点印，上从之。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记载：
《通考》：宋太宗祥符九年，赐信州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王钦若为奏立授箓院及上清观，蠲其租税。自是凡嗣世者皆赐号。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张天师之始”条称：
张天师名道陵，字辅汉，生于汉光武十年，居吴之天目山，以符水治病，灵帝永寿元年，白日上升，年百二十岁。唐天宝七年，册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师。宋熙宁中，加“辅元”二字，大观二年，册号正一清应真君，子孙相传，以至于今。东晋王旷、王羲之父子俱奉其道。
后魏寇谦之，以其教授太武帝，及宰相崔浩。至宋真宗，赐其裔信州龙虎山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立授箓院及上清观，盖其时崇奉天书，故有天师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