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全大武扬
乾隆一朝确实是把他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所建立的事业推到了高峰，成就了“康乾盛世”。他勤政爱民，勇于进取，蠲租免赋，严惩贪官，给人的印象是他营造了一个太平治世。然而官场的腐败恶习并没有能革除，国家经济问题更没有能妥善解决，因此民间疾苦仍多，民怨引起的动乱随时可见。有小规模的抗租抗粮事件，也有大规模的宗教或种族的反抗运动。这些民变不但耗费了庞大的国库帑金。死伤了众多的官兵吏役，同时民间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计，可见乾隆时期并不是一个和平安定的时代。尤有甚者，乾隆皇帝还对外国与边疆地区发动过十次大战争，即他自己所谓“十全武功”，这些战役的规模、伤亡、费钱、费力又不是各省地方的这些小动乱可比了，乾隆一朝也可以说是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
所谓“十全武功”，按照乾隆自己说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这是乾隆晚年讲的，算起来好像只有九次，事实上廓尔喀战役也有两次，因而共有十次。如果更仔细一点说，“十全武功”应该是指：
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一七四七至一七四九）的大金川之役。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平定准噶尔达瓦齐之役。
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一七五五至一七五七）平定准噶尔阿睦尔撒纳之役。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役。
乾隆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一七六五至一七六九）平定缅甸之役。
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一七七一至一七七六）再定大小金川之役。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一七八六至一七八八）平定台湾林爽文之役。
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一七八八至一七八九）安南之役。
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一七九○至一七九二）两征廓尔喀（今尼泊尔）之役。
从时间上看，这十次战役从乾隆十二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乾隆五十七年，可以说几乎是与他统治岁月相始终的。
从战争的对象上看，有外国、有本国，有廓尔喀王，有藩属领袖，有蒙古大汗，有回部和卓，有金川土司，有台湾反清志士。
从实际作战时间上看，少则一年，多则三四年。若以大小金川来说，则此一战役也可以说或和或战、或有或无的前后长达近三十年。
将近半个世纪的连续战争，究竟是乾隆黩武，还是有其原因？先来看看乾隆自己的说法。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廓尔喀战争结束，八十二岁的皇帝亲身撰写了《十全记》记述他的“十全武功”，当时称为《御制十全记》，文字虽长，但值得一读：
昨准廓尔喀归降，命凯旋归师诗有“十全大武扬”之句，盖引而未发，兹特叙而记之。夫记者志也，虞书朕志先定乃在心，周礼春官掌邦国之志乃在事。……则予之十全武功，庶几有契于斯而志以记之乎。……前己酉（按指五十四年）廓尔喀之降，盖因彼扰藏边界，发偏师以问罪，而近遣鄂辉等未宣我武，巴志乃迁就完事，致彼弗惧，而去岁复来，以致大掠后藏，饱欲而归，使长此以往，彼将占藏地，吓众番，全蜀无宁岁矣。是以罪庸臣、选名将、励众军、筹粮饷。福康安等感激朕恩，弗辞劳苦，于去岁冬月即率索伦、四川降番等精兵，次第由西宁冒雪而进，今岁五月遂临贼境，收复藏边，攻克贼疆，履线险如平地，渡淄要若蹄涔，绕上袭下，埋根批吭，手足胼胝，有所弗恤，七战七胜，贼人丧胆。及兵临阳布，贼遂屡遣头人匍匐乞降，将军所檄事件无不谨从，而独不敢身诣军营，盖彼去岁曾诱藏之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前去，故不敢出也。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遣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准班师，以蒇斯事。昔唐太宗之策颉利曰：示之必克，其和乃固。廓尔喀非颉利之比，番边殊长安之近，彼且乞命吁恩，准之不暇，又安敢言和乎？然今日之宣兵威，使贼固意求降归顺，实与唐太宗之论所有符合。……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知进知退，易有明言，予实服膺弗敢忘，每于用武之际，更切深思，定于志而合于道，幸而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贶。然天贶逾深，予惧益切，不敢言感，惟恐难承，兢兢惶惶，以俟天眷，为归政全人，夫复何言？
这篇志得意满的御制文，皇帝还谕令军机大臣等将它译成满、蒙、藏文，与汉文一起建盖碑亭，“以昭武功而垂久远”，似乎给人好大喜功的印象；不过他在文章中所说的“乃知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等语，倒也是值得吾人深思的。
先以大小金川来说，这些边境地区原来分设土司，各守疆界，互相牵制，作为羁縻，用以捍卫边陲的。不过到乾隆年间，大小金川虽接受清廷册封，但常常利用朝廷名号，恃强掠夺，声势日盛。乾隆皇帝认为大小金川近接成都，影响卫藏亦大，如果任他们不安住牧，侵略邻近地区，这不但对附近土司是骚扰，对清朝内地也是安全的威胁。为了安定边疆，乃有大小金川之征。
厄鲁特蒙古自清初以来就是清朝西疆的困扰，康熙、雍正时期都与他们兵戎相见过，每次当他们新换领袖后不久，都见再一次地向清朝兴兵。乾隆当政以后，适逢准噶尔“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为了不坐失良机，乃有用兵之事，以完成他父祖的未竟事业，“收自古以来未收之地，臣自古以来未臣之民”。
新疆的回族同胞很多，乾隆时期以大小和卓木为回部头目，安抚回民，稳定边疆。可是大小和卓木竟乘清廷与准噶尔战争时，占据回部独立，起兵反抗清廷并杀害清廷派去的专使。乾隆认为大小和卓木“负恩反噬”，所以毅然决定加以讨伐。回疆平定，实际上也标示着西北边事的解决。
台湾林爽文之变，牵涉到秘密社会与反清复明活动的大问题，直接影响到清朝统治的存在，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若不“痛加歼灭”，对皇朝的危害是可观可怕的。
缅甸、安南、廓尔喀都算是外国，但也都是中国的近邻。缅甸与云南接壤，安南也与中国的疆土毗邻，廓尔喀（尼泊尔）则位于西藏西南方，两地疆土犬牙相错，商务与宗教关系尤为密切。乾隆年间，这三国因自身发展而与中国发生纠纷，继而爆发战事。缅甸由于阿隆丕耶新王朝的建立，统一全境，势力大增，因而经常在滇缅边境上生事，乾隆为保卫边疆，遂有中缅之役。安南早为藩属，入清以后，仍按时朝贡。乾隆末年，安南阮氏兴起，推翻黎朝，恃强篡夺。清廷本着宗主国有保护属邦的义务，“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乃派兵助黎氏执政。不料黎王怯懦无能，毫无振作，以致被阮氏兵力迫得弃印出走，而阮氏又向清廷“悔罪求降”，乾隆为“知进知退”，乃册封阮氏为安南王，以平息战事。廓尔喀则在乾隆末年因盐税银钱等事，先后两次派兵入西藏，肆行抢掠，严重影响到康雍时代在西藏的主权统治事业。乾隆皇帝为“绥靖边圉，保护藏卫”，乃有劳师动众之举。皇帝也说这是“不得已用兵之苦心”，难道是“穷兵黩武”吗？
乾隆皇帝在每一次大战役中都写下一些记事诗，现在只引几句反映他心境的佳句。如征大小金川时，他见军费耗支极多，官兵死伤亦众，最初很有退兵之意，曾有诗句云
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
金川事件初定时，他想到官员、将领被他处死了一大堆，士兵死伤的更难计，他写了《回忆往事辄益惘然》诗：
六宫今日添新庆，翻惹无端意惘然。
他的不快、自责是溢于言表的。
第二次金川之役，皇帝也担心前线的军情，乾隆三十七年初春焦急等候战报时，他说：
节事七朝今日收，一弹指顷迅过眸。
都称火树银花快，谁识望云思雪愁。
只觉民艰那觉乐，知无仙分故无求。
迩来倍有关心者，贼境将临盼捷邮。
新春喜气，京城欢乐胜景对他都不是乐事，他只是每天在望云思雪的盼着早日能有胜利消息传来。到参将薛宗等人在战场殉职军报抵京后，皇帝更感慨地写下《自惭》诗，其中有：
夜不安眠昼问频，划筹军务复劳神。
自惭息事安民念，却类穷名黩武人。
以上只是大小金川的部分诗句，皇帝的感受、心绪是可以看出一些来的。
现代史家有人认为乾隆十全武功是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维护边疆安定与巩固才发动的；但也有人说是因他好大喜功所致。我们现在就比较深入地来看看十全武功吧。
二、大小金川之役
在四川西北部，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叫大渡河，上游有两个支流，即大、小金川，因沿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形势险要，交通极为不便，所谓“万山丛矗，中绕汹溪”。当地居住的是藏族，他们都在石碉之中，生活相当清苦。这一带地区在明朝属杂谷安抚司，清朝顺治七年（一六五○）小金川归附，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大金川也来附清，都仍为土司，像附近的杂谷、绰斯甲、瓦寺等土司一样，是清朝的“属番”，各土司的首领被清政府封为安抚使、宣抚使等职衔，通常简称为土司，他们定期向朝廷交纳贡赋，听从调遣，从征应役，不得相互掳掠侵占，否则要被朝廷革职问罪，遣兵征剿。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清政府因莎罗奔随岳钟琪进兵西藏平乱有功，授为安抚司，是为大金川，而旧土司泽旺仍居小金川为土司。
莎罗奔当了大土司后，势力渐强，常常抢掠邻近土司的人畜，夺占土地，四川官员谕劝调解，毫不生效。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莎罗奔想兼并小金川，劫持泽旺印信。四川总督纪山下令申斥，并命“还泽旺于故地”。莎罗奔不但不理，反进一步出兵攻掠其他土司。纪山乃派军镇压，但又为莎罗奔所败。清廷得报后，命令“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统兵进剿。
乾隆十二年三月命张广泗主持军务时，又拨饷百余万两，调兵三万，皇帝以为如此一举可以大功告成。张广泗军分两路进攻金川，一路由川西人攻河东，一路由川南入攻河西。但是金川与苗疆不同，山高路险，碉卡林立，藏民又恃险冒死抵抗，使得清军“阻险不前”，战事极不顺利。张广泗又请皇帝派调甘、陕、云、贵等地兵万人前来，并请从京中赶运火炮助战，乾隆都照准给予支援，可是战事仍无进展。皇帝派钦差大臣班第入川了解实情，班第对张广泗的报告很差，说他对“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建议皇帝起用“久办土番之事，向为番众信服”的岳钟琪出山剿贼。
皇帝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派大学士讷亲经略四川军务。讷亲是乾隆的表叔、雍正指定的顾命大臣，皇帝即位、在削弱皇室亲贵旗权与打击旧朝重臣时都倚重过他，乾隆也坦白地说过“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于讷亲”。皇帝用讷亲督师也表示朝廷对金川事的重视，希望彻底消灭“川蛮”。为了尽快完成任务，皇帝又命被革职的岳钟琪为提督，随行协助讷亲。
讷亲以皇亲自居，一到前线，趾高气扬，下令“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讷亲打了败仗，反过来依靠张广泗，张一方面轻视讷亲不知兵，另一方面对死对头岳钟琪又东山再起表示不满兼恐惧，结果他对讷亲阳奉阴违，“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张广泅用的当地向导良尔吉竟是莎罗奔的卧底间谍，清军动静全被莎罗奔掌握，因此在乾隆十三年夏天的一次重大决战中，勇将任举等人阵亡，汉士兵死亡数千，另有因病遣返川内的，六个月内，四万多官兵竟减员八分之三，“士无斗志，战辄奔跑”，“兵老气竭，株数半载，无尺寸功”。讷亲、张广泗计尽策穷，只好筑碉株守，龟缩碉中，坐耗钱粮。
乾隆皇帝虽不断地降谕教诲、督促，斥责纳亲与张广泗，要他们重振军威，可是并无效果。后来皇帝知道张广泗桀骜不驯，跋扈骄横，御下寡恩，心胸狭窄，而讷亲又为依仗张广泗，“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不敢向皇帝报告实情。皇帝一怒之下，将二人革职削爵，并在乾隆十三年底处斩了张广泗，命讷亲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