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瞻是雍正的老来子，雍正死时他才两岁，他的一切可以说都是乾隆这位大哥安排的。首先皇帝在乾隆三年果亲王允礼死亡时，下令以弘瞻过继给允礼，因此弘瞻不但承袭了果亲王的爵位，也得到果亲王的殷富家产。据说这位年仅五岁多的小王爷，“每岁赢余，不啻钜万”。乾隆又为弘瞻请了大诗人沈德潜为师，这是弘瞻日后善作诗词、又富藏书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弘瞻没有体会他皇帝兄长的苦心，却养成了纨挎习性，又常以皇弟身份，放荡无羁，仗势欺人。他是巨富，仍时常向母妃索要财物。任命他去沈阳送玉牒，他却先上奏要在途中狩猎。甚至还不时向皇帝怒形于色地发出微词，很令乾隆不悦。他三十岁那年，又让两淮盐政高恒为他贩卖人参，以牟取暴利，这事后经人告发，弘瞻以为事态不致严重，没有想到皇帝立即下令将弘瞻等收捕入狱，交军机处大臣审讯。结果查出弘瞻又有购买蟒袍、朝衣以及请托军机大臣选任他门下私人为官之事，显然弘瞻又干预到国家任官事务了。乾隆乃公开批评弘瞻“素不安分，往往向人请托，习气最陋”，又说他“冥心干预朝政，毫无顾忌”，于是下令革去他的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一切差事，永远停俸。弘瞻经此打击，居家不出，不久竟一病不起。乾隆曾到他病榻前探病，并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位，但到乾隆三十年三月，弘瞻终因病重不治逝世了，得岁三十有二。
乾隆兄弟中只有他自己一人存活着，他的亲长与堂兄弟也都被整肃殆尽，再也没有宗室人等能向他的皇权挑战，集权独尊的地位从此坚实地建立起来了。
四、皇权不容分享
乾隆皇帝为集专制大权于一身，即位后就将皇室宗亲赶出中央权力核心，并不惜以严厉手段，对皇家离心族众大肆迫害，维护皇权的不受侵犯。当允禄、弘皙等人的威胁解除后，皇帝专心来对付那些有心分享皇权的权臣了。
雍正末年，中央高官中有两位权势高重的人，一是鄂尔泰，一是张廷玉。他们都是雍正的宠臣。鄂尔泰升官到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并晋爵一等伯。他常常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也对他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鄂尔泰之所以能得到雍正的宠信，当然与他的“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有关，尤其是“改土归流”政策的拟订与执行，得到雍正的激赏。张廷玉则没有在疆场或边地建立过什么殊功，但是他的文才出众，在内廷帮雍正筹画机务出力很多，而且任劳任怨，多疑的雍正皇帝对他的诚信极为赞赏，因此他奉命掌管过吏、户等部，人值军机，并获得皇帝六次赐金的殊荣，而且“每赐辄以万计”，实在难得。雍正对他们二人的信赖还可以从临终任命他们为顾命大臣、辅佐乾隆登基一事看出，也因此鄂、张二人在乾隆初年成为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元老重臣。
然而中国古代官场，一直存在着互相援引、互相攀附的不良风气。鄂、张二人原本出身不同，受雍正知遇的背景各异，二人都各有一批追随者，而在雍正政权核心工作时，又各有主张，常常“阴为角斗”。在雍正晚年，因为皇帝是严厉的君主，他们虽呼朋引类，但仍不敢明目张胆地从事斗争活动。乾隆即位后，形势不同了。他们凭藉前朝旧臣身份，又有拥戴新君登极之功，态度变得嚣张起来，连乾隆都看得出来，认为当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之门户之习”。门户之习实际上就是结成党派，互相斗争。
乾隆尽管了解他们的结党营私影响到政局的安定，影响到皇权的伸张，但是在即位之初，为了倚靠他们处理国家政务，也为让他自己能专心对付皇家反对他的势力，容忍了鄂、张等人的斗争，甚至有时还利用他们的斗争来制衡这两大党派，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乾隆四年，当允禄等皇家势力被整肃之后，皇帝对鄂、张两大权臣开始打压。鄂尔泰因为骄倨傲慢，给皇帝有“权臣震主”的感觉，他首先被皇帝指责问罪了。
早在雍正死后第四日，王大臣允禄、鄂尔泰等上奏，准备把雍正的棺木停放在寿皇殿东面果园地方暂时安奉。乾隆不满意他们的想法，曾批示说：
皇考宾天不及数日，即议暂安奉事宜，朕心实有不忍。……王大臣议，指称东果园，朕意东果园系旁侧地方，断然不可。雍和宫系皇考居住之处，倘暂奉安此处，似合道理。
这是雍正梓宫暂安雍和宫一年的由来。后来雍正安葬易州陵寝，鄂尔泰为得和亲王弘昼的欢心，竟然主张将雍和宫赐给弘昼居住。乾隆对此事甚为不满，一则雍正在世时就有意要将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二则乾隆认为雍和宫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居住的吉地，是龙兴之所，不愿再让别人去沾龙脉风水；同时赐屋一类的大权是皇帝专有，大臣如何能擅作主张。因此断然拒绝鄂尔泰的建议，大挫了鄂尔泰的锋芒。
又如在雍正死前，因为贵州苗疆生变，张廷玉一党为打击鄂党，除制造舆论迫得鄂尔泰革职夺爵回家养病外，张廷玉的党人张照又自请到苗疆效力督理事务。张照一心要打倒鄂尔泰，他去苗疆全力收集鄂尔泰当年的罪状，根本不专心用兵，以致毫无成效，终于影响了“改土归流”政策的实行。乾隆上台以来，坚决再行归流政策，降旨指责张照，而此时鄂尔泰又重回中央掌权，不久后张照便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名逮捕下狱，并派鄂尔泰心腹张广泗往贵州平定苗乱，鄂党势力又见抬头，张照成为众矢之的。
张广泗到贵州后重新部署军事，半年时间平服了苗变，开始攻击张照，并对他在贵州军需上银两支用问题进行清算。张照的罪行实在是无可宽免的，但是皇帝知道“鄂尔泰与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之所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皇帝更坦白承认过：“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当时鄂尔泰占了上风，附势的人更多起来，显得益发势大而权重。他想以苗疆事件置张照于死地，并藉以打击张廷玉。乾隆没有依从鄂尔泰的意见，事后皇帝说：“朕若听信其言，张照岂获生全？彼（张照）不知朕非信谗之主，而鄂尔泰又岂能谗照之人？”不但如此，乾隆后来竟出人意外地免了张照的罪，还让他入值南书房，甚至升官到刑部尚书，无异是告诉鄂尔泰赏罚之权操在君主手中，任何大臣是不能享有的。
乾隆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疏劾步军统领鄂善贪赃。仲永檀是鄂尔泰党人，鄂善受贿事牵涉到张廷玉等人，事实上又是鄂张两派的一次交锋。鄂善是满族老臣，先后当过兵部尚书等要职，乾隆帝也重用他为京城禁军首长，他这次受贿的银两不多，但因涉入党争，情形变得严重了。皇帝下令组成七人小组，包括鄂、张二人在内，共同审查此案，并降谕声称：“此事甚有关系，若不明晰法办，判其黑白，则朕将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将何以身任国家之事耶？”同时指明，贪案果属事实，“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七人小组合力审案，很快得到结果，证实鄂善确有问题，皇帝立即“垂泪书谕”，令鄂善自尽。至于大臣中贪赃的部分，皇帝只将礼部侍郎吴士骐与詹事陈浩革职，张廷玉有嫌疑的事，皇帝说：“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仲永檀虽因此而升了官，但倒张的计划仍然没有成功，皇帝对鄂尔泰显见不满了。
鄂善案件后不久，皇帝到塞外行围，在古北口看到“队伍整齐，技艺娴熟”，甚为称赞，当时任古北口提督的军官是黄廷桂，皇帝随即命令赐黄廷桂战马二匹，御用锦缎二匹。两个月后，乾隆返京时，又降旨授黄廷桂甘肃巡抚。黄廷桂是汉军旗人，雍正年间就出任过四川总督，乾隆元年因朝廷裁四川总督一职，他被降为古北口提督，现在被升为甘肃巡抚，根本不是什么殊恩。事情也真凑巧，就在皇帝出塞让鄂尔泰等人留京办事之时，有人告发古北口守备和尔敦“钻营行贿”，而黄廷桂又曾经是举用和尔敦为守备的长官，鄂尔泰本来就厌恶黄廷桂，如今有此告发事件，他当然不轻易放弃，于是利用他有主管兵部大学士的职权，乘皇帝不在京城时期，指示兵、刑两部审查，最后以即速处理手段，定了黄廷桂“滥举匪人”之罪，向皇帝建议处以降调职务。鄂尔泰以为皇帝在外，批阅本章一定不会仔细，只要皇帝写个“览”字或“知道了”，黄廷桂就无法升迂了。没有想到皇帝不是一个庸主，而且对黄廷桂很有好感，如何会被鄂尔泰蒙骗呢？皇帝在鄂尔泰的奏摺上批写道：
黄廷桂不过因朕出口行围，路经古北，防备守御事务须人料理，是以将和尔敦请调，并非荐举升迁也，亦非保举和尔敦久留此任耶。
皇帝又说：“办此事之大臣素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谓非挟嫌，谁信之？”鄂尔泰如此办事，实在是“欺君揽权”，下令“将办理此案之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黄廷桂免除处分，皇帝又给鄂尔泰一次难堪。
鄂尔泰经过这次事件，对自己的行为也开始收敛谨慎了，可是他的家人党人为数众多，难免有犯罪犯过的，鄂尔泰虽未参与，甚至根本不知情，但是皇帝找他算账，所以他想避开是非也不一定能如愿。乾隆七年，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与仲永檀因串通泄密事败露，皇帝大为气恼。原来仲永檀因鄂善贪赃事受皇帝嘉奖，升官为左副都御史，他的气焰更骄狂了，经常与鄂容安私下交通。鄂容安当时在南书房行走，担任詹事府詹事，他们二人先寻找对象，商量参奏方式，利用京中与内廷的资料，弹劾打击异己，不顾朝纲地做些营私的勾当。事发之后，乾隆下令将他们二人革职拿问，并责斥鄂尔泰“不能训子以谨饬”，也“不能择门生之贤否”，并令将鄂尔泰也一并交部议处。
鄂尔泰经此打击之后，身心交瘁，不久就诸病时发，到乾隆九年冬天，他的手脚都不能动弹，第二年四月就逝世了。皇帝为了遵行父亲遗言，准他配享太庙，人贤良祠，并赐“文端”谥号，恩礼可谓隆厚。鄂尔泰死后，其弟鄂尔奇在户部尚书任上被人参奏庇护私人，坏法扰民，因而罢官。张廷玉党人还想趁机倾陷，希望皇帝治以重罪，但未得允准。皇帝不愿在去了一个擅权的鄂尔泰之后又来一个揽权的张廷玉，所以免去鄂尔奇加倍处分之罪。不过两年之后，鄂尔奇也因病离开了人世。
鄂尔泰一党后来由大学士史贻直领导，继续与张廷玉党斗争。乾隆十三年，他利用张廷玉请求归老还乡之事，到处宣扬张廷玉一生未建大功，没有资格配享太庙，并上书皇帝从众意罢张廷玉庙享。乾隆对张廷玉也有很多不满（详情看下一节），但极不愿受大臣左右而行事，因而没有理会史贻直的请求，并公开说：“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之倾陷？”两年之后，乾隆出京巡幸回銮，史贻直竞没有参加皇帝召集的会议，此事确实损害到了皇帝的尊严，不久史贻直便以“小节不谨，必致尊卑之分不明”之过，“令他明白回奏”，表明皇权的绝对至尊。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皇帝藉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文字狱案，彻底摧毁了鄂尔泰党残余势力。胡中藻是鄂尔泰的门生，当过内阁学士兼侍郎衔，他的诗集《坚磨生诗钞》中有很多怨恨不平之语，经过断章取义的解读，胡中藻犯了结党反清的大罪，皇帝对大臣说：
朕见其诗，已经数年，而在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
胡中藻当然被处决了，但狱案并未因此结束，先被波及到的是甘肃巡抚鄂昌。鄂昌是鄂尔泰的侄子，因与胡中藻经常有诗词唱和，在鄂昌诗里发现有“胡儿”字样，乾隆认为有辱骂满洲之嫌，是满族的败类，下令革职，后来更赐令自尽。
鄂昌在案发前曾受史贻直的请托，为史贻直的儿子谋求甘肃布政使的职位，皇帝认为他们之间有徇私之情，史贻直也因此以大学士原品休致回家，给史贻直一个丢脸的处罚。两年多后，皇帝又起用史贻直入阁办事，补授大学士，但那是因为史贻直“业已改悔”才得到皇帝恩赐的，让他知道君权是无所不能的。
最令鄂党人士难堪的是胡中藻案最后竟牵连到了死亡已十年的鄂尔泰本人，皇帝认为胡中藻敢如此肆无忌惮，鄂尔泰亦有责任，所以下令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以示惩罚。
权臣会分享皇权，党争会破坏皇权，在集权专制的皇帝看来，都是必须清除的，鄂尔泰及其党人的下场如此是必然的。
五、曹一士的奏折
乾隆刚刚即位，就有个叫孙国玺的左都御史奏请将悬挂在京师菜市口的汪景祺等六名犯人的头颅“掣杆掩埋”，理由讲得很委婉，说是“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列树枯骨于中途，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服贾之辐辏”。
这里提到的汪景祺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头颅长期高高悬挂在南城闹市的杆子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