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苏使馆代办科勒对斯大林的答记者问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这一表态仅仅意味着苏联又回到了1948年初夏的政策立场。他强调当时莫斯科希望实现包括推迟建立西德国家以及通过货币问题有效控制柏林经济在内的双重目的。只是在持续的谈判后，克里姆林宫意识到美、英、法三国不会在前一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因而决定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后者上，主要是为了在维持封锁的同时无限期地延长谈判从而使西方屈服。因此，科勒感到虽然可能因为空运已经成功渡过了最困难的冬季、西德政府实际上粗具规模的时候，苏联人会更加愿意在努力推迟西德政府正式成立的基础上解决柏林问题，但不能因为斯大林的答记者问而认为苏联的政策目标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斯大林的表态进一步表明，在克里姆林宫看来，阻止西德政府的建立依然非常重要，并强调莫斯科的手段没有任何新意，如果西方愿意在西德问题上妥协，斯大林也会作出相应的让步，柏林的货币和封锁问题将迎刃而解。FRUS，
1949， Vol.3， pp.667-668.
尽管对于斯大林的答记者问究竟是不是苏联发出的真诚的和解信号还存在争议，但华盛顿决策层还是感到，克里姆林宫这种不寻常的态度至少使柏林问题的解决显露出了一丝希望，因此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试探性行动。在此之前，艾奇逊、波伦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瑟普在华盛顿面议了具体行动方案，他们一致认为与苏联进行非正式接触的最保密办法，是由杰瑟普出面暗中联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而不必通过美国驻苏使馆或者是在苏联驻美使馆的渠道，因为这样做涉及的人员较少且可以利用两人纯粹的个人身份行事。[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28页。
合适的行动机会出现在2月15日。在当天参加安理会会议的间隙，杰瑟普私下询问马立克是否注意到斯大林在1月30日回答记者有关柏林局势的提问时，只提到了西德政府问题和相互解除封锁的问题却没有提到货币问题，并表示希望知道这一言论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含义。马立克当时并没有立即给出答案而是表示将在询问莫斯科后尽快答复。FRUS，
1949， Vol.3，
pp.694-695.整整一个月后即3月15日，马立克应约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杰瑟普并回答了后者的疑问。他从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省略并非偶然，货币问题可以在外长会议上与整个柏林问题、德国问题一起讨论。对于杰瑟普当场提出的“这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货币问题已不十分重要”的疑问，马立克没有直接做出肯定的回答。鉴于维辛斯基当时已经接替莫洛托夫担任苏联外长，因此杰瑟普还表示自己希望进一步了解苏联新外长在柏林问题上是否有新观点，马立克也没有立即进行说明。杰瑟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西德政府建立与否作为是否进行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因为实际上该政府目前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就举行外长会议，那也是在建立西德政府之前举行了。FRUS，
1949， Vol.3， pp.695-698.
对于杰瑟普—马立克会晤的情况，国务院在3月17日召开了专门的对策分析会。会议由1949年初接替洛维特出任副国务卿的韦伯（Webb）主持，参加者中包括杰瑟普、腊斯克、波伦、墨菲等国务院中熟悉德国事务的高级官员。韦伯表示从减少因空运而造成财政赤字膨胀的角度说，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可能解决争端的机会；波伦也认为如果因为受到空运费用和飞机调配、使用等不利因素的制约而想尽快解除封锁，就不应该忽视对“马立克渠道”的利用；腊斯克也有同感并认为之前的谈判政策是在空运尚未被证明成功之前制订的，而当下《北大西洋公约》即将签署，空运已成功渡过困难的冬季并有能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有关未来谈判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对策也应有所调整；杰瑟普则更为乐观，他甚至认为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已经完全失败，试图让西方三国在压力下谈判的计划也已破产。但墨菲和波伦针对下一步行动的态度则比较谨慎。前者强调虽然苏联人现在急于和西方谈判有关德国的问题，但他们试图控制整个德国的根本目标不会改变；后者则认为可以告诉苏联人“西德计划”不能改变，但西方不会在举行外长会议的同时宣布成立西德政府，只会在外长会谈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执行西德计划，他认为关键是美英法三国“不要主动造成谈判破裂，不要给苏联人以反西方宣传的口实”。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杰瑟普—马立克会谈，如苏联人反应积极，就准备最早在4月份举行外长会议。FRUS，
1949， Vol.3， pp.698-700.
在3月21日的第二次“杰瑟普—马立克会谈”中，苏联的意图和要求表现得更加具体，他们希望尽快召开外长会议甚至同意在此之前解除柏林封锁；美国尽管在召开外长会议上与苏联有类似的想法，但却不想以搁置筹建西德政府为代价。FRUS，
1949， Vol.3， pp.700-704.
为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舒曼于3月31日抵达华盛顿，美国政府借机就对苏交涉的新状况与英法两国进行商议。在次日的会晤中，贝文表示艾德礼首相对斯大林答记者问的第一反应是谨慎的，但英国政府也不准备立即建立西德国家。他认为：由于苏联长期对欧洲复兴计划不满，它们可能会利用和解危机的机会在西欧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以阻止西方在结盟问题上的进一步行动，因此在维护西欧内部团结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西方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大西洋联盟体系。此外，贝文还考虑到不确定马立克的表态是否有十足的莫斯科官方背景，因此建议杰瑟普应该在接下来的美苏大使会谈中直接询问对方关于解除封锁和召开外长会议的具体日期，如果莫斯科作出答复那么将肯定马立克的行为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不过，贝文也表示美英法三国应该继续积极投入组建西德政府的工作当中，即便是在外长会议召开期间也是如此，只是不要刻意加快或减慢筹建的节奏。对于杰瑟普所陈述的“苏联人希望在建立西德政府之前召开外长会议”的要求，贝文提醒说，“鉴于之前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们应该有文字的记录，应该在弄清楚苏联人的真实意图和他们内心所希望的特定日期之后再作出决定”。舒曼也提醒不要落入苏联的圈套，如果他们同意马立克参与和谈仅仅是出于舆论宣传的政治目的，那么一旦西方显露出任何反对其建议的意愿，对方反而会很高兴；另一方面，如果苏联人是真诚的也就不会对由马立克作出的回答有过多的反对。FRUS，
1949， Vol.3，
pp.707-708.贝文坦言西德政府在几个月内就将成立，所以应该向苏方声明西方将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只是要强调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最终完成。不过，舒曼却质疑这样的声明将对参与波恩制宪会议的德国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他担心由于西德政府仍然在筹建当中，当地的德国领导人会将外长会议作为自己消极怠工的借口，西方三国很可能要冒因此而无法建立西德国家的风险。由于这些德国当地领导人不希望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四国正在讨论统一问题之时，他们却正在干一些分裂德国的勾当”，所以舒曼认为应该及时向他们做出解释，在波恩所展开的筹建工作必须要配合四国的危机调处方式，但由于外长会议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当前的筹建工作，一旦会谈出现破裂，就立即将成立西德政府的所有方案付诸实施。FRUS，
1949， Vol.3， pp.705-707.
4月5日上午和4月10日下午，马立克与杰瑟普进行了第三、第四次会谈。双方再次围绕着“筹建西德政府”与“召开外长会议”的关系展开讨论。杰瑟普认为苏联试图就上述问题与西方进行交易，他感到马立克关于“西方可能在外长会议召开之后随即成立西德政府”的评论，是在暗示莫斯科会将西方承诺不在会议期间成立西德政府作为解除柏林封锁、召开外长会议的交换条件。不过，杰瑟普也表示马立克的言谈举止反映出苏联政府要尽力避免谈判破裂的心态。FRUS，
1949， Vol.3， pp.717-720.
对于“建立西德政府”与“召开外长会议”关系，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认为：苏联目前的态度意味着其图谋占有整个德国的计划发生了变化，莫斯科可能接受一个更为宽松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包括接受西方占领法规甚至可能是《波恩宪法》。他强调苏联的目的是阻止新成立的德国政权向西方靠拢并融入西欧国家联合组织，而如果西方放松目前筹建西德政府的努力，苏联就会借机在德国制造一个缓冲国。不过，克莱认为这样建立的德国新政府对西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过去两年中欧洲共产主义力量的逐渐削弱，已经基本恢复了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平衡，苏联也因此而无法再次使西方在进出西柏林问题上面临困境。但克莱并不赞成举行外长会议，他强调由于当前的空运将延续到外长会议结束后，最糟糕的情况是苏联人可能会故意延长目前的谈判。为了防止出现上述局面，克莱认为应该告诉苏联人：是否立即解除封锁是他们是否态度真诚的关键依据。FRUS，
1949， Vol.3， pp.746-747.
当然，艾奇逊并没有过多地受到克莱上述言论的影响，因为他认为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能言善辩或理由充分的论据都是说服不了苏联人的。艾奇逊强调斯大林一贯笃信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原则，因此不管谈判准备得多么充分，不管怎样清楚地表明无可反驳的事实，都不能使苏联放弃事先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唯一可以该改变的办法是向他们表明：“你们已别无其他有利的选择了，你们想做的事是办不到的！”[美]迪安·艾奇逊著：《艾奇逊回忆录》，第138—139页。
4月20日下午，英、法两国驻联合国大使贾德干、肖韦尔与杰瑟普会晤，转达了两国外长对近期美苏密谈的看法。贝文认为，由于莫斯科将召开外长会议作为解除封锁的交换条件，西方将承诺不在会议期间成立西德政府，那么苏联会将该承诺作为在德国进行舆论宣传的口实以此阻碍西德计划的落实，美英法三国将由此失去西德民众的信任，届时西方将陷入自波茨坦会议以来最为糟糕和被动的境地。为此，贝文认为最好还是通过口头方式与苏联大使交换意见，尽力达成一个东西方都做出承诺的协议，并希望贾德干、肖韦尔和杰瑟普三人能够一道与马立克进行交涉以借机弄清苏联人究竟准备何时、以何种方式解除封锁，西方同时解除反封锁措施的细节以及召开外长会议的时间等问题。此外，贝文还希望适时地再度重申，西方无论如何都将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坚定立场。此外，贝文还提醒，苏联的基本目标是阻止西德政府的建立，而目前的波恩会谈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最好不要在对苏协商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必须至少等到将外长会议的消息对德国人做全面通报以及西方军政府与制宪议会在4月25日的会谈中达成一项基础牢靠的协议之后。FRUS，
1949， Vol.3， pp.724-728.
艾奇逊尽管认为贝文的看法不无道理，但他还是感到有必要继续与马立克的对话以阻止苏联人可能过早地对外公布与美国密谈的情况。艾奇逊担心一旦莫斯科断定无法继续与华盛顿的非正式对话，可能会立即公开之前的会谈内容，在他看来这样反而更不利于筹建西德政府计划的执行。他最后强调在保持三国团结的同时必须当机立断，否则苏联人也会将三国的犹豫不决看作是西方内部不和或立场软弱的表现。FRUS，
1949， Vol.3， pp.728-730.
但是，贝文也有坚持己见的理由，他在25日与道格拉斯的会晤中说明了影响自己在下一步对苏外交步骤问题态度的两点担忧。首先，也是最大的顾虑，贝文认为“过于主动可能使自己被苏联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感到莫斯科急于得到一份含糊其辞的协议，再使用惯用的方式来摧垮西方三国。贝文强调“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就将冒失去整个德国的危险”，他风趣地表示自己要“在确定将‘波恩’完全装入西方的口袋后，再对苏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其次，贝文还担心苏联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制造东西方紧张关系缓和的迹象，以阻止西欧国家批准《北大西洋公约》，并以此加大美国国内出现因为经济萧条而反对为组建该公约组织提供财政拨款的声音。基于上述原因，贝文认为继续“杰瑟普—马立克会谈”要比让苏联人对外公布之前的会谈情况更加危险。FRUS，
1949， Vol.3， pp.730-731.
就在美英法三国尚未就进一步的对苏交涉策略达成一致之际，艾奇逊的预言就成为了现实。4月26日，苏联塔斯社以宣言形式公布了“对4月10日杰瑟普—马立克会谈情况的简要总结”，并声称如果东西方就召开外长会议的时间达成一致，那么对于柏林通信、贸易等方面的相互限制将在会议举行前撤除。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也在当天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如果苏联的立场诚如今晨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塔斯社宣言所表述的那样，那么解除封锁和召开外长会议的方向就将十分明确，但迄今我们与马立克先生的交涉尚未就此达成最终协定。”FRUS，
1949， Vol.3， p.731.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贝文的态度同时也出现了变化。道格拉斯在26日晚致电艾奇逊：贝文在与其幕僚紧急商议后正在向驻美大使福兰克斯发出指令，同意杰瑟普在27日再次会见马立克。至于贝文态度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电报并没有提及当天的“苏联塔斯社宣言”和“华盛顿声明”的作用，而是明确地表示：伦敦刚获悉了“当天在波恩举行的制宪会议上，西德的各方政治力量就《基本法》达成了一致”的消息。FRUS，
1949， Vol.3， p.731， n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