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争霸世界的较量，不仅集中地表现在中东、拉美、亚太等热点地区，而且还突出表现在高科技密集的太空领域。他们都试图把太空优势作为威慑对方的一张王牌。
太空技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有多方面的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火箭技术、电子技术与原子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各种类型的飞行器和导弹核武器。于是，茫茫太空变成了各种卫星飞驰不息的领域，辽阔大地竟有数以万计的核弹待命发射，太空已成为一个新的作战空间。
本来，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战后苏联人异军突起，卫星接连升天，导弹不断发射试验，很快赶上了美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双方在空间技术上几乎不相上下。这种军备竞赛，对双方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相互有所制约，1972年5月美苏举行会谈，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双方商定要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这方面的发展，用协商来中止竞赛。
正当美国人按照“条约”办事，盲目相信自己的空间技术、继续做安装多弹头的工作时候，苏联的空间技术在许多方面很快赶上和超过了美国。有这样几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苏美战略核力量对比：运载工具总数为1.3：1，核弹头总当量为1.9：1，导弹投掷重量为1.8：1.当然，美国在分导技术、核导弹弹头总数、命中精度等方面仍占领先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人越发感到不安。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反卫星系统曾因月亮升起、一群野鹅飞翔、计算机的集成故障等，出现了十几次错误警报。有一次，一名操作员误将一卷模拟进攻的磁带输入正在运行的系统中之后，致使北美防空司令部接到了十分逼真的紧急警报，从美国和加拿大起飞了战术飞机作为应急，司令官还召集了一个多级估计威胁的会议，6分钟之后才发现，这个进攻警报是假的。
面对苏联太空技术的发展，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喧哗，决心从外交、军备等方面与苏联展开争夺。1976年上台的卡特，所面临的是既要遏制苏联在全世界的扩张，又要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如何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就成了美苏关系中最迫切的问题。
卡特决心通过各种手段缩短与苏联导弹的差距，但表面上又不得不作出与苏联发展关系的姿态。1977年4月20日，卡特给勃列日涅夫去了一封信。信发出后，反映不好也不坏。卡特自有旗开得胜之感，于是要求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两人坐定，卡特便提出研究美苏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减少先发制人的攻击可能性，提议美苏削减常规武器，减少国际武器出售等问题。
多勃雷宁第一次会见卡特，美方提出的又是这么尖锐的问题，因而一开始极其紧张，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然而，他很快镇定下来，以巧妙的外交艺术与卡特周旋。参加会见的布热津斯基觉得多勃雷宁是条变色龙，时而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时而变成拍着朋友肩头谈心的亲切老者，时而以极为凶恶的北极熊的面目出现。
几天之后，多勃雷宁面带笑容来到白宫，送交了勃列日涅夫给卡特的复信。信中宣称：“苏联发现美国总统的来信是建设性的、令人鼓舞的，实现裁军是目前苏美关系的中心领域。”
卡特对勃列日涅夫的看法信以为真，便再次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对苏联人大加吹捧。他哪里知道，勃列日涅夫是个吃硬不吃软的人。勃氏见卡特如此吹捧他，便把尾巴翘了天，时过几天在回信中声称：“苏联不愿意在任何国际政策问题上包括苏美关系问题上，使我们的忍耐力受到考验！”
这样，勃列日涅夫迎头给美国总统泼了一盆凉水。
针对勃列日涅夫使他相当不愉快的举动，卡特做出决断：“我们打出中国牌，来对付这个北极熊。”
一年之后，卡特访问了中国，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使得勃列日涅夫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不得不重新回到与美国举行战略核武器问题的谈判上来。
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战略核武器问题上的较量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979年6月签署了一个条约。
这时的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国防与外交又四面出击，且正值1980年总统大选。11月4日，大选揭晓，里根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以压倒性多数的优势战胜对手卡特，当选为新一届美国总统。
里根入主白宫，标志着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对苏联强硬派在美国政坛重占上风，必然会强烈要求调整军事战略，重振国威。
爬上总统宝座的里根，以共和党最强硬的姿态发表了就职演说。他说：“我们不愿发生冲突也不应被误认为是意志不坚。当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安全时，我们应会采取行动。如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将维持足够的力量以占据优势。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是避免使用那种力量的最佳方式。”
里根之所以在就职时说这么一番话，是因为当时美国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深感被苏联甩到后面。尤其使美国感到不安的是，苏联部署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不仅数量多、威力大，而且在命中精度方面也接近美国的水平，对美国的洲际导弹固定发射井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国防部惊呼，美国核威慑力量出现了“易受攻击之窗”。苏联战略核力量的扩充和战略防御系统的改进，使美国威慑态势的可靠性受到威胁。
苏联不仅积极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还利用美国深受“越战后遗症”之害被迫进行战略收缩的机会，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加紧向外扩张。对此，美国感到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美国与其盟国之间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公开的意见分歧，美国的“领先地位”逐渐削弱。北约欧洲盟国对于“共同承担防卫负担”半心半意。
1981年6月，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摆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报告称：在美苏两国的一场全面核战争中，如双方只打击对方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苏联可能死亡1亿人以上，美国可能死亡1.5亿人以上。后面还附有美国科学界对开展核大战后果的各种意见。什么“地球毁灭论”“核冬天论”等等，五花八门。总之，在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
里根陷入沉思：如何缩小美苏核差距？如何打破美苏竞争的核僵局？以往的遏制战略到底效果如何？怎样以新的战略思维应付变化了的局面？于是，他按照就职演说时的承诺开始行动起来。
9月，里根邀请有关专家开会，研究对策。他根据丹尼尔·格雷尼姆的建议，在传统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这个小组囊括了美国30余名著名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太空技术专家和军事战略家，着重研究如何改变70年代初出现的“恐怖均衡”的局面，如何利用美国的科学技术优势夺取有利的战略地位，以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等战略问题。
这个小组经过7个月紧张而有创造性的工作，于1982年3月提出了一份名为《高边疆—一项新的国家战略》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美国面临着一个能把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机会。通过部署太空防御系统，我们可以避免‘恐怖均衡’理论所提出的那种威胁。通过为工业化开拓广阔和丰富的外层空间领域，我们可以挫败灭亡的预言。”
为了掩人耳目，美国政府设法把“高边疆”战略与军事战略加以区别。报告主持人丹尼尔·格雷厄姆说，“高边疆”不是一项军事战略，它是处理美国和盟国正当的经济和政治愿望以及安全需要的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他还说：“从长远看，‘高边疆’计划最主要的战略结果，事实上将是非军事领域。”
实际上，里根政府的“高边疆”战略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国际军事战略构想，是对过去的“遏制”战略的较大修正。这正如“高边疆”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对外层空间研究的目的是要制定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太空技术来达到下列目标的国家战略，那就是：消除苏联军事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国的现有的和不断增长的威胁；用“确保生存战略”来取代危险的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为开发外层空间巨大的工业和商业潜力而提供保护和动力。
里根政府完全接受了“高边疆”研究报告的思想和措施，并且在一次讲话中非常露骨地说：“这是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我们的任务是培育和捍卫自由与民主，并把这一思想传播到全世界。”
“高边疆”战略的出台，也是美国垄断财团利益上的需要。
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主要靠西南部财团的支持，而传统基金会就是代表西南部财团极端保守势力利益的政策研究机构。因此，里根一上台很快就采纳了“高边疆”战略，并吸收了该会11名成员在过渡班子里任职，在参议院军委会和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中，有10多名成员也是来自西南部选区。
美国推出“高边疆”战略，首先是在军事上与苏联争霸的需要，想通过对“高边疆”战略的实施，把与苏联的竞赛转移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技术领域中去，取得对苏联的战略优势地位。同时在此基础上，借推行太空工业化，促进美国经济与高技术的发展，使西欧和日本重新依附于美国，夺回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主地位。
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争论和一定范围内的舆论宣传，“高边疆”战略已基本上被美国政府各方面所接受。这时，里根总统已主政两年，各方面的关系基本理顺，感到全面推行“高边疆”战略的时机已成熟。于是，他于1983年3月，发表了一篇著名的电视演说。
同年10月，美国防部根据里根的建议，提出一个建立在全新概念上的“战略防御创新”（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研究计划，又叫“战略防御倡议”。
说来也巧，当时美国社会正放映一部娱乐性的虚构的故事影片—《星球大战》。影片中描写了在遥远的银河系，一位杰迪骑士用激光武器与罪恶的帝国搏斗，最后打败帝国，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苦难的故事。宣传舆论界借用这个轰动一时的科学幻想片《星球大战》来称呼里根的这个“战略防御倡议”计划。
实际上，美国自20世纪以来已经搞过两次大计划。第一次是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的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使美国抢在法西斯德国之前制成了原子弹，加速了德意日的失败，使人类进入了原子能时代。第二次是由肯尼迪总统批准的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将6批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开辟了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
这次由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比上两项计划更震惊世界和为人关注。因为，这次计划不仅规模比前两次大，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比前两次多，更重要的是它的复杂背景、它所研究的内容和追求的目标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实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美国防部于1983年3月底成立了一个统管所有关于弹道防御技术研究计划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审计的助理国防部长、国防部计划分析与评价处处长、军事联络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及核武器局局长等人组成。
这个委员会成立不到半个月，里根签署了第6号国家安全命令，要求国防部在同年10月底以前完成评价有效的反导弹系统在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中的作用，以及确定一项长期的反导技术研究的发展计划。为此，国防部专门成立了防御技术研究组和未来安全研究组，主要研究反导弹防御系统在将来对加强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方面可能起的作用，包括新的反导系统与军备控制、核威慑政策、反导条约、苏联和美国盟国等的关系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美国国防部要求这两个研究组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分别拿出自己的研究报告。半年后，两个组把研究报告上呈国防部专管局。其中防御技术组提出，最有效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将是多层拦截系统；安全研究的成果之一是，反导弹防御可对美国安全做出贡献。这些研究工作是对付苏联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的筹码。
11月30日，里根总统就该计划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界首脑副总统和国务卿，有军界要人、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军备控制及裁军署署长，还有其他方面的专家如总统科学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等。会议讨论了有关技术、国际关系与盟国利益等广泛的问题。第二年1月6日，里根签署了第116号国家安全命令，正式批准了新的反导技术研究计划，定名为“战略防御倡议”（SDI），也就是“星球大战”计划。
据美国防部宣称，“星球大战”计划的推行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研究阶段；第二阶段为系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为生产和批量部署阶段；第四阶段为完成整个系统部署阶段。整个计划将于2010至2015年完成。
“星球大战”计划是一项十分庞大而又复杂的军事研究发展计划。为了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协调各部门的工作，美国新组建了战略防御计划局、战略防御计划执行委员会、战略防御计划高级国际防御政策组和战略防御计划咨询委员会4个机构。
里根总统在落实了技术研究和作战指挥的组织机构后，就紧锣密鼓地催促下属展开工作，以尽快实现其宏伟的设想。
在“星球”防御体系中，美国设想采取4层拦截方案。主要依据是，第一层的拦截概率为60%，其余3层各为50%，总的拦截概率可达95%；如果每层的拦截概率为90%，那4层总的拦截概率可达99.99%。因为弹道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通常分助推段、末助推段、中段和末段4个大的阶段，4层拦截方案正是根据弹道导弹这4个阶段进行层层拦截，以达到在导弹进入目标上空之前摧毁导弹的目的。
在上述的几个拦截中，助推段拦截是很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在助推段就对其加以拦截，比等它沿轨道飞行到后续阶段再进行拦截容易跟踪，而且一般效果良好。当然，在助推段拦截也有缺点。助推段的时间很短（40至300秒），而这段的位置又非常接近发射点。因此，助推段拦截必须穿过对方领空或海洋。这使防御系统的基地应设在何处成为问题。有人作过形象比喻，说这种方法就好像是在苏联的每个发射井旁布设一名熟练的美国兵，配备一挺机枪，当发射井的盖子移开并露出导弹的时候，这个防御者就扳动枪机，把火箭打得遍体窟窿，使它爆炸。这种部署，显然容易被苏联发现，苏联人可勉强容忍这种部署的存在，但是他们也可以在他们选择的任何时机消除这种部署，而且很可能就在临近发动导弹进攻之前的时刻。
因此，要实现助推段拦截，要求预警卫星尽早发现，提供尽可能多的拦截时间，快速测出众多弹道的轨迹，并及时把信息传给作战管理系统，命令各种武器或发射平台跟踪与瞄准各自目标，直至将其摧毁。另外，由于美苏相隔万里，为实现快速、有效的拦截，必须把武器部署在太空，在苏联发射阵地的上空实施攻击才行。“星战”计划设想方案也是以太空武器为主。
显然，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夺取制天权。而要获得制天权还得有“天兵天将”。于是，美国政府从1982年起到1988年，先后组织建立了专门航天部队及其指挥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机构在各军种均有设置，比较著名的有4个：一个是美军（联合）航天司令部。该司令部于1985年9月成立，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武装力量军种航天司令部之间在作战方面的一个必要环节设置的。它的职责是对各军种航天、空中和弹道导弹防御作战进行作战指挥。
再一个是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它是美军（联合）航天司令部的主体部分，主要负责组建、训练、装备并管理用于支援美军航天司令部和北美航天防御司令部的部队；管理“国防支援计划”“国防气象卫星计划”“导航星”及“军事星”等卫星系统；管理卫星、导弹试验发射基地。
还有一个是美国海军航天司令部。该司令部于1983年10月1日成立，是直属海军的航天机构。它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和维护海军航天系统的资源，以支援美国在全球范围的海军部队和美军（联合）航天司令部，同时为“国家航天能力的战术引用计划”提供舰队支援。
另外，隶属于美国陆军航空局的航天机构是美国陆军战略防御与航天司令部。该司令部于1988年4月7日成立，主要职能是参加国防部的航天活动，领导反弹道导弹防御方面的研究。
各种高新技术研究的突破，众多“天兵天将”的组建与训练，为里根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创造了条件。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一出笼，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尤其是苏联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里根关于部署战略防御计划的演说发表后的第三天，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就表示强烈反对，他说：“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的任何企图都是徒劳的，苏联不允许这样做，从来不会对任何威胁毫无防备，但愿华盛顿好好领会这一点。”继任的契尔年科在1985年进一步指出：“使用‘防御性的’的术语，不过是玩弄字眼。其实质是进攻性的，更准确地说是侵略性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很快作出反应，他说：“如果苏联将被置于来自太空的现实威胁面前，苏联就会找到有效的反击方法，但愿谁也不对此表示怀疑。”
苏联人当然也不只是说一说而已，在里根咄咄逼人的形势面前，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措施。他们在政治上，首先利用西方害怕核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大造舆论，牵制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军事上，在积极发起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战略防御各种技术的同时，大力发展对付“星球大战”计划的反措施。
面对苏联人的反“星球大战”计划的措施，美国一方面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另一方面展开各种外交攻势诋毁苏联。一时间，苏美之间包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围绕防御还是战争挑衅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总统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给苏联的改革计划带来巨大威胁，决心向里根开展和平攻势。他先于1985年8月6日宣布，为纪念原子弹轰炸广岛40周年，苏联单方面停止地下核试验5个月。对此，里根置之不理。
8月28日戈尔巴乔夫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向里根再发呼吁，强调美苏“只能一道生存下去”，应为推进和平共处而进行美苏首脑会谈。这虽对美国造成不小的冲击波，但老谋深算的里根决定待价而沽，待时而动。
戈尔巴乔夫没有气馁，同年10月、11月更明确地向里根发出呼吁：“世界事态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界限，在这个时候需要做出特别负责的决定，无所作为或行动迟缓就是犯罪！”里根见戈尔巴乔夫这样三番五次向他提议进行首脑会谈，老是置之不理也不礼貌，况且美苏关系已僵持了6年，他入主白宫5年来尚未会见苏联领导人，就同意举行美苏日内瓦最高级会晤。
当记者问里根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才举行美苏首脑会谈时，他施展好莱坞演技幽默地说：“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我有什么办法！”
1985年11月19日上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的“水之花”别墅开始首轮会谈。原计划这次会谈只进行15分钟，却因双方都要夺取有利地位而巧玩花样，实际上搞了一个小时。最后让摄影记者进来拍照时，里根为仿效美国战时总统罗斯福搞得极为成功的“炉边新政”，特意拉戈尔巴乔夫离开长方形桌子两边的座位，并排站到壁炉旁，做出笑容可掬的样子让记者照相。
事后，里根指示美国记者广为刊发这张照片，记者又挖空心思地将这次美苏日内瓦首脑会晤称为“炉边最高会议”。
第二天，正式会谈一开始，里根倚仗优势地位发动进攻，首先指责苏联国内人权状况很糟糕，必须彻底改变。戈尔巴乔夫恼火地反唇相讥说：“总统无权谈论苏联的人权问题，因为美国人民的生活状况要比苏联人民糟糕得多！”
两人在人权问题上顶了牛，自然不能再谈下去。转个话题便是裁军问题，结果又争吵起来。
里根居高临下，要戈尔巴乔夫承认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使美国取得核优势。戈尔巴乔夫厉声反驳说：“这没有说服力。这是感情用事，是梦想！谁能控制它？谁能监视它？我们已经讲明不会用核武器对付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们，反而发动一场太空军备竞赛呢？”里根认为苏联是世界一切动乱的根源，对苏联必须“以实力求和平”，并以讽刺口吻调侃道：“假如你不相信我，我就无法对美国人民说我相信你的话。”美苏原想发表一个关于核裁军的首脑联合声明，以显示这次最高级会晤的巨大成果，谁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越吵越凶，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急忙出来劝架，要两位首脑到隔壁休息，由双方外交当局继续寻找打开僵局之路，但结果仍是原地踏步。最后，双方还是按照美国提出的条件签署了一个声明。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取得了有利于美国的结果，美国头面人物四处游说也得到了应得的回报，但是“星球大战”计划的出笼却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大论战。
这场论战争论焦点主要是：技术上是否可行，战略上有无必要，会不会加剧新的军备竞赛，经济上能否负担得起，实战中能否有效，美欧的联盟关系是否会脱钩等等。围绕这些问题，赞成派和反对派观点大相径庭。
赞成派以里根政府的头面人物为代表，包括一些所谓“鹰派”或“保守派”的科学家、专家和政界人物。反对派以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前裁军谈判首席代表史密斯和前驻苏大使凯南为代表，包括前民主党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以及一些科学家、专家等。后来还有第三派，认为目前可以在技术上进行研究，将来是否进行实战部署则要慎重考虑。
美国国内的争论也给人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星球大战”计划到底是“防御星”还是“死亡星”？
1983年里根作战略防御计划讲演时，只是建议寻求一种可以保卫美国人民的“防御”系统，现在看来，这个尽善尽美的系统是做不出来的。计划仍在继续进行，不管它对美国的未来会产生什么影响，潮水般的经济冲击使这个计划具有了生命，只是合理性却完全没有了。
为了使这个计划合理，1985年美军方提出一个不完全的“星球大战”系统。这样一来，又直接违背了里根总统在1983年所提出的目标。总统本想要放弃威慑力量，现在却要加强威慑力量；总统原想取消报复的威胁，而现在却要增加报复威胁；总统想要放弃美国的进攻性武器，而现在却在远离保卫；总统原想避免“共同毁灭”，而现在“共同毁灭”得更加厉害；总统本想保护人民而废弃核武器，现在却是保护核武器而放弃人民。
所以，有人尖锐地指出，任何一方易受攻击的防御系统所带来的效果都是邀请对方对自己发动进攻，实际诱发核战争。因此，只有一个办法使“星球大战”系统有意义—那就是把它作为一个进攻性的“死亡星”系统，通过它来掌握太空的控制权，以此获得对整个地球的绝对军事优势。
看来，“防御之星”还是“死亡之星”的讨论虽然没有能阻挡“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但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还是有启发的。他们一直把征服太空看做是美国人的理想，无论从民用方面还是军用方面，对美国来说，太空乃是一种“新的边界”。这种“新边界”意味着科学发现、新投资和新服务的机遇。
1997年5月，法国一位专家在《回声报》撰文，对“星球大战”的新进展提出了看法。他认为，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的结合打破了战略方面的传统观念。
文章还指出，就现在看，以满足远距离通信的需要为目标的卫星计划正纷纷出现。从资金情况看，取得进展最大的计划是耗资22亿美元的“全球之星”计划。从规模上看则是将840颗卫星送入低轨道的“TELDESIC”的计划。
这些计划同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有两个联系：从军用到民用的联系；从民用到军用的联系。从军用到民用的联系：由于公布了在战略倡议的范围内为五角大楼进行研究，“TELEDESIC”计划小组的一些技术性困难已得到了解决。同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将利用为“星球大战”计划而做的工作成果用于研究城市无线电话系统。从民用到军用的联系：由于技术上取得了进步，也由于可以利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火箭运载能力，伴随远距离通信技术的发展而投入的赌注似乎已打破了火箭运载能力的防线。同时，由于能成百地批量生产卫星，卫星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将会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星球大战”计划的初衷，无论是树起一支太空利剑，还是要建立一块太空盾牌，都已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美国掌握了空间技术和信息技术，可能会在21世纪初在民用和军用方面控制太空。
在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影响下，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按照自己的战略方针设计核武库。此后不久，卫星的发展就出现了普及趋势。当时人们对空间、电信、电子和信息领域技术的综合掌握均不具有战略性，但现在这种掌握已具有战略性了。因此，根据新的情况，不能不进行新的思考，并在战略指导上作出新的努力。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轰动一时，影响全球。
然而，正当里根政府忙于策划“星球大战”计划之时，格林纳达发生了军事政变。这一关系到美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事件，里根是不能不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