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越南战争在逐步升级，但却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约翰逊对此深感忧虑。他不想成为战争总统，不愿让这场战争来毁坏他的政治声誉。然而，他又不甘心输掉这场战争。他担心放弃这场战争，将会使共和党东山再起。所以，这位美国第36任总统拼命地向越南战场追加赌注。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告诉约翰逊，逐步施加压力的战略有可能把60万美国地面部队投入南越，并造成每月1000人的死亡，而且在1968年以前不会有真正的胜利。然而，驻南越的泰勒大使和威斯特莫兰将军却频频向约翰逊告急：他们一方面要求使用最低数量的美军去保卫盟友的空军基地，另一方面要求美国地面部队对北越军队作战，这一建议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从1965年6月8日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参战，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已达184000人。其中有3个整编师、3个陆军战斗旅和1个陆战团。同它相配合的有澳大利亚1个营，南朝鲜1个陆战旅和1个步兵师，总共有45个机动营。到1966年底，美国在南越兵力达38.5万人。随着战争步伐的加快，对地面部队的需要也随之升级。因为北越有能力同美军进行战斗营对战斗营的较量。为了解决兵力之不足，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要求到1967年把战斗部队从79个营增加到124个营。美国政府批准了一个较为有限的增兵方案，将美国远征军增加到45万人。
约翰逊政府一面增派地面部队，一面加强空中支援，发起了“弧光行动”。即由B-52型轰炸机对人烟稀少地区的可疑“共军”阵地实施大规模轰炸。这种行动通常由3架飞机编队进行，一次“弧光”轰炸可以把100吨高爆炸药投在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内。由于轰炸机是从7英里的高空投弹，对方无法及时发出警报，因而“弧光”轰炸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随着轰炸的升级，美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反战运动已从大学校园内的政治辩论会和抗议性摇滚音乐会走向街头。继1965年的和平进军之后，1967年10月又有上万名群众包围了五角大楼。反战积极分子袭击了征兵单位和募兵站，并为青年男子躲避兵役或逃往加拿大作积极安排。美国各大电视网和报纸也以大量充满同情的新闻报道鼓励反战运动。
面对南越战场和国内反战的双重压力，约翰逊又玩起打谈结合的新把戏。
1967年初，约翰逊认为“也许通向和平之路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胡志明接触”。他决定给胡志明写信，建议美越双方代表举行秘密会谈，以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约翰逊在信中对胡志明说，他对北越军队可能会利用暂停轰炸来加强它的军事地位表示关注。约翰逊说：要是我得到保证—
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北越停止派遣军队，停止向南方提供物资装备，那么我准备停止一切轰炸，并采取进一步措施和把美国驻越武装力量冻结在现有水平上。面对美国人的军事讹诈，胡志明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对北方的轰炸是强盗行为；另一方面坚持美国必须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作为唯一的争取和平的基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必须是南越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
双方立场相距甚远。和谈不成，约翰逊又举起了利剑。1968年旱季，美军为巩固已夺取的重要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了“固守和清剿”相结合的战略，发动了第三个旱季攻势。企图通过这次攻势，集中更大的机动兵力“摧毁越共主力”，进而“基本解决”越南战争问题。其清剿行动基本采取搜索围剿的战术手段，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阵地（主要是基地）或驻地的情况下，实施小规模的攻势作战。而在广大农村，美军则主要是以空军支援南越军队进行作战。
南越人民武装斗争这时正式开始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一旦时机成熟，集中兵力，主动出击。
1968年1月30日至2月7日，人民武装在南越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新春攻势”，重点袭击了包括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美军及南越伪政权首脑机关、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等要害目标，给美军以空前沉重的打击，歼灭美军15万人，粉碎了美军组织的第三个旱季攻势。
美军经过3年的地面作战，不仅没有消灭南越人民武装，反而被人民武装打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撤销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莫兰的职务，由副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接任。
为了扭转败局，1968年2月底，美国紧急空运82空降师第3旅和陆战5师第27团共1.05万人到南越。同年7月，又将第5机械化步兵师1旅调入南越。至此，侵越美军地面部队达到9个师、4个旅、2个团，总兵力达54.35万人。随后，美军主要采取将主力部队撤回内线，同时放弃一些边远难守的据点，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守住17度线大门和西贡、砚港等大城市及其他战略要点，以80%的军队用于外线，加强“绥靖”活动。
美国把南越战场上不能取胜的原因，主要归于没有切断越南北方对南方的支援以及中国对越南的大量援助，因此决定除在地面、空中和海上对越南南北通道进行封锁外，还对北越实施不间断轰炸。从1965年4月初开始，美军主要集中海空军的作战飞机，把对北越的轰炸范围由军事基地等目标扩大到桥梁、铁路和主要公路等通往南方的运输补给线。到1966年6月，美军突破20度线，将空袭扩大到河（内）—老（街）和河（内）—友（谊关）铁路线以及河内、海防周围地区，一直到中越边境地区。
美军还于1966年12月14和1967年5月19日，向中国驻河内大使馆发射空对地导弹，并于8月13日至14日，连续两天轰炸谅山、安化间铁路公路及其桥梁，突破了所谓中越边境25英里的轰炸“禁区”。
在美国迫于内外压力、抛出“部分停炸”方案后，又集中兵力轰炸19度以南到非军事区的狭长地带，同时保持对整个北越的空中侦察。1968年4月以后，美军曾一度集中力量重点对“胡志明小道”实施遮断轰炸，时而对北越的纵深目标进行报复性轰炸。直到1968年10月20日，美国才宣布全面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
自1965年2月到1968年11月，美军对北越的空袭共达10.77万架次（平均每天出动3至4架次），投掷弹药258万余吨。
就在越南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大选来临了。人民的反战情绪逼得美国侵越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约翰逊用缩小战争规模的许诺来为自己拉选票，但这一切都没有多大效果，最后不得不带着侵越战争的政治伤疤和大选失败者的耻辱，退出美国的政治舞台。
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在天气阴沉、寒风袭人的气氛中进入白宫。新任总统上台伊始，面临着许多难题。但是，最使他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侵越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腿来。
在举行宣誓就职这一天，华盛顿街头“热闹非凡”，在连接国会和白宫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正集合着几支意向不同、装束各异的队伍。一支是参观宣誓仪式的观众队伍，一支是抗议美国继续进行侵越战争、抗议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的群众示威队伍，还有一支是由从北卡罗莱纳州布雷格堡营地紧急应调前来首都的由美国陆军空降82师等部队组成、准备镇压群众游行示威、保护新总统车队通过的武装军警队伍。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种欢快与对峙的不协调气氛，给走马上任的尼克松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尽管如此，尼克松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走上讲台，站在一个防弹玻璃罩里，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
他在就职演说一开始，就迎合美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说：“我们陷入了战争，需要和平”，“我们陷入了分裂，需要团结”。他信誓旦旦地许诺：“让我们走向这样的目标：在那些不知道什么叫和平的地方，使和平成为受人欢迎的东西；在那些和平不牢固的地方，使和平牢固起来；在那些和平只是暂时存在的地方，使和平成为永久的东西。”
尼克松为了笼络人心，口口声声讲和平，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决非易事。他在入主白宫初期，战争仍在升级，而且有些命令就是这位新总统下达的。
1969年3月18日，美军开始出动B-52战略轰炸机轰炸柬埔寨。这是尼克松入主白宫后下达的第一道扩大战争的命令。
然而，战争的前景并不令这位新总统乐观。尼克松政府上任4个月后，来自侵越美军司令部的报告说，又有4000多人在南越丧命，平均每月大约被打死1000多人。
为了缓和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为了改变越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尼克松大力推行战争“越南化”政策，改变约翰逊时期以美军为主体“替亚洲人打仗”的做法，加强南越集团的作战能力，借以实现“当地人打当地人”的企图。他解释说：“我们不能替越南人打赢这场战争；归根结底，越南人还得由自己来打赢战争。”
不久，尼克松于1969年6月8日在中途岛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撤出2.5万名美军。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宣布从越南撤军。
尼克松宣布撤军的理由和依据是：“战争的‘美国化’破坏了越南人的士气；战争的长期化又破坏了美国人的士气。”
为尽快结束这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尼克松在军事上大力推行战争“越南化”的同时，在外交上频频向越南晃动橄榄枝，力促和谈重新启动。
谈判之前，美越双方各自通过新闻媒体亮出了自己的主张。
1969年5月8日，出席巴黎和谈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宝剑提出了“十点建议”。这个建议的核心是，美国必须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军和其他外国军队，不提出任何条件；在越南南方的越南武装部队由越南各个方面自己解决；越南南方人民通过普选成立联合政府。1969年5月14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建议”提出了“八点方案”的对案。这个对案的核心是，一切“非南越”的部队撤出南越，就是把越南北方的军队同美国等外国军队等同起来，从越南南方“共同撤退”。
美越双方作战多年，积怨很深，加之各自的谈判条件和要价相距甚远，因此，即将在巴黎举行的越美会谈并非是一件轻松的事。为此，尼克松精心物色谈判专家，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选中了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出生在德国菲尔特一个犹太教师家庭。在纳粹执政的动荡年代中，亨利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头一个行动，就是解雇公立学校中的犹太教师，亨利的父亲路易只得在一家犹太职业中学任职。3年以后这份工作也丢了。因生活所迫，基辛格全家于1938年8月逃离德国，先是去伦敦，不久又移居纽约。9月，亨利在那里进入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市立学院学习，直到1943年2月应征加入美国陆军。战争结束后，基辛格于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950年，27岁的基辛格与安妮·弗莱谢尔结婚。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于1955年受聘成为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担任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撰写工作，从而一举成名，回到哈佛当上了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后，他又被纳尔逊·洛克菲勒看中，效力于洛克菲勒兄弟。在洛克菲勒与尼克松竞选总统期间，基辛格是洛克菲勒竞选总统的得力助手。整个1967年，基辛格都在为洛克菲勒就如何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运用越南问题出谋划策。在初选中，这位纽约州的州长把理查德·尼克松描绘成一只不可救药的鹰，基辛格为此提供了不少攻击的“炮弹”。
让基辛格大出意外的是，尼克松竟不计前嫌，聘用他做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负责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这一方面说明尼克松的大度，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尼克松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新任总统选中基辛格，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毋宁说是出于对他能力的了解。
基辛格在进入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他那种智囊人物、秘密使者的形象便已露出端倪。在共和党的高层人物中，能同他竞争的人寥寥无几。唯一可以较量一下的要算是马切·米切尔了。
越南问题是美国外交难题的核心，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决心让新政府免受林登·约翰逊1966年以后所受的那种煎熬，巴黎和谈必须取得明显进展，军队必须撤出，伤亡必须减少，盟国必须和好，国内“和平运动”必须平息。与此同时，还必须让南越政府“确信华盛顿在战争中仍支持它”。
被称为来无影去无踪、善玩遁身术的基辛格，在越美和谈中，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的旋风式的穿梭往来，多方运筹，可谓为解决越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使陷于僵局的巴黎和平谈判有所进展，基辛格提出了“双轨”方式的新思路。所谓“双轨”方式，就是在一条轨道上，河内和华盛顿将集中解决他们冲突的军事问题；在另一条轨道上，西贡和民族解放阵线将集中解决南越的政治问题。等到两条轨道都达成了协议，就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拟订所达成的协议的保证和保障，包括建立维持和平的国际机构的问题”。
随后，尼克松在越美谈判问题上采取了3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巴黎美国谈判代表团的阵容和职权，任命亨利·卡伯特·洛奇和曾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职的纽约律师劳伦斯·沃尔什取代民主党的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赛勒斯·万斯，并按基辛格的“双轨”方针与越方谈判。而作为军事问题的第一步，提出美国和北越军队“共同撤出”南越。第二步，着眼于苏联这个东南亚“和平的关键”，通过基辛格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的接触，开通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磋商的“幕后途径”。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当洛奇在巴黎提出“外国军队”从南越“共同撤出”的新方案时，决定提出一个单方面把美军撤出越南的计划，并于1969年6月8日宣布单方面从越南撤出美军2.5万人。
然而，美国的这些行动步骤，并没有换来越南政府的更多热情。基辛格与春水在法国的秘密会晤，亦没有取得突破，双方只是各自阐述了人所共知的立场而已。尼克松给胡志明的信和胡志明去世前给尼克松的复信，字里行间，也都丝毫找不到“松动”的口气。
这期间，在印度支那，接连发生了3件对于美国来说不是好事的重要事件。
1969年6月，越南南方共和国成立，并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并于4月30日悍然出兵侵略柬埔寨，妄图以“短期决战”一举摧毁柬越边境人民武装主力和补给基地，结果两个月后又不得不将美军撤出柬埔寨。
1970年4月24日，印度支那人民高级会议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进行。会议谴责美国侵略柬埔寨，最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印支三国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军事进攻不力，尼克松又打起谈判牌。1970年7月1日，当最后一个美国兵撤离柬埔寨的第二天，尼克松就任命曾历任美驻德（西德）、法、英大使的老牌外交家戴维·布鲁斯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以此向河内公开表示他准备谈判。
为了使谈判成功，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制定了一个打破僵局的新方案—“停火方案”。供选择的方案有三：第一种停火方案要求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是美国一贯坚持而多年没有达到的目的。第二种方案承认无法让北越的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对河内的“一大让步”。这个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让北越军队在南越某些指定地区重新集结。第三种方案是就地停火，它只要求北越人停止战斗，而允许它继续在政治上控制当时处于其军事控制下的所有地区。这实际上是不顾西贡的反对，接受了河内关于北越军队可以在南越全境行动的要求。基辛格认为，这三个方案最切实可行的是就地停火，它有希望争取到河内的同意，最后达成协议。但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和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坚决反对就地停火的方案。他们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在军事上是无法接受的”。尼克松对此犹豫不决，直到当年仲夏，基辛格的就地停火方案才占据了尼克松计划的“中心位置”。
1970年9月，基辛格两度飞越大西洋同北越谈判代表春水秘密会晤，透露了就地停火的建议，10月8日，布鲁斯大使在巴黎谈判桌上正式提出了上述和平新方案。这个方案，除了第一次建议就地停火外，还包括四点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答应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
但是谈判未能取得多大进展。事后基辛格向新闻记者介绍情况时说：“我们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北越不为所动。他们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允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美国这次让步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仍然坚持，美国必须先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许美国人‘体面地’撤出去。”按照尼克松的处事逻辑，外交战线上既然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局面，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又一回合的军事较量。这次尼克松把军事较量的战场选在了老挝。
老挝是美国军方认为“有油水”的打击目标。多年来，美国派军用飞机轰炸“胡志明小道”，但一直没能切断这条运输大动脉。从1970年夏天以来，尼克松不断收到高度赞扬南越伪军“斗志昂扬，面目一新”的报告。艾布拉姆斯说，“越南共和国军”已经在柬埔寨经受住考验，“杀出去了”。到了1971年年初，尼克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让阮文绍的军队打进老挝，实践他的战争“越南化”理论。
1月中旬，尼克松批准了进攻老挝的“蓝山619”战役。其战役企图是：切断胡志明小道，破坏北越军队的储藏所，阻止北越军队插入南越北部的几个省，以及为实施战争“越南化”争取更多的时间。
2月8日，大批南越伪军在美军的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下，大举侵入老挝境内。尼克松渴望通过此举建立“奇功”，但是战役的结局却使总统再次陷入失望之中。
阮文绍和他的僚属们都懂得，其政治势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们所指挥的部队的力量和士气。因此，他们都不愿为很长远的目标蒙受损失而对军队这笔政治本钱备加爱护。阮文绍这种心猿意马的心态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曾于2月2日命令他的指挥官向西推进要小心从事，并规定伤亡达到3000人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结果，尼克松发动的这次老挝之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在战役发起后44天就提前结束。越南共和军匆忙撤退，美国记者把它描写为溃败。据老挝人民解放军发表的战报，在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老挝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5000多人，南越伪军的4个旅、2个团、8个炮兵营被全歼。
老挝之役，不仅是美伪军事进攻的失败，而且还标志着尼克松战争“越南化”理论的彻底破产。
基辛格已经意识到，激战之后必有和谈。在入侵柬埔寨失败后他曾经搞了一次和谈外交；如今老挝战役已经结束，他又准备一试身手了。1971年春，他鼓动总统再次制订了一个和平方案。
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把1970年10月8日布鲁斯在巴黎和谈拿出的方案加以扩充而成。其中有两点重要的新的让步。第一个让步是，美国保证在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全部撤出驻南越军队。这是满足河内关于美军限期撤完这个要求的重大步骤。第二个让步是，美国答应要阮文绍总统在南越举行大选前1个月内辞职。这是满足河内关于阮文绍必须下台要求的重大步骤。
为促使谈判成功，基辛格继1970年初4次会见黎德寿。
1970年9月2次会见春水之后，又于1971年6次横渡大西洋同北越的最高谈判代表举行会谈。重开的和谈，一次比一次有进展，用基辛格的话说“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了。然而，在第6次会谈于9月13日在巴黎近郊什瓦勒罗瓦举行后，美国又于10月11日秘密送了一份略加修改的和平方案给河内，并建议基辛格和黎德寿在11月1日会晤时，加以讨论。对此，河内先是说黎德寿不能在11月1日会见基辛格，后来又说黎德寿“病了”，把事情拖了下去，结果又一次使谈判停滞不前。
眼看和平在即，越南为何拖延谈判？这是因为，此时的印度支那战场，发生了有利越南人民武装的发展态势。
1971年深秋，柬埔寨军民粉碎了美伪发动的“真腊二号”战役，歼敌12000多人。
在柬埔寨军民向美伪展开凌厉攻势的同时，老挝爱国军民在雨季5个月的战斗中共歼敌7500多名，其中包括右派军队2200多名，王宝特种部队4100多名，泰国军队1200多名，以及西贡伪军、泰国和美国军官在内的40多名敌军军官，缴获敌人各种武器1900多件，击落敌机40架，击毁敌军车24辆，重创敌两个机动团和10个战斗营。
1971年2月8日，南越人民武装发动了著名的“九号公路战役”。当美军采取坦克、装甲车突击与直升机空降相结合的战术，以九号公路为轴线，向南越人民武装发动进攻时，越南人民武装集中5万余人的兵力，在老挝人民武装的配合下，歼灭了公路北侧的美军，粉碎了美军进攻益农和占领本邦的企图。战役历时43天，歼灭美军2.1万余人，击落击伤美军飞机500余架。
越南南方军民自1969年到1971年6月的两年半中，共歼灭和瓦解美伪军120多万人。
越老柬人民武装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敌强我弱的局面得到根本改变，战争形势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强大的军事反攻行动正在运筹谋划之中。
1972年3月21日，北越人民军4个整师，在大批苏制坦克和远程火炮的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开始了计划已久的春季攻势，这次进攻的时机和规模令尼克松政府为之震惊。
几个月来，越南北方一面为发动春季攻势作积极的军事准备，一面做出认真谈判的姿态吊基辛格的胃口。直到越南人民军进攻的隆隆炮声传到白宫，才使基辛格从想入非非中清醒过来：早在1971年10月黎德寿得了“外交病”时，河内就已决定诉诸武力。
4月4日，美国立即对北越的军事进攻作出反应。当天上午，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留在南越的美军。随即非正式告诉记者，有一二十架B-52战略轰炸机刚离开北卡罗莱纳空军基地飞往泰国。从那时开始，美国在印支的海空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加强。在北越发动进攻的一个月内，北部湾集中了6艘航母、5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关岛的B-52战略轰炸机群增加到近100架，泰国的乌塔堡驻有53架B-52战略轰炸机和224架战斗轰炸机，砚港驻有113架战斗轰炸机。到4月底，共有1000多架美国军用飞机用于作战。
从4月6日开始，美国背弃1968年关于无条件停止对越南北方轰炸的承诺，出动战斗轰炸机袭击非军事区以北60英里的地方，并警告河内，除非停止攻势，否则美国的攻势将逐步向北推进。
然而，这个警告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越南人民。4月7日，西贡西北的禄宁为北越军队所占领，安禄和广治郊区发生激战。消息传来，尼克松气急败坏，于4月8日下令出动B-52轰炸机深入北越袭击其后方军事目标，4月10日轰炸了非军事区以北145英里的港口荣市。4月15日，尼克松经过“独处苦思”后，又批准了代号为“自由门廊”的计划，出动B-52轰炸机在周末轰炸河内和海防。并宣布，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将继续袭击北越，直到河内停止进攻。
轰炸并没能挽救南越伪军的颓势。5月1日，越南人民军坦克攻入广治市。阮文绍的军队溃败，四散逃命。人民军在广治市城堡上升起一面红旗，宣告大捷。
在越南人民武装胜利的进军号中，巴黎会谈再次恢复。5月2日，基辛格带着尼克松的新建议来到巴黎。所谓的新建议就是，如北越人民军停火和遣返美国战俘，美国就同意在4个月内撤离印度支那。对此，黎德寿没有买账，他轻蔑地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谈判仍无进展。
为推动和谈成功，白宫打起“苏联牌”。尼克松亲赴莫斯科与苏联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举动，使苏联领导人感到，同华盛顿在贸易、贷款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等方面打交道的好处很大，有必要在解决越南问题上帮尼克松一把。1972年6月5日，苏联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波德戈尔内主席飞往河内，劝说越南领导人，现在是改变策略同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了。他认为，这样做不会有多大风险。因为尼克松在撤军问题上看来是认真的，况且，美国采取了新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军队撤出南方了。他大概还转达了勃列日涅夫的看法，说共产党迟早在南方取得胜利，这是谁也不能阻挡的。波氏的这番忠告，对越南领导人的立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由于基辛格的穿针引线，苏联领导人的劝说，河内在6月底召集了一次研究战略的特别会议，从那以后黎德寿在和谈中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10月9日，基辛格第19次横渡大西洋来到巴黎，与黎德寿继续举行会谈。河内方面在这次会谈中提出一项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九点建议：
一、美国尊重1945年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越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二、“协议签字后24小时内”在越南南方实行停火，美国“在60天内”把全部美军从越南南方撤走。三、“在撤走美国军队的同时”—也就是说在60天内—释放各方“被俘和被监禁的全部人员”。四、“成立一个包括三种同等成分的取名为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的政权机构以督促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和国政府履行已经签订的各项协定和组织普选。”在这个协议中，河内破天荒地第一次表示，愿意把战争的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分开来谈，从而接受了基辛格的“双轨”办法，即军事方面的问题由美国和北越解决，先宣布停火，接着撤退美军和遣返美军战俘；随后，由南越敌对各方设法达成政治解决。同时，也不再坚持让阮文绍下台的立场。双方的立场越来越接近，越南的和平看到了希望。
然而，一波已平，一波又起。当基辛格“马不停蹄”地赶到西贡向阮文绍通报谈判情况时，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麻烦。阮文绍处处作梗，死气白赖地阻挠协定签字。他明确表示说：“第一，我们反对那个‘委员会’（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现在已经很清楚，实际上这是搞联合政府（越文中，国家委员会就包含这个意思）。第二，我们不能同意北越军队继续留驻在我们国内。第三，我们不能接受北越人可以任意通过非军事区。总之，这个协定我们不能签。”
10月4日，怒火中烧的阮文绍发表电视讲话，透露了他同基辛格会见的情况。在长达两小时的电视讲话中，阮文绍情绪激动，一会儿念讲话稿，一会儿信口而谈，反复重申这样一个立场：“联合政府”不能接受，30万北越军队留在南越不能接受，在协定上签字不能接受。
为了逼美国人尽快签约，10月26日凌晨，河内电台广播了一个2500字的声明，公布了越南问题的九点协定以及秘密谈判的细节，将这场旷日持久的秘密谈判公之于世。北越的一位发言人还说：“大笔一挥，和平实现了，一切就看美国拿不拿起这支笔了。”
北越步步紧逼，南越负隅顽抗，这一下惹怒了尼克松。为了给阮文绍一点颜色看看，他在会见阮文绍的特使阮富德时警告说，如果阮文绍决定要单独打下去，他就“要冒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然而，美国的援助对南越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基辛格所说的，“你们如果不签字，就是自取灭亡”。基辛格还着重申明，一旦认为协定是合适的，美国就打算签字，“不管你们参加与否”。
西贡的阮文绍不甘就范，河内的谈判代表在协定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又“节外生枝”。他们含蓄地威胁说，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与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可能要联系在一起，并拒不接受固定的非军事区。对此，尼克松只好再次打出“以炸求和”牌。他向河内发去了一个措词强硬的电报，警告河内必须在72小时内恢复“认真谈判”，否则，随时准备恢复轰炸。12月17日下午，当72小时的时限刚过，尼克松即下令动用B-52战略轰炸机恢复了对北越的大规模密集轰炸。在以后的12天里，美军对包括河内和海防地区在内的越南北方的轰炸越来越凶，B-52机群3架一组，同时投弹，每架飞机可携带500磅的炸弹20多枚，750磅的炸弹40多枚。约有100架这种巨型战略轰炸机和500架战斗轰炸机，不分昼夜对被五角大楼称之为“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空地区”进行轰炸。轰炸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美军也付出了损失15架B-52战略轰炸机和11架战斗轰炸机、以及失踪93名飞行员的巨大代价。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历经波折和坎坷；讨价还价，还价讨价，“千呼万唤始出来”。交战双方终于在1973年1月27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使这场历时14年的“马拉松式”的战争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巴黎协定”生效后，美国被迫于1973年3月将其地面部队撤离越南，但仍以“文职人员”的名义在南越留下了2.5万余名军事人员，并在南越附近地区保持相当规模的海空军部队，继续推行其战争“越南化”政策。
此时，南越西贡当局还拥有110万人的军队，又有美国海军的支援，仍不甘心失败，准备继续蚕食解放区。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南方军委和地方各级组织，面对西贡当局的进攻，进行坚决还击，阻止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经过一年多的“蚕食”和反“蚕食”斗争，南越伪军从1974年旱季就开始败退，不断遭到打击。
1975年3月至4月，越南北方将主力部队大部分投入到南方战场，发动了著名的春季攻势，经过两原战役、顺化—砚港战役和西贡战役，解放了越南南方，完成了统一祖国的任务。
1975年3月30日11时，南北方人民武装攻占西贡。在海军陆战队的掩护下，美国大使馆的人员于4月30日清晨匆忙撤出西贡。美海军陆战队的最后一次行动是运走两具美国人尸体并降下国旗。当美军直升飞机向东飞向航空母舰时，北越的装甲部队开进了西贡商业区。到中午时分，西贡杨文明“代总统”命令残存的南越军队停止战斗。
美国这场入侵印度支那的战争，由肯尼迪总统发动，约翰逊总统升级，尼克松总统了结，历时14年，花费1650亿美元，死伤几十万人，得不偿失，因而被美国人称之为“最肮脏的战争”。
然而，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惨败，并没使它放弃敌视共产主义的顽固立场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的企图。消灭共产主义和称霸世界是美国的既定战略和政策。在亚洲，美国除了把侵略和颠覆的矛头对准朝鲜和越南的共产党政权外，一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封锁、渗透、颠覆和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