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这些“文革”的宠儿——毛主席的红卫兵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下放的地点，是根据各人家庭背景来统一分配的。走资派，或是黑五类子女，一律分到圩区；出身好且根红苗正的，大多是到沙洲地带或是富裕的山区，如新桥公社的凤凰、大明，那里盛产一种名贵的药材丹皮。直到现在，仍是张国立的广告“治肾亏，不含糖”的药材基地。我父亲五七年的那点事情一直道不清，辩不白，因此，我只能落在一个鬼不生蛋的穷地方——新桥公社大明生产队。
落户在同一生产队的另两人，一个高我一年级，一个低我一年级。
六六年文革一开始，课就停了，那颗心至今都难收拢。但另外两位却决然不同，吴同学一心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每天清晨，他都会把毛选读得让一个村的人都能听见。而佘同学傻大个一个，现在，似乎就铁着心在生产队里挣一辈子工分了。只有我三天两头向队长请假，理由千变万化，其实是与几个臭味相投的同学四处溜达，难免不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一个叫沙嘴的村子。下放在这个村的王百顺不仅是我的对门邻居，文革期间，我们还是一个造反兵团的战友。最主要的，沙嘴就在公社附近，从县城坐车过来，下了车，一抬腿就到了沙嘴。
到了冬季，队的活计更少了，头头们或许觉得我的文笔不错，竟把我抽到公社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帮着写写材料，刷刷大字报。我当然乐不可支。然而去了不到一星期，就传来我家里出事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哥哥就靠在门框上，看着他的几个战友把我的家抄了个底朝天。并没有翻出任何对于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但我父亲还是被挂上一块牌子，与一群地富反坏右一起，站在大街上向毛主度“请罪”。不等这边的人先下手，我立即就离开那个工作组，又不屑看吴同学假模假式的“活学活用”，于是，沙嘴仍是我常去的地方。
天出奇的冷，那天下午，我们打到一条狗，大家兴奋着，准备着大快朵颐。为了借一把菜刀，我被派去隔壁的郝会计家。郝会计在这个家里明显是个百事不管的角色，就像上次我向他借井绳一样，他只有一句话：问我老婆吧。郝会计瘦高个子，人长得白白净净，他是生产队会计，又兼着大队的电工。而且，他还是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演《红灯记》，他是李玉和；演《沙家浜》，他饰郭建光。我看过他的演出，他的唱腔和做工在那一带都是一流。说起郝会计老婆栀子总是把家里的刀和井绳藏起来这件事，王伯顺说，郝会计最近日子不好过呢，他把人家李铁梅的肚子搞大了。问题是，那个李铁梅是个黄花闺女，肚子大了，人家还怎么嫁得出去？李铁梅这些日子正寻死觅活，不仅如此，还要拉着郝会计一同去死。这就怪不得栀子像防火防盗一样防着那些菜刀和井绳了。
但是，一个人决计要死，是任何力量也拉不回头的，这结论很快就能得到证明。
那天晚上，我们把那条狗打发后，就上床了。刚把被窝焐热，就有人来通知学习文件。王百顺赖在床上，死活不肯出门。几个人捂着一床被子，就说些那个岁数的人爱说的事情，自然又扯到郝会计与李铁梅的事。说栀子根红苗壮，父亲又是大队书记，郝会计家庭出身并不好，正是讨了这个老婆，才当上了会计，并且被派到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做了第一主角。栀子为人贤惠，李铁梅肚子大后，栀子三天两头地把李铁梅请到家里，苦口婆心地劝导，一心要把李铁梅从鬼门关上拉回来。栀子并把正在煤矿当掘进工的弟弟介绍给李铁梅，并且着手张罗两个人的婚事。李铁梅似乎被感动了，但她说，她自会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决不连累郝会计。
冬天的夜很长，说着话，人开始朦胧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村子里的狗狂吠起来，杂沓的脚步声从门前急促地跑过，夹杂着队长大声地呵骂声，以及女人的哭叫声，那哭叫的女人正是栀子。我们知道，郝会计出事了，而且是出大事了，于是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
天麻麻亮了，刺骨的寒风中，我们被卷进杂乱的人流，盲目地向着一处涌去。远远的，郝会计被吊在一棵野桃树上，他僵直的尸体在风中摆动着，就像一只垂落的沙袋，而那个李铁梅则半跪在郝会计的脚旁，就像睡着了一样。结束他们生命的是一根蓝色的电线。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铁梅，据说她生前是极其爱美的一个女人，但现在，由于那根电线的作用，她的脸严重扭曲变形，上衣被扯到乳房以上，裤带松了，露出白晰的肚皮，那上面贴满了活血化淤的膏药“麝香膏”。
这一带的风俗，一对野男女只要在同一棵桃树上吊死，来世他们就成夫妻了。
2001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