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二十世纪，儒道释三教，就如本文开篇所介绍的，在近百年间采取的策略，基本上是依附的。即，承认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然后努力说明自己并不落伍，也具有那些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且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科学工业技术活动等等做很好的结合，甚或可促进资本主义之发展，亦可用于企业经营管理之中。即或不然，也可以协助现代社会，做好辅翼及救济的工作，例如协助安顿现代人之身心，或办若干社工、社辅、社福、社会救援事业，以改善自己迷信、落伍、不科学、现代化绊脚石之形象，获得现代社会的认可和赞扬。
这其实是个十分反常的现象，因为宗教在历史上向来是反对现世或批判现世的。儒家虽非宗教，但既主张开物成务、治国平天下，又岂能以附和现代性为满足？
故我们应注意另一思路。因为对现代社会采取批判态度者，情况与我们完全相反。以本文所述及的日本与东南亚佛教、伊斯兰教、欧美后现代相关思潮等等来看，这一路反而声势更大，亦更具原创性。总的趋势，是反对现代生活，希望重建一套生活伦理。
我称此为伦理的转换与思维的重建。所谓伦理的转换，是指资本主义伦理在欧美已面临被扬弃、替代或更新的命运，在欧美以外的世界，也无法再维持其霸权及正当性，遭到了其他伦理形态的挑战。
那些打着后现代、后工业旗号的理论，即是对资本主义伦理的否定者。例如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价值的主体化（Subjektirie‐rung der Werte），因此对宗教是排斥的，要打倒权威，不信仰超越的价值。贝尔即批判此种态度，提倡“新宗教”。他认为现代科技的发达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扩大了人的视界和自我意识，增强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利用，然而，根本问题亦接踵而至。现代人把生命与宇宙的奥秘和终极本源问题排除在其经验和意识世界之外，从而陷入自己的肉欲和私利之中。故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自然和机器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唯有如此，人才不会沦为科技的奴隶，而是以科技为人的整体幸福服务，使人对生命的本真意义怀有一种至深至纯之情。无论如何，只有以人类为中心开始对意识的探索，才能将我们带回到生存的根本问题中去。
我觉得现今学术界对生活伦理的关怀，亦应表现于这个方向；而不是如过去那样，以依附现代生活为能事。讨论终极关怀与现代生活的议题，更不能如过去那般，只在社工、社福之类领域中打转，而更应从整体方向上思考：在传统精神及其义理之下，可以开展什么样的生活，以改善现代社会的困境。
想在当今社会中重建礼乐文化，必须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是实际去制礼作乐，并通过政治体系与社会组织之运作而予以落实；二是由理论层面对礼乐文化做更精确、更深刻的阐释，说明重建礼乐文化的正当性及必要性，并揭示重建之方向。
前者“见于实事”，后者“托诸空言”，以下这本书所谈的，也正是这样“托诸空言”的部分。
空言，其实亦至为重要。因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反礼教”成了正义与道德的标记。一谈到礼，人们脑子里立刻联想起吃人、桎梏、上下尊卑等级制、奴隶主、反人性……谁都对礼之森严繁琐，感到畏恐；谁都不喜欢为了巩固王权统治而压抑个体性情的礼。在这样的氛围及文化认知中，想重建礼乐文明，怎么可能？
倒过来说，我们若觉得现代社会是个失落了礼乐文化、礼崩乐坏的社会，那正是我们所曾经追求的目标。我们曾经那么激昂、那么热切、那么兴奋地打破礼教、抛弃中国音乐，以迎接现代化。如今，好不容易现代化了，为何竟又拟重建那久遭吾人鄙弃之礼乐文化？若不能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扭转对礼乐文化的认知，从理论上说明礼乐文化的价值，以改善其负面形象，想重建礼乐文化，自然就属于缘木求鱼。
在当代思想家中，对此有所体认，并发抒慨叹者，不胜枚举，但真能从理论上试图重建礼乐文化者，实乃凤毛麟角。其中，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很值得注意。所以，底下我想先讨论唐先生之说法，再加以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