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学生和其他接受大学服务的人（购买者）是否能获得有关大学的能力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数量不断增多，质量也不断提高）？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正是这一点将在制度上实际改进有关的工作。未来的学生对本科课程的选择似乎取决于许多因素，尤其是参与适当的夜生活的地点和可能性，而不仅仅取决于一所大学所提供的课程。学生对课程和教师的满意程度似乎始终很高，至少从定期的调查来看是这样。然而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结果，大学不得不对它们所公开发表的主张更加小心谨慎。
有关大学的质量和标准的外部评估的发展（包括向第三方提供更多的信息）标志着在各专业要求确保各种能力和保护顾客方面对政府（可能还有其他部门）的信任度的下降。在当今时代，复杂性、规模和距离等这些因素使得购买各种服务与商品的人对于他们自己能否获得足够的信息缺乏信心（这些信息是他们做决定的基础），所以现在更强调数据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而不是强调基本的或“内部的”知识。各种各样的公共机构都必须经过这些过程。近些年中某些专家和医生在医疗工作中的失败率相对较高，这就使得公众更普遍地要求对标准有更多的控制并减少风险。虽然对一所大学的选择并不属于就医看病这样的“生死抉择”，但一般来说它也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和一劳永逸的选择。
哈里森（Harrison）概要地提出了医疗护理的四种模式（2002），它们也可被用来帮助我们认识政府对于大学的态度的变化。第一种模式可以被称为思考的做法，它是基于以下的观念，即一个专业人员应经常用一种开放的和批判的方式考察他或她自己的做法。它包含了以下两种看法：第一，这一过程可被辅以经常性的对特定做法的评估（包括对病人的检查）；第二，基于这一过程之上的评估和修正还要受到同样涉及其他专业人员的一种开放的和同行所信任的方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第二种相关的模式的基础是先要制订出所谓“好的做法”的指导方针（由专业社团提出），这种模式是在一些旨在达成专业的一致意见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它主要缺乏系统的科学基础。
第三种模式已被称为审慎的评估，因为它一般涉及查问已出版的研究成果。它不同于以上那些方法的地方在于：它对个人的经验更容易产生怀疑（即使是那些已被审慎地评价过的经验）。它旨在使专业人员具有发现、解释和应用研究结果的技能。其目的是运用研究成果以作出政策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以证据为基础的）。第四种模式有时被归属为“科学的官僚主义”（如同第三种模式一样），因为它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正确和可靠的知识主要来自专家们经过仔细验证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例如在临床试验方面）。然而，它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结果倾向于在政府所批准的和官方的临床治疗方案中得到证实，而且这些方案还被传达给医生，希望他们采纳这些方案。这后两种模式的运转是以下面的设想为根据的，即良好的做法不能仅仅根据消费者的要求来判断。然而可以这样说：从第一种模式向第四种模式的变动是不再信任专业人员的做法和经验，转而更加依赖外部的指导方针和治疗方案（这些方针和方案是通过科学研究而产生的，是利用政府的权威去传播的）。
为什么近来“科学—官僚主义”的方式会得到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它能够使消费者更加确信：专业人员的做法正逐渐地现代化，而且其良好的标准是一致的；同时还认为这种方式能使消费（尤其是药品的购买）处于某种控制之内，如果消费只是实行医生导向，那么就很难对其进行控制。因为代表普通老百姓的政府是医疗服务的主要“消费者”和购买者（在高等教育领域似乎也仍然如此），所以政府对于使用那些显然很客观的与合成的数据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这些有关良好的做法和表现的数据是通过一种外部评估的框架去搜集的）。
如同在卫生保健方面一样，大学的工作一般来说并不是由个别的消费者所推动的，因为费用是由第三方支付的（主要是国家），而不是由现金或个人的消费来支付的（用一种说法就是：消费和购买都是“集体的”）。那些支付账单的人自然地也想施加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成本施加影响。这就导致政府对专业人员施加外部的制约，但这种制约不能依赖一种个别驱动的消费市场的刺激和制裁，而必须使用表示市场情况的指标（审计、综合的数据分析和目标的实现等），这些指标的影响更大。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让个人更直接地用现金“购买”高等教育这一变动是否会导致对高等院校及其教师更少形式上的控制和影响（相比较现在的情况，即通过国家这种第三方的支付安排）？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考察一些不同部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是否有这样的证据，即国家代表消费者的支付会导致逐步加强外部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控制、导致对专业人员的不信任，相应地也就是可以对专业人员施加更多的来自消费者或市场的制约，但减少一些政府所推动的、常常是使人厌烦的和过多的、正式的外部评估？如果有这样的迹象，那么高等院校及其教师会选择哪一种制约的形式？
本章所提出的这些和其他的问题将在后面几章中进一步加以探讨。作者打算用一种现实主义的和全面的方式探索与理解现代大学的性质，这样做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有价值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原本有时候会感到他们在某些选择的过程中缺少一种综合的视角）。研究的方法将是历史的、当代的、比较的和全球的。在适当之处，研究也将试图挑战有关大学体制的某些习以为常的假设（这些假设出现在一些政治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