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我们不能预测说住宿式的或有形的（physical）校园将会消失（这种预测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新的数字技术和网络已在大多数学科领域中改变了教和学的做法，尽管第一眼看上去情况并非如此。初步的国别调查表明：在大学课堂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即使在一些网络普及的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发达国家中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在澳大利亚，贝尔（Bell）等人（2002）断定说：所有的网络课程在澳大利亚大学所提供的全部课程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只有5.8%的课程是依靠互联网来陈述内容的。英国对英联邦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10%多一点的大学采用有效的方式把网络技术和它们的教学结合在一起。［《无边界高等教育调查报告》（Observ 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2002］
然而这些调查低估了数字技术被结合到日常的教和学的过程中的程度，当然数字技术也被运用于一些图书馆和招生部门的辅助服务中，另外数字技术也会以学习资源的形式出现。无法准确地定义什么是“在线教学”和“电子学习”，这就给调查数据蒙上了一层迷雾，与此同时，对于在线学习的效用的评估也无法取得一个公认的标准。例如，在澳大利亚的调查中，那些院校被要求把它们所有的科目分成三类，最低的一类是：那门课在网站上没有相关的信息。这样，数据的收集受到了影响，因为在中央层面不了解教室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没有课程网站”（no unit w ebsite）被简单地等同于“没有使用互联网”。然而很少有大学老师不希望学生去使用网上有关各学科领域的丰富的资源，无论这些资源是数据库还是更具体的学习资料。许多人只是抗议说：网络资源被美国的搜索引擎所控制，而这些搜索引擎也偏向美国的网站，所以美国占据了最多的网站资料［威尔逊（Wilson）等，1998］。
信息和通讯技术当然以一些引人注目的方式改变了教师的活动。教师们被敦促“把他们的课程上网”，他们用早期经常采用的并略显“笨拙”的学习平台的形式进行教学，或者被迫使按照一种样板参加“上岗前的培训”（sheep dip train-ing）；或者采取尽可能少的抵制措施，学习电子屏幕投影技术（Pow er-Point，PPT），简单地把他们“演讲”的“幻灯片”（slides）上载给网络，让那些全神贯注的学生下载。有人试图开发丰富的交互式的资料，利用多媒体的潜力开创一个复杂的多媒体教学的时代，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周到地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法需要时间、精力以及在图像、音频、视频和电脑编程方面的专业技能，然而那些技能在大学中是稀缺的，因为大学校园外对这种技能所支付的薪金要比校内高得多。到20世纪90年代末，可靠的评价和大量的有关“第一手经验”的文章痛惜电子教学发展的高成本与团队开发的方法（team development approach）所需要的时间。
与此同时，教育质量保障已经成了一种西方的行政管理和经营的“符咒”（mantra），它有时和对“质量审计”过程的赞美相互配合。这已有助于研究教和学的专业人员的产生，他们和学科专业人员一起设计课程并制作具体的学习资料。没有充分的准备而在讲课中“蒙混过关”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一个学期开始时要提交典型的“单元大纲”，甚至把每个星期的课题都要细化，这些已在大学和学生之间达成了一种法律上具有强制性的合同关系。
生产高质量的多媒体课件的昂贵成本已促使商业印刷出版商进入网络（w eb）和识读光盘（CDROM）的生产领域。由于早期的普通材料没有受到教师们的欢迎，所以诸如“麦格劳—希尔高等教育”（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这样的出版商现在和像“网络学院”（E-College）这样的课程管理系统的一些公司合作，开发在线的练习题和模拟题以及配合教材的补充材料。这些被某些公司描述成“内容包”（content cartridges）的材料，可以根据教师的需要定制，并和有关课程结合起来。如果“学习对象”（learning object）被很好地表达出来并被人接受，那么浪费就应该会减少（浪费已成为许多虚拟学习计划的特征，而这种浪费一般不为外人所知，只在一个特定的部门或者一所单独的大学内才有人知道）。［亚历山大（Alexander）等，1998；莫里森（Morrison）和纽曼（Newman），2003）］
不仅仅是全球商业性的出版社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商机，21世纪大学协会的合作计划（本书第七章已较详细地论述过它）已经讨论过一个雄心勃勃的有关学习对象和内容（learn-ing object and content）的管理系统，以加强它的网上教学。该计划将合作开发和分享电子学习的材料，这样，所有参与的大学可以分期偿还费用。然而，把出版商“汤姆森学习”（T homson Learning）作为一个合作者的话，更多的教学材料的商业性开发将会随之而来。
理想主义的默洛特项目（M ERLO T）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该项目的设计受到慈善捐赠的支持，它是作为一个非盈利的、接受同行检查的和开放的网上教学材料的资源库，教师可以免费使用。然而，在一所日益市场化的大学里，默洛特项目的生存似乎有些困难，最近它和“教育利用”项目（ED U-CAUSE）的合作表明：该项目可能会转为一种收费的商业模式以求生存。
不论电子学习的“对象”是由出版商开发的，还是作为非盈利性大学的商业投资，或者是由其他非营利性机构开发的，它们在教和学的实际层面上的影响一般是不大的（和出版物版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电子学习材料（Electronic learning objects）改变了教学行为的性质，它要求老师深刻思考他们的课程的结构，思考讲课、辅导与做实验的模式的可持续功效，同时必然地也要思考他们自己作为教师的贡献。他们与众不同的专业特长是否就具有研究的知识？这种特长是否就是区分相关的和很好地设计出来的学习材料的能力？这种特长是否就是按照特定的方式、为特定的一群学生、把这些学习材料整合在一起的能力？———换言之，这种特长是否就是判断和随后“传递”知识的能力？或者这种特长准备向认识的和社会的进程（这种进程就是教育）提供人类的尺度？
这些问题正在使所有的学术人员受到重压，因为他们正试图应对一种转变，那种转变要把大学从一个“家庭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埃尔顿（Elton），1995］转变成后工业化的知识经济中一个越来越没有特权的教育场所。对于数字化的课程管理或学习管理系统的运用来说，这些问题特别有关（而这些系统已成为多数大学的一个标准化的特征）。这些系统有可能在以下这些方面提高效率：数字化数据的存储、有联系的数据库、使行政管理系统自动化的计算能力、把以上这些东西和教学活动联系起来———帮助评分、建立学习资源的数据库、帮助和学生沟通等。还没有开发出这样一个单独的平台，能把许多复杂的过程放在一所大学内完成，但是这样的承诺还是保留着。
虽然许多这样的系统———或者是这些系统中的一些要素———是产生于大学的技术系科，但它们的发展则要依靠商业的途径，因为这种发展一般是超出多数大学的能力范围之外的，大学已发现难以大批量生产这些系统，尤其是在网络迅猛发展的年代（网络的发展把人员和其他资源吸引到了商业部门）。其结果是：学习管理系统的开发已逐渐转移到北美一些商业性的公司手中，这些公司包括布莱克博德公司（Blackboard）、“校园商品供应线”（Campus Pipeline）、“在线学院”（E-College）和网络公司（WebCT）等，这些公司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分布成了一个平台，而该平台是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所设计的，该平台以低廉的价格接入互联网，并且要求其他国家的教师也采用美国的术语［例如用“courses”（课程、科目）来表示“subjects”（学科、科目）或“units”（教学单元）］，或者采用这个平台但要支付额外费用。教师们批评说：这些系统缺少一个教育的基础，这些系统更适合于“培训”计划，这些系统缺少一所具有多种不同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大学所需要的灵活性。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计划”创新项目（Open Course Ware，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承诺提供一个更灵活的平台，但是在它被完全开发成功以前，商业性的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 anagement Systems，LM S）平台将继续流行。更广泛地采用这些系统的模板及其作为基础的“讲授的”（delivery）教育学，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统一教和学的实际做法。
例如，全球化还不一定会导致《物理学101》———一门由“世界上”最好的物理学教授所创始和传授的课程———被在世界上许多大学中传授给上百万的学生，而其传授者，比如说，就是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所法人化的大学的人员。这种情况不可仅仅归因于教师的不顺从和抵制，他们拒绝放弃他们对大学课程的绝对控制，他们不能掌握一些新的技术（就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我们也不能责怪大学的管理者们被蒙上了双眼而不能预见网络技术在未来将决定所有的院校系统。确实，管理者们已经用了很大的成本来采用计算机系统，而这些系统能够进行综合的数据收集，能够使大学学习中的一些较为烦琐的事务性工作自动化———入学注册、支付各种费用、图书馆查询等。教学人员———虽然并非没有抱怨———已很快利用了网络交流的潜力，而网络能够作为学习资源的一个巨大的仓库，它可以补充校园内的教学，还可以减少远程教育的缺点。各种论坛、电子邮件列表通知、甚至同步的聊天室和视频交流（videostreaming），这些作为教学手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
不管怎样，大多数教师已认识到：只有少数一部分学生对“完全在线”的教育感到轻松自在，在这种教育中，所有的内容和互动都发生在由世界电脑网络所组成的三维空间和时间内，也就是说，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内”。学生更喜欢得到这样一种经验，就是既在传统的教室里听讲，又可以通过敲打电脑键盘来学习（bricks and clicks），这是一种混合的模式，它通过连接校园外的各种资源提供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便利，但是不排除“校园飞地”（campus enclave）的身体的和社团的体验，所谓“校园飞地”是指一个用于专门化活动和团体学习的“空间”（多数年轻一点的成人需要这个空间，多数年长一点的成人也想要有这个空间）。因此，当教师和学生把他们的学位理解成是一种教育、而不仅仅是一张资格证明时，他们都不情愿“完全在线学习”（go w holly online）［史密斯（Smith），1999；沃纳（Warner）等，1998］。
不管怎样，不太容易说明的是与网络教学资源相连的“非虚构的事物”（not-invented-here-syndrome）的存在，尤其是现在人们广泛地认为：“网络课程”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这些工作量既包括最初资料的准备，也包括对网站与链接的不断维护和升级。对源于美国的《物理学101》课程的看法有强烈的抵触，这种抵触有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抵触仍然减少了网络教学资源的合理分享。这种态度一部分来源于西方大学所处的竞争性的商业环境，因为大学被迫使要铭记它们与众不同的使命、铭记它们的教和学的风格，而不是依赖于其他地方生产的“进口商品”。以上这种态度也来自于大学教师所希望的课程自主，这种自主是学术自由的一种必然结果，可以让教师对某一门学科提出他们所特有的“看法”。
这也是复杂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产物，在这种制度下，教学资料是管理大学的各种财富，或者是学者和教师团队的财富（正是这些学者和教师生产了教学资料）。教学内容已经成了有销路的产品，因此对于许多教师来说，就产生了一个道德上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广泛和免费地传播这些资料的智力价值，另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对这些知识进行商业开发的权利。（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商业性教科书的原作者和出售似乎不会引起这样的疑虑。）成本也是一个问题。现行的版权法和商业模式要求大学购买使用许多网络资源的许可证，而这些大学不能从学生那里收回这些费用。因此，较为容易的做法还是指导学生使用印刷的教材，使用“土生的”（home-grown）资源，或者使用公共网站。
当制度环境与全球化的商业运作达成一致、并且允许廉价获得网络学习资源和保护贡献者的知识产权时，或者当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计划”创新项目重新进入学术界时（该项目将把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学习材料上网，供人无限制地使用），大学教和学的网络的实用性将会成倍增长。
同时，互联网将以更加强制性的方式推进教和学的全球化———互联网使得跨越校园地理边界的交流、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交流以及大学和工业界之间的交流更加便利。它将推动更为丰富的多媒体的发展（尽管比较缓慢），用多媒体手段来解释科学（理科）、工程、医药和技术等学科中的各种物理现象，使数据和系统的交互式操作在仿真情况下产生新的技术。学习已经正在变得越来越主动———比用词语表达更具“动感”（kinaesthetic），因为教学中包含了新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虚拟地”复制一些系统和实验，允许学生把之前以静态文本形式来解释的公式和流程用图形展现出来。
然而，学生使用互联网还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原先所料想到的“剪接与粘贴的剽窃”层出不穷。诸如“SchoolSucks 。com”这样的网站向那些“孤注一掷的学生”提供现成的文章或学期论文是要收费的，但有些网站的文章和信息是免费的，这些网站也给那些不愿意为作业付费的人提供一种快速的解决办法。由于当今许多西方学生都在大学读书期间打工赚钱，并且由于在许多学科中用频繁的作业来代替考试或者作为考试的补充，在短时间内完成作业的压力产生了这种新的作弊方式，目的是在一个高额收取学费的时代中避免学业失败（目前学费还在逐步上升）。
大学管理者们由于这种倾向而非常惊恐，为了保证学位的完善性，许多大学管理者已结合各种力量、运用网站和强大的搜索引擎的技术能力来使学生无法使用那些搜索引擎，管理者们通过诸如“特恩廷”（turnitin）这样的网站，把学生的论文和互联网上的各种资源与其他作业相比较。“特恩廷”是一种检测是否剽窃的设备，它已经赢得了来自英国大学委员会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大学联盟的认可。
网络资源所带来的另外一个进一步的和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学生在获得资源方面正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图书馆预算的减少和图书馆饱长们不顾一切地减少订购量。商业性的出版机构已经逐步购买了职业协会期刊的出版权，并且把文章的题目“录入”它们完整的电子表格中。通过使用电子目录，学生们正在回避非电子化的资源（这些资源来自一些名气较小的出版机构），学生们愿意选择那些自己打印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也许不太适合他们的课题［贝尔（Bell），2003）］。此外，诸如雅虎（Yahoo）这样的搜索引擎更有可能引导学生去利用非学术性的原始资料，但其结果令人遗憾，不能完成具有深度的和准确的学习。大多数网上的资源也产生于西方国家———在网上搜寻文章的一位非洲学生不太可能用当地原作者的方式找到很多东西，即使她负担得起上网搜寻的连接的费用。所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息和通讯技术也将巩固西方学术的统治地位。
学习网络为学生们提供了便利，也为他们节约了时间，但是这些网络对传统的教和学的模式提出了另一种挑战：至少在发达国家，大量的信息可以在大学以外获得（用少量的费用或者是免费的），这就迫使学校（和世界上巨大的公共图书馆系统一起）重新考虑它们作为主要的知识库的角色。这些可选择的资源是全球化的产物，因为这些网络主要是由一些盈利性的组织构成的，它们搜集和交换信息都是为了收费。它们自称是“知识经济”的机构，把自己的任务理解为平行于大学的任务并且实际上是对大学任务的挑战。政府经常要求大学和这些组织结成联盟，以作为鼓励公私合作的一部分。不管怎样，这样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教学上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推广使用电子资源，还在于加速了课程改革的进程，使之向着一种更为现代的知识形态发展，使之远离那些强调历史的和累积的（accretive）学习过程的方法。一个结果就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即高等教育所传授的知识的性质的转变），这就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诸如“什么值得教？”“教什么？”和“怎样教？”［巴尼特（Barnett），2000；吉本斯（Gibbons）等，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