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现今的资源环境下，虽然加剧的竞争正在产生保护性的合作，但这看起来是定位于持续地降低成本，而不是寻求真正的创新（诸如把技术更有效地应用于大学的教学中），这就是吉本斯（Gibbons）在本书第五章中提到的“静态的”竞争的例子，而“静态的”竞争是和“动态的”竞争相对的。静态竞争主要关注一些机构使用相似的技术、方法和组织的方案、通过合作不断取得效率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技术的或创新的突破而让一个或多个机构占据决定性的优势地位。没有一个公司或合作企业能生产出类似 DVD播放机一样的东西来威胁其他生产盒式录音机的企业；企业的竞争是通过降低他们自己所生产的盒式录音机的生产成本和其他方面的成本来进行的，或者是通过在设计和功能上细枝末节的改变来展开竞争。静态竞争使参与竞争的组织形成等级，因为各组织是不同的，它们常在一般水平上发挥作用。部门的领导者倾向于成为最大的得到最好效益的单位，譬如说能从规模经济中取得效益，这意味着市场的接受者们（market-takers）一直在努力想要实现这一目标。等级制度趋于固定，在接近市场定位的机构之间，任何机构间的流动性一般来说都是短期的。
可是，在动态的竞争中，单位是处于吉本斯所言的“寻求模式”的过程中，寻求能提高其竞争地位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这是一个革新的过程，有时候革新可能是激进的。但是激进的变革是有风险的，因此合作就被视为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方式。但是风险不能因此完全消除，因为机构需要加入最易传送的网络，并且机构本身也需要有将革新转变为有效的商业形式的能力。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单位在创新能力和其他评价的基础上不断地转换与之结盟的伙伴。但是由于好的有创造性的商业革新不一定总是在部门的领导者身上发生，那么成功的革新就成了成功挑战并战胜固定等级制的结构基础的一种方式。这可能允许在部门等级之间从根本上重新定位。在革新者序列之外的公司为了求生存，终将需要适应和迎合这些革新。
大学能否采用与内燃机或DVD播放器等同类产品的开发方式类似的方式，共同协力，进入一个不间断的价值破坏与价值创造的状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在动态竞争的环境中，可能只有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基础的革新探索才能挑战传统的分层制度，然后学校才可以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竞争活动。然而，新市场环境的竞争本性显示：来自于类似的革新过程中的院校多样化可能只是短暂的，但不可否认，学院的等级秩序确实变得更具动态。
当然，单就院校多样化本身来说，它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我们需要弄清楚多样化旨在达到的结果，然后检查这些主张是否被落实。而且，多样化产生的好处，不见得就比来自于其他因素的好处多。例如，迪尔（Dill）和泰泽拉（T eix-eira）（2000）指出：产生有益于社会的多样性的革新可能包括：要把学术课程延伸到新的学生，延伸到那些自学者，那些由于受地域或社会因素限制而无法享受教育的人。类似地，引入更完善的组织形式，提供新的生产因素，比如把信息技术运用到学习和教授中去，在降低成本和增加质量的同时，创造公共效益和社会价值。
既然革新可以产生有益于社会的多样性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焦点，那么，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检测在什么市场和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革新。竞争结构的某种形式对革新行为似乎很有用，虽然还得把握度这个问题。例如，有人认为，垄断市场的环境保证组织在新投资（例如新产品开发）上的安全，也有人说，市场竞争的好处与调控保护措施结合运用能确保一些机构从它们的风险投资中获取合理的回报。毕竟，如果其他机构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革新技术，而所有的风险与成本都由创新者承担，那么大学将不乐意沿着这样的线路发展。所以，市场因素以及调控措施最有可能带来公共和团体利益的革新；从而便会带来一个更具动态、更多样化但不明确划分等级的大学体制。这似乎很值得我们不断地分析。
如果给革新注入更多公共资金以及刺激，而不是仅仅关注大学的合并或功能多样化，大学体系将会更具竞争性和创造性，大学的相关排名也会更灵活。对那些追求在技术、组织与传递等方面逐步变化和前进的大学群体的支持，将能改善我们的体制，使更多的服务对象感到满意，让每个人都充满生气。体制的竞争日益增强，会转过来形成一种更大的力量，推动创新，以获得竞争的优势。对有规划的多样性的追求是一种幻想（尽管它在世界大学体系内名声显赫），这种多样性最好还是被束之高阁，以有利于对创新性冒险的调控与市场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