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为止，在除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中，大学体制的特点是“部门”或组成部分之间的正式的或法律上的区别。在某些国家中，这些区别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在19世纪末的德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和专业化导致了一种分层的体制。即人们所知的“分割”。这种体制中的某些部分被组建或者新的机构被创建，但这种方式使现有大学基本上未受触动，还是作为富裕阶层后代的学校。入大学的人数没有增加，相反，建立了技术的、教学的和商业的院校，以迎合一个工业化社会对一些特殊技能的需要。这些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这是形式多样化的一个层次，在美国，这种分化的程度要低得多［米切尔·阿什（Mitchell Ash，1996）；马勒（Muller），1987］。
在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英国，这种形式多样化被称为一种“双重体制”。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发展通常反映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除了传统大学之外，还需要建立更多的和职业与专业相关的、收费较低的、以教学为主的学院和“多科技术学院”。这些学院的建立旨在向公众负责，在它们的工作中受到政府的管理，并与中学后教育、成人教育的其他部门紧密相连。然而，这些学院的创建也表明政治领导人不愿意触动大学（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这些大学毕业的），他们宁愿建造那些被看成是一种较现代化的、和经济相关的“公共学院”，建造一种能够取悦那些几乎从未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的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将双重体制引入英国的那位国务大臣，把多科技术学院视为政府的一种主要工具，以连接高等教育和工业与经济的需求。然而，在权利方面，尽管政府声明大学和学院是不同的但又是平等的，可是在拨款和地位方面，两者是不同且不平等的。
双重体制的创建也清楚地表明：国家的教育政策很重要，因此制定政策的权力不可能留给大学；如果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具有竞争力，政府要有更多的控制与责任。在经历战争年代的衰落和破坏之后，在认识到教育和技能可以提供一条重新创造繁荣和经济效益的途径之后，这一点在英国尤其值得注意。在英国，研究一直被看成是在知识经济中获益的关键，对科学界的财政控制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有所放松。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著名的《罗思柴尔德报告》（Rothschild Report）支持对大学研究进行公共拨款，但是，好奇心所驱动的研究被认为在其作用方面太不确定，以至于不能允许这种研究长期游离于国家战略政策的框架之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大学经费的削减，政府要求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ies Grants Committee，UGC）在分配研究经费时要求更严格。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拨款渠道分开了，研究经费变得依赖于常规的研究评估活动的成绩记录［索尔特（salter）和塔珀（T apper），1994］。
分化的这一形式促使人们推测：有可能想像根据大学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数量来区分大学。一些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提议：正式区分三种类型的学校：R（研究型的），T（只进行教学的）和X（以上两者的结合）。但这一提议随后很快被否定了，因为这对人们长期持有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怀疑。那种观点就是：教师的研究活动对于教学职能的生命力和健康至关重要。然而，一种进一步的区分却变得流行起来（在美国卡内基委员会的工作的激发下），支持教学计划的学术活动和基础的与应用的研究被区分开来。人们认为后者，特别是大的科学研究活动需要大量的公共经费，研究将得益于有选择性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集中了经费的支出。可是，学术活动所需经费较少，但需要广泛地进行，这一类活动应经常得到教学预算而不是研究预算的支持。
尽管有些人争议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千年中，随着研究经费变得日益集中，这种形式上的安排已暗中影响到大学的拨款政策，但这种安排从未被采纳。作为公开的政策，当然，这种机构的分割，不仅和人们常说的大学中研究与教学联结的必要性的观点相抵触，而且也被认为没能认识到：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学科之外，研究经费更广泛地分散在不同大学之间比采用更为有选择性的方法也许能提供更多的产出。当教学和研究之间所谓利益的和的确重要的联系不容易被证实时，正如贾维斯（Jarvis，2001）在他的书中第14页所指出的，“几乎没有大学希望被认为只是从事教学的机构，因为研究已被看成是大学的质量（甚至于本质）的一个主要标志，自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专业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进行研究并产生出许多新的知识”。
此外，形式上的大学的分化有“冷落”研究和大学等级制度的倾向，这可能妨碍创新和动态的变革，特别是如果这一点通过国家拨款政策被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话。在英国之外，类似更正式的机构的分化的一些尝试也失败了。近年来在加拿大，省级的中间机构或者被创立起来，或者得到了加强，以执行合理化和分化的政策，并且重新考察学校的任务。但是大学成功地抵制了以下这些意图，即要求某些大学放弃它们的研究而集中于教学工作［费希尔（Fisher）和鲁宾森（Rubenson），1998］。
无论如何，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正式分层的体制和当时一般的思想潮流在步调上不一致。特别是共产主义在东欧失败之后，并且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的增大和全球化的其他一些迹象（它们看来好像削弱了历史上有名的强国和民族国家的主权），政府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授权者（enabler）或承包商，而不是一个微观层面上的行动者。政府不再是一位所有者和各种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而是发展进取（incentives）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改革的一位中间人（procurer）与协调者。双重的和其他正式的分层体制越来越被看作和更宽泛的自由化与不监管的形式不相容，并和鼓励大学对消费者与市场的竞争性要求作出回应的目标相违背。双重体制被认为和培养院校的主动性与企业化取向这一目的相反，它掩盖了不均衡性和一些部门内的许多分歧，它刺激着“学术动向”朝传统大学的模式发展。到20世纪90 年代初，双重体制正在掩盖着更多的院校间的分化（这一体制所揭示的分化较少）———各个部门内的差异被人为地限制起来，部门间的边界也变得更模糊，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多样化的部门似乎更适合一个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斯科特（Scott），1995］。更好的办法是让市场引导多样化、灵活性和创新，当院校找到它们合适的工作并应对日益增强的竞争所引起的争吵时，结果必然是这样。
有人认为，市场的驱动作用大于政府所引入的正式的分化制度的作用，可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观点是不足以解释大学多样性的形成的。毫无疑问，当大学系统作为国家的战略部门而具有更多的“大众化”的特征时，当大学能够成功地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时，政府就会对大学更感兴趣。正如斯科特（1995，第15页）已观察到的，“历史纪录显示，不管是否由国家资助，精英系统都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大众化系统，即使它们越来越不依赖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阶层的关注。而在高等教育系统市场化改革趋势中也出现了摩擦，即处于一种政府直接决策的杠杆作用貌似趋于缓和而实际上更加复杂的政治背景当中，这就使得大学多样性不太可能实现。市场不仅倾向于鼓励统一的体制（至于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进行探讨），它们信赖一种控制较少的管理框架（因此就具有高度的竞争性），这就在大学的分层结构中减少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而这也许是保证大学有一个明确使命的唯一手段。尽管政府作出了政策回应（尤其体现在科研经费的资助上），但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增进大学的分化，而不是阻止大学的一体化运动。
也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在以上这种背景下，双重制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存在了25年之后崩溃了，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成了大学（在澳大利亚，许多学院合并后成了大学）。用学术上的措辞越来越难以区别这两种类型的学校。按照最初的设想，在所谓的职业学院或多科技术学院这一部分学院中，相对于更加技术性和应用性的科学来说，学生对商业、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课程更感兴趣。此外，学院的管理者和教员都渴望获得和大学“同等的”待遇，并且摆脱那种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和介入。政府官员对学院和多科技术学院初步设定的想法是，首先通过立法和合并，使它们获得“自由”，然后正式建立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允许它们更广泛地使用大学的名称，从而和传统的大学进行竞争。这种想法反映了当代不断发展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也存在于政府层面。
取消对市场的控制和使用公共资金所承担的更大的责任是一致的，和对“顾客”的需求作出更多的反应也是一致的。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对政府来说还有一种新的诱惑，即满足它们以下的愿望：把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学院更紧密地联合起来。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根据市场情况预测组织的变革是相当危险的，特别是当这种组织的形式是松散联合起来的大学时（正如我们以上所描述的那样），同时大学所处的这些“市场”受到很大的抑制，并且是有缺陷的。在这些极度蛮干的情况下，预计这些机构将开始更专业化，系统更多元化。我们应当看到，至少有同样充足的论据证明，强化信誉（声望）等级制度与市场竞争的环境———或者至少能促进院校竞争的环境———将有助于院校体制的集中而不是分化。
尽管如此，政府的意见是，随着市场的日益改革，例如用户付费与对不多的公共资金的竞争，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将可刺激院校的多样性。该理论认为，大学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将逐渐认识到：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希望的，并将尽一切努力关注自己特有的生存空间。否则就会削弱力量，助长平庸的行为，并使生存受到威胁。此外，对于“怎样才是一所好大学”的精英教育的看法将有助于克服大学声望等级的僵化，这种看法尤其包括一些更明显的企业化的特点和与雇主相关联的特征。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双重制可能消失，但分层制度仍旧存在（斯科特，1995）。受科研经费拨款中的选择性的驱动（至少在英国如此），大学排名榜中的排名使新旧大学的分野存在一条界限分明的分割线，这反映了地位的不平等与拨款的层次。
斯科特（Scott，1998）提出，精英大学已明显不愿完全靠科学研究的职能和回应政治、财政和社会的要求而拓宽入学率。与此同时，通过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对院校的科研考核的激励，一种注重研究的文化更加广泛地在前多科技术学院中传播。这不仅说明了各院校的抱负，而且由于更多的研究发生在大学之外———即研究变得更加契约化和实用化［它已成为所谓第2种样式的科学，见1994年吉本斯（Gib-bo ns）等人的论著和本书第五章］———教学和研究的区分开始瓦解，研究开始失去其精英的内涵。研究人员是一个缺乏特权的群体，同时在一个“知识社会”中，许多活动由研究组成。科学界已经变得更加开放，网络化的特点使得大学内外加强了联系，社会开始关注科技应用过程中的风险。专业工作者更关注科研的工作环境，更加关注专业博士的培养。举例来说，“应用性知识”能减轻学科专家的知识权威。结果，大学的民主化增加了社会与科学的相互渗透———强化了克尔（Kerr）所说的“巨型大学”的发展，同时可能使机构的专业化下降。
但是，要加强民主化、后现代化与知识的竞争力，要增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就要进一步考察市场在加强大学的同质化而非分化的过程中的作用。为了这样做，我们将需要弄清楚促使机构与领导人采取行动的动机，区分对“公共利益”的表述与个体对最理想的大学体制的特征的理解。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检测精英主义的维度、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它们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