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国家中，对大学来说，国内的和国际的管理体制的适用性很可能是增大了，而不是减小了。尽管长期以来存在以下这种看法（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即和其他机构相比，大学相对来说需要有自治权，以便承担它们关键性的任务。批判性、各种观点的开放性及其所具有的可争议性、对由好奇心所驱动的实验的需要、从事高级研究所需要的不受干扰的自由———这些是强大的和历史的力量，当政治家们和其他人在把大学置于检查结构之内时，这些力量可以使他们走得不会太远（在其他部门，检查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规范）。即使几十年来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拨款的稳步和全面的增长（尽管单位平均拨款水平近来有所下降）也未能过多地逐步削弱以上这些看法。就各种很好的理由来说，学术和学校的自由一直被看作是能够形成一种环境，而政府和其他方面又承认这种环境对于在全国促进认知技能的发展与一种英才教育是必要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这样）。这种环境把每个人分配到劳动力的就业部门的分层结构中去。
然而，即使这些影响也正在开始消退。大众高等教育的兴起———虽然对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来说这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使得许多大学的活动现在不再显得那样特别了。其他提供教育的机构已进入这“神秘的花园”，使得它不再像以前那样神圣。政府向高等教育投入了这样大量的纳税人的钱，作为回报，政府再也不能忽视对功效和责任的要求。民族国家的作用已改变了———包括在国内和国际上。它们更倾向于管理（regulate）一些事情，而不是操纵（run）这些事情（经常是通过和其他的社会参与者的合作）。在较为市场化的社会中，消费者在所有的部门里隐隐呈现出更大和更多的影响。当消费者参与得越多，那么，较老的专业性的标准与协会、市场限制的各种做法和生产者的自我控制等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那些受到政府支持的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控制形式。在一个超国家的时代里，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国际性大学的兴起也很可能形成一些可比较的并且最终是全球性的安排，这些安排也许类似于那些在其他部门也能见到的做法。然而，全球化或控制都不会是笔直的或不可阻挡的发展过程，它们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进展之路必定是不平坦和不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