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思韦特和德拉霍斯（2000）有益地阐明了一些关键的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企业监控全球化的基础。因为他们把这些原则看作是一般性理解管理上的协商和结果的关键，所以把这些原则细说一下将是有益的。然后我们就能够考虑这些原则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和高等教育的控制有关。
控制和解除控制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在一个部门中经常会提到控制或解除控制，好像这是一件非此即彼的事。然而，人们很难发现，在减少对经济的控制的同时，没有某种形式的强化了的控制和监督（例如在消费者保护或安全方面的控制和监督）。在私有化的一些事例中，在把国家资产出售给私营部门（在经济上解除控制）的同时，也伴随着加强控制以保护消费者。从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说，在银行业中，对市场解除控制的同时也伴随着加强监督和各种管理方面的要求。在英国，银行业也提供了国内自我控制的一个例子，包括自愿制订行为规范和类似的准则，而这些规范和准则又受到政府的监督。从政府管理方面来说，这样的事例也许提供了管理体制的最弱的形式，尽管这当然不是说：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这些管理形式的效力不大。
就大学来说（例如在英国），情况更加复杂。在废除了双重制度以后，以前的多科技术学院成了新的大学，1992年后它们的地位似乎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对它们解除了控制。它们能够使用大学的称号或“牌子”（brand），减少对招生的限制，对全日制的本国学生和其他欧盟国家的学生收取学费，对许多其他学生的政策以“全收费”或“市场调节”为基础，所有这些权利和以前的各种限制（“地方当局拨款”）相比较，被认为是解除控制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此外，也引进了对财务和质量的问责程序，这些程序并不比以前在这些学校中流行的程序麻烦。对于一些较老的大学来说，通过皇家许可状，已经被注册并且有自治权，对它们所施加的管理并不明显，作为对市场自由的替代，它们所获得的利益更不明显。
在英国，反对的意见（尤其是来自1992年以前成立的大学）说明了为什么近来政府支持的质量保证程序（就像质量保证处所系统地提出的那样）已被更改，并且这种更改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和更注重审计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老大学的“最高统治权”（empire）已“产生了和预期相反的坏结果”，尤其是因为老大学在它们的学科主导的基础上控制了质量评估的专家小组。（这是否构成实施管理的“战利品”的一种形式？如果这是一个还未得到回答的问题，但至少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尽管有这种“抵制”，但对较老的大学来说，在证明经济上进一步解除控制方面，在被认为对质量和标准的控制上的过分干预方面，看来还是没有足够的收获。和某些经济部门的质量保证体系相称的、受到政府支持的外部质量保证措施的强化，只有在下面这种时候才是可能的，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的价格结构解除控制。解除各种限制，使学校能够收取“最高额的”（top-up）或完全市场化的学费———例如，这将使某些在学生市场上声望高或“牌子硬”的大学（主要是较老的大学）受益———这些措施能够提供一种刺激，使人们采用更加透明的、外部干预的质量保证的控制程序。英国政府的《2003年高等教育白皮书》似乎预示着沿着这些路线前进的某种动向，它建议收取“最高额的”费用和设置一个鉴定准入资格的管理机构。但是，附加费的最高限度仍然要受政府的控制或限定。
管理制度不仅保护了消费者，也常常受到生产者和其他供应者的欢迎。这种框架的建立能够形成和政府之间的部分协议———就像在银行业中那样———作为对更大的透明度、质量保证和顾客保护的交换，就要允许更大的市场自由。就制订一个前后一致的战略（从政府到一个部门）来说，这样的协议也是有益的。大学和政府达成一个“管理的协议”，它涉及更大的价格和其他的市场自由，以此作为对更多外部的质量和其他方面检查的交换，但这种情况在英国尚未发生，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在高等教育制度中坚持分层次和保留差异，这就使大学难以形成共同的主张。然而，这样的协议能够使双方受益。
“逐步推动”和“赛跑到底”
国家的和全球的管理框架的一个特点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框架或者鼓励提高质量（“世界上最好的做法”），或者鼓励低成本“赛跑到底”（这可能会对各种标准产生威胁）。例如，人们过去常常坚持认为：跨国公司总是寻找成本最低和征税最低的国家作为供应和生产的地方。这就使跨国公司能够在价格上进行竞争，能够增加盈利。然而，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哪里的标准高，哪里公司的竞争力就会得到提升。保护环境、卫生和安全的一流标准，高技能劳动力的获得（对教育和培训的大量的公共投资的一种结果），这些比起那种用价格低但质量差的产品去打动消费者的做法更合适。在税收体制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之间看来并无任何直接的联系。此外，在知识型的社会中，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和走遍世界搜寻各种廉价劳动力相比，使生产过程更加接近各种研发设施也许更重要。
这里，纽约股票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NYSE）的事例是有趣的。该交易所在其管理框架中保持着诚实和透明的最高标准，其结果就是：许多公司想在这里上市。尽管上市的过程很麻烦，也有其他各种限制，但这种上市被认为是有竞争价值的。和过去相比，资本主义的融洽性和合群性现在都降低了———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基金的管理者需要公开和可靠的信息，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是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的———高标准被认为更保险，它完全降低了交易成本。非法利用内幕消息做股票交易已成为最可恨的法人犯罪的形式。对于那些不太想在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市场中（例如美国）炒股票的组织来说，其他一些成本和透明度较低、要求不太高的股票交易所也许就足以满足它们的需要了。这些供选择的股票交易所提供了一种便宜的“可盈利的市场”。一些公司在“购买”其管理体制时，要决定是去标准最高还是成本最低的市场，在这时，以上这种市场的价值取向对这些公司来说显然是一种重要的决定。
对于大学来说，为什么类似的过程和选择不能流行？这里并无原因可言。很显然，不管在哪个国家或市场，一所大学在提供服务时，至少必须采用可接受的质量和标准的最低要求。但是可能会出现以下的情况：“具有世界水平的做法”，全球质量保证机构，确保达到最高标准的课程（这些标准是为了世界民众的利益），所有这些是有的大学所向往的，这些大学试图在最吸引人的市场中有效地发挥牌子和声望的作用（21世纪大学协会可能最终会为这个目的服务———见第七章）。尽管有自我管理和大学自治的传统，但许多大学也许认为额外的质量控制是一种值得做的交易。然而对于其他院校来说，它们在制订市场战略时，要求稍低一些的保证程序就足够了。虽然说市场就是法官，但很可能的是：这种不统一的全球质量保证措施将发起一场冲向顶点的赛跑、而不是一次朝向底部的爬行。大学将发现：难以证明有理由不受那些可用于它们的最高标准的评定（当这种证明归结为国际性的交易时）。对一所大学来说，问题是：在它的市场上什么表现得最好？大学的各种战略是否能够持久？
协调和相互承认
控制的全球化涉及管理准则的具体结构在世界范围的扩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采用同样的规则，也不意味着这些规则已协调一致了。多数国家现在有各种法律来控制对媒体的所有权和调节，但是，在国家制订的这些法律的范围和程度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似乎有理由说：管理的标准越相同（协调一致），我们越能够把这种框架描述成全球化了的框架。然而，一个特定部门中的各种组织可能被全球化（就是说，它们采用一种世界一体化的方式去运作），这些组织的市场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是，管理的框架不可能是全球性的。例如就拿赌博来说，虽然它实际上是由各国控制的，但不同的政府用根本不同的方式去控制它，尽管赌场引来了世界各地的许多贼。
一个可用来替代协调管理准则（以及衡量它们的功绩的各种标准）的东西就是相互承认的原则。在这样的例子中，政府同意承认别国的管理准则和本国的准则一样，通常能够产生类似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潜在地接受同等的东西，或者退而求其次，接受类似的东西。和各国根本不同的规范制度相比，这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全球化控制的理念，但是并没有强烈到像协调一致那样的程度。全球化控制的最弱的含义（甚至没有这种含义）就是在某些国家中的一个部门存在控制，而在别的国家则完全没有。
在高等教育中，管理体制和标准的协调一致看来已有些进展。在大学教育最主要的出口国———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质量保证体制至少在某些方面已有了发展，那是因为考虑到以下这一点，即国外市场对于缺乏质量保证程序的国家信心不足。许多国家的质量机构愿意“走出国门”、愿意评估其本国院校所提供的海外教育项目的质量，由此可见全球化的影响。这样的安排部分地反映出国际质量保证体制的缺乏，也反映出对以下的做法缺乏信心，即允许个别的管理部门去控制本国领土上所有的教育活动。国内的这种发展也表现出不太相信“专业化”和自我控制是提供顾客保护的一种方式，表现出在标准的制定和达到方面不太坚定，而更多的是转向政府所支持的市场化进程。然而，这些国家还未都采用同样的方法。例如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发展的过程是全面的（涉及整个学校，包括管理和控制，以及教学和研究），并且这种过程是以一种审计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在英国，质量保证处的工作更多的是外部的，包括用数字的评分和评级来评估学科。此外，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不同，教学和研究的评估包括两个独立的过程。还有，当对研究的评估已影响到英国各基金委员会（U K Funding Councils）拨给各所大学用于研究的基本经费的数量时，对教学的评估在公共经费的分配中还没有起到这样直接的作用。
然而有证据表明：英国的质量保证程序正在变得接近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审计方法。然而在美国，质量和管理的体制非常复杂，它们主要在州一级起作用。因此，从全球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更类似于对媒体的控制———各国政府有管理的准则，但这些准则之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的下一个阶段看来就是在于相互承认，而这种承认是基于可比性和同样性的合理程度之上的。这看来就是欧盟内的情况。1999年的《波伦亚条约》责成各国政府走相互承认学历的道路，而这种承认的基础是形成类似的文凭等级制度（以及学生所花的学习时间），而不是让各国政府去试图创建一个共同的结构。
近来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在质量保证体制方法上的集中以及欧盟就相互承认所采取的步骤都表明：各种管理的准则越来越受到密集的、国际性的“专家”网的影响———按照布雷思韦特和德拉霍思的说法，是“认识力的团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影响，受到制作模型的方法的机制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一个或多个国家中好的实际管理模式就被别国所采用了）。这不仅被认为比从头做起更有效，而且还受到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这样的机构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讲到某些方法对于其他方法的优势，各种意见是由有权威的国家决策者们想出来的）。在大学体制中，私人资金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被看作是国际网络对国家决策者们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透明度
布雷思韦特和德拉霍斯从他们对17个不同的部门或领域的研究中发现：透明度是一条原则，它在近年来就管理体制所作的协商中已最为连贯地得到了加强（与此同时，国家主权的原则已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他们两人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去探索这个问题，即资本主义从一种工业基础转向一种信息基础，从一种熟悉的与合群的形式转向一种更为客观的形式，而这种转变是基于对公司前景的风险分析。而这些前景正如公共信息所标示的那样，已被彻底地分析过了。资本主义的这种形式是通过使知识合法地商品化而构成的。抽象的东西（诸如专利）已成为财产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至于其他无形的东西，它们的所有权以及对会计决算表的影响都要求各公司具有透明度和开方性，以便吸引证券持有人的风险投资。
对于大学来说，透明的管理准则的普及很可能影响到学术的“神秘的花园”里的那些活动（而那些活动原本一般是不对大众公开的）。也许在越来越大的法律的挑战下，考试成绩的分数的公布或有效性，评估这种成绩时所用的各种方法，外部考官和其他人对于成绩、对于作为这种成绩的基础的组织和教学的可比较的质量的各种看法，所有这些很可能越来越向学生、雇主、政府和其他利益共享者公开。当然，作为公共社团并拥有独立的章程，大学的财政安排将要服从各种结算标准和对透明度的要求（而这些标准和要求更普遍地是针对类似大学的其他机构与公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