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需要回答的关于全球化的问题中，首先就是“如何定义全球化？”和“如何区分全球化和国际化？”“全球化”这一术语到处可见。报纸上每天都提到全球化，在学术期刊和书籍中也到处都是。然而，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大量的现象，有些现象之间仅有非常松散的联系。显然，“全球化”这一术语是指一种过程（一段历程或一种方向），虽然有些人把它看成是对一种结局的描述。其目标可能是“全球化社会”或“全球化时代”的某种形式，但是至于说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还是生活的所有地方和领域全都一样？还有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和起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争论。
进一步的问题是，全球化在有些人看来是对许多情况的解释，而在另一些人看来是一种本身需要解释的过程（例如通过资本主义的理论或不断创新的技术方式）。越来越清楚的一点是：全球化的过程并非在全世界提供标准或相似的成果，但这种过程受到各种地方文化和结构的影响。例如迈克尔·吉本斯（M ichael Gibbons）在第五章里坚持认为：全球化增大了不同地方的资本主义和文化之间的竞争与差异（并非像有时所说的那样，全球化不是在经济、政体和文化中简单地造成西方式的“一致性”或“同一性”），全球化激励新方法的传播和在世界上的普及，反过来，这种传播和普及又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的过程。
在进一步详细考虑这些事情之前，值得回忆的是：大学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际性的机构。远在11世纪，有了特殊声望的大学总是吸引来自远方和各地的学者。例如波伦亚大学在那时就因为发现并重新解释罗马私法而出了名。由于法律原理的系统整理和大量积累越快越重要，以致波伦亚大学的法律专长使该校成了一块磁石，吸引着来自欧洲内外的学生。此外，罗马法律在中世纪欧洲迅速扩展的领土上是通过学术途径和律师的流动而被人所接受的。
在这个时期，大学主要关心的是向他人传授公认的知识，而不是从事创造。传授知识从那时起就已成为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能。神学（而不是科学）最为重要，接受和理解公认的学问是学者的任务。没有印刷机和使知识具体化的手段，因此也缺乏把这种知识从“现场”广泛地传播到远处的手段。所以，手稿和其他学术性的东西的收藏地点，加上它们的保管者和解释者，所有这些就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它们把人们吸引到自己的周围，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仅仅把知识传给学生。这本身就是中世纪学者国际流动和游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把拉丁文作为标准的教学用语以及在大学中设置一种普通的、以神学为基础的课程的原因。
因为有了可以被检验并赖以建立的基础，随现代事物而来的还有理性和世俗的知识观。真理的样板是在这个世界上被锻造的（而不是在“来世”），如同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进步证明了一些共同的特征。知识就其本质来说逐渐被看成是国际性的，而不是包含在民族主义的领土的限制和情感中。这对18和19世纪发展中民族国家里日益强大的统治者提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对于在一个区域扩张的时代里设计和使用更有效的军事斗争的工具来说，对于为国家的行政管理提出更有效的手段而言，理性知识和获取这些知识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如同19世纪波拿巴主义的法国所公开承认的那样）。然而在理性的和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的观念中，存在着对国家和地方的追求目标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对于那些当权者来说总是潜在地带有不祥的含义。
这种困难通过交换来加以处理：国家给大学一种重要的特许权和自治权（但这种权力不扩大到多数其他机构）；作为报答，大学用一种相对顺从的方式去发展用以增强经济与军事竞争力的科学。此外，大学采用各种明显开放的和英才教育的方法去教育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使他们每个人合理地分布在日益专业化的职业领域中。但这是一种交易，它保持了以下这种观点，即把大学看作是一种普遍的和国际的力量（因为那就是知识的本质），尽管大学也向地方和国家的领导人提供基本的服务。就某一方面而言，也许不可避免的是：普遍性的消极影响可能使这些关系变得更紧张（尤其在一个较为民主的、常常发生革命的时代里，那些消极影响和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混在一起）。就高等学校普遍的科学态度和民族国家的领土限制这两者而言，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前者似乎更容易被国际主义（以及近来的全球化）所接受。国际主义和全球化也似乎和以下这种观念更为一致，即把大学看作是民主的和全球的竞争的场所。
当然，国际主义的含义就是如此。它是国家之间（更确切地说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换。这种交换就是基于领土权的存在和跨界交换（包括商业和思想）的利益而进行的。和国际主义的看法（尤其在贸易方面）相关联的是自由化的见解以及对日益增多的跨界行动的障碍的消除。在商业和高等教育中，国际主义和自由化被普遍地看成是比民族主义或保护主义能够赋予更大的价值。
由于把大学看成是一个创新者、研究者和新思想的开发者（而不仅仅是已有知识的传授区），所以，对于真理的发展或者知识的基本普及来说，师生的国际交流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了。此外，对于模仿的过程来说（交流好的甚至是具有世界水平的做法），对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利益的形成来说，国际教育的流动性近来已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某些地区（例如欧盟）来说，国际教育已成为一种手段，它被用来发展一种欧洲的社会和公民的意识（尽管其做法多少还缺乏一点计划性）。“伊拉斯谟”（ERASM US）、“苏格拉底”（SOCRATES）和“伦纳多”（LEONARDO）等计划所推动的师生的流动已被看作是用来发展地方主义及其全球融合的意识的重要因素。
这样的国际主义无论如何已强调了人员和知识跨境交流的学术价值与“非盈利”的性质。近来，“跨境”教育或“无边界”教育的说法已被用来描绘国际主义的发展（作为一种商业计划）。随着大学更加私有化，它的各种服务被看作是可交换的、是代替日益减少的公共资金的一种收入的来源，人们更多地从海外市场的角度来看待国际主义。通过招收国际付费学生的“出口”形式，或在国外建立当地的商业伙伴关系，这些都有助于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增加一种中间商的办法。
然而，大学体制（其发展方向已不可逆转地国际化）也许是全球化程度最小的部门之一。例如和金融服务或制药工业相比，大学的根似乎在各民族国家。从组织上来说，大学尚未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也缺乏这方面的配合，而这种活动和配合存在于一些其他部门的跨国合作的活动中。大学的市场范围也许比以前更广了（成为全球性的），但是，管理市场的机构和规则不是全球化的。为什么会这样？为了着手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更仔细地考虑：我们所讲的全球化的含义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