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稍事安定之后，刘备即于公元217年末，派张飞、马超屯兵下辩（甘肃省成县），次年（218）以法正为随军军师，亲征汉中。公元219年正月，老将黄忠绕过阳平关，占领定军山，在定军山争夺战中斩夏侯渊，夺取汉中。三月，曹操亲临前线，想夺回汉中，刘备据险不战，相持几十天。五月，曹操只好无可奈何地撤回长安。七月，刘备在汉中称汉中王（曹操于三年前封为魏王）。
⒌襄樊对决
就在刘备称汉中王的七月，关羽发动了襄樊之战。
开战后，关羽留少量部队包围襄阳（曹操派吕常率少数部队驻守），向北渡过汉水进围樊城。曹军驻守樊城的主将是曹仁，副将是庞德（马超先前的部将），协助守城的是汝南太守满宠。曹操急派左将军于禁率军赴援。平寇将军徐晃驻扎宛城（南阳郡治所，今河南省南阳市），也率援军倍道而来。
曹仁是百战名将，于禁深得曹操赏识，随后而来的徐晃是关羽的老朋友。这三位战将中的每一位，都是当世名将。当时的兵力对比，不是很清楚，光这三位大将本身，就够关羽喝一壶。无论是单打独斗，还是行军布阵，都在关羽之上（罗贯中和他的粉丝们不这样认为）。
战役的前半段，蜀军方面，老天爷帮忙，出奇的顺利。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樊城外一片汪洋。关羽之军屯于高处，于禁所带七军（一军大约五千人）皆被洪水淹没，于禁降，庞德生俘被杀。关羽声威大振，连曹操也感到了威胁，据说考虑迁都以避其锋。似乎，遥远的中原，微笑着，在向关大爷频频招手，暗送秋波。
洪水稍退，徐晃率军赶到，与关羽相持，曹仁、满宠坚守危城，关羽久攻不下，曹军后援源源而来。
关羽屯兵坚城之下，难解难分，进退两难。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古话自然是有道理的话。自然界食物链中的营养传递规律，再次在三国时代的人类社会上演。
这个“黄雀”，就是孙权。
孙权这边，孙刘联盟的倡导者、维护者、鸽派首领鲁肃，已于两年前（公元217年，刘备准备夺取汉中的这一年）去世，接替鲁肃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昔日“吴下阿蒙”、鹰派首领吕蒙。
吕蒙的主张，是要吞并、扼守长江中上游，西至秭归，北至襄、樊，也就是要把曹、刘两家的势力彻底赶出荆州。按照吕蒙的战略构想，只要达到了这个目标，就不必跟刘备联手，也不惧怕曹操。
反观关羽这只“螳螂”，樊城这块破骨头，怎么也啃不下。渐渐地，兵力捉襟见肘，非抽调南方大本营的部队，难以应付。
孙权却与关大爷捉起了迷藏，公开调荆州主将吕蒙回首都养病（吕蒙体弱多病，当时国际上都知道），派白面书生陆逊镇守荆州。陆书生卑辞厚礼，忽悠关大爷说，前辈您真行呀，打出了咱盟军的志气，打出了咱盟军的威风，好好干吧，我是坚决支持您的，说不定哪天，晚辈的前程还得靠前辈您呢。
碰上这样一个书呆子，关羽放心了，把驻守江陵、公安的部队大部分调往樊城参战。吕蒙呢，也不在首都养病了，拖着病体，率领主力部队，溯江西上，搞了一个很有诗情画意的动作，叫着“白衣渡江”。也就是，把战舰扮成商船，把军汉扮作平民，干掉蜀军外围的侦察兵，悄悄地、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关羽的东方前哨——公安。
投降了的公安守将傅士仁，带着吴军，劝降了江陵守将糜芳（糜竺的弟弟、刘备的舅子），占领了关羽的老巢。吕蒙对江陵城中的蜀军家属一律安抚优待，问寒问暖，送米送药。关羽的大本营，变成了吴军的后花园。
樊城方面，徐晃的援军增至十二营（约六万人）。徐晃把孙权给曹操的投降自效的信件拴在箭上，分别射入曹仁、关羽军中。曹仁军士气大振（知道吴军将端关羽的老巢），关羽真假难辨（兵者，诡道也，敌人的“诡道”自然真假难辨），进退两难。
关羽分四营部队于外，自己率中军居中，指挥策应。洪水稍退后，徐晃进攻关羽的外围部队，关羽驰援，徐晃突然掉头直击关羽，关羽大败，徐晃奋勇追入关羽的中军营垒。
关羽此时已得知江陵失守，急忙回救江陵。手下的部队得知江陵家中父老被敌人保护得好好的，完全丧失斗志，哗啦啦土崩瓦解。
昨天还不可一世的关老爷，今天却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南撤至麦城（今湖北省当阳市东南），得知吕蒙早已稳稳地占住了江陵，便折向西北（西北方的房陵、上庸还是刘备的领土，由刘封、孟达驻屯），至漳乡（当阳市东北）时，身边只剩下十余骑，力竭被擒。这就是令英雄落泪的“败走麦城”。
从战樊城到走麦城，还不到半年的光景。至此，刘备集团彻底失去了它那一份荆州。刘备刚刚建立的蜀汉帝国，从开始就只有半边天。半边的天，当然容易塌，而且塌得快速，塌得彻底，此是后话。
就条件、性质和重要性而论，关羽的襄樊之战相当于曹操的官渡之战，都是两大集团的最后博弈。只不过，关羽的水平不可与曹操同日而语。
一两千年来，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事，事后总是一拍脑袋，大意失荆州啊！好像，关羽的失荆州，只是疏忽大意造成的。言下之意，关羽不大意，就不会丢失荆州了。
历史上，关于赤壁之战，有一团团“赤壁疑云”。关于襄樊之战，更是如此，我们权且称之为“襄樊疑云”。
⒍襄樊疑云
襄樊之战谁之错
关于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意（或授权）关羽发动的，还是关羽擅自发动的，在正史、野史中都难以找到证据。后世历史学者存在两派相反的意见。
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和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代表一种意见，认为，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权，至少是刘备授意关羽发动的。战争发动之后，刘备既不对关羽进行指导、约束，也不进行增援、救援，任凭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关羽胡来。刘备，甚至诸葛亮，应对襄樊之战的失败负责。
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和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襄樊之战是关羽擅自发动的，但刘备至少没有反对。襄樊之战的失败，由关羽负责，刘备充其量负领导责任，诸葛亮则不负责任，因为此时诸葛亮还未进入决策中枢，又远在成都负责行政和后勤工作。
首先，我们厘清一句古话的含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领领兵在外，君王（或军事首脑）的命令有时是可以不听的，必要的时候可以擅自做主。
任何一个词，任何一句话，都有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所谓内涵，是指这个词或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外延，就是这个词的含义的界限或这句话的使用、适用范围。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的外延是什么？也就是说，一个领兵在外的将领，什么情况下，可以不听君主或军事首脑的命令，可以擅自做主，擅自行动？
第一，情况危急或联络断绝，来不及或不可能请示。刘备于五月占领汉中，七月在汉中称汉中王，襄樊之战也是七月开始。此时的形势，汉中、巴蜀、江陵都被刘备占据。西边称王，东边开战，这个战役，显然不是在危急情况下开打。汉中到江陵的道路，畅通无阻。
第二，君主或军事首脑的命令错误，执行会造成重大损失，在外之将明知要承担政治责任，还是断然拒绝执行命令。
第三，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必须权变处置。
当时的关羽存在上述几种情况吗？没有。也就是说，关羽没有“君命有所不受”的理由。
我们假定，刘备没有授权关羽开战，那么，不管关羽怎么桀骜不驯，即使他决意要打这一仗，哪怕象征性地，总要请示一下最高领导刘大哥吧？只要得到了关羽哪怕是象征性的请示、报告，刘备又不同意开战的话，刘备会坚决制止。开不开战这样的军国大事，刘备不可能任老二胡来。
《三国志·费诗传》有一段记载：“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这个费诗，就是组织部派去宣布关羽任职，并给关羽做思想工作的，因为关羽对黄忠与其同列，很是不满。
刘备派费诗赴荆州，有没有别的任务呢？比如，传达刘备的开战命令和具体指示，史书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刘备的使者与关羽有过接触，而且，费诗到达荆州，肯定在关羽开战之前，说刘备不知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即使刘备没有明确指示开战，既然刘备知情，这一仗打不打，最终还是刘备说了算——指示开战或同意开战。
更重要的是，“君命有所不受”的外延，还有第四种情况。根据我的军事常识，所谓的“君命有所不受”，不适用于战争和战役的开战和终战。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的开战和终战，古代由君主决定，现代由国会或人大决定，而不是由将领决定。将领擅自开战、停战、终战，那是要进军事法庭的。
通常的情况是，“君命有所不受”适用于战术行动。战斗怎么打，将领有权决定，主将不宜干涉，君主就更不应干涉。将领也可完全不听君主或主将的，不听命令的结果，最多回去挨个处分，穿双小鞋。“君命有所不受”可适用于战役，但仅仅适用于战役发动后，将领有权随机处置意外、突发情况。
古今中外的军队，将领都无权发动和主动结束（战败属于被动结束）一个战役，在这个问题上，“君命必须接受”。
我们再来明确一个概念：襄樊之战是一个战役，而不是一次战斗。
这就很明白了，别说刘备、关羽是结拜兄弟，就是亲兄弟、亲父子，关羽也无权发动襄樊战役。没有君主的授权、授意，发动一次战役，不管输赢，对将领本人来说，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
关羽确实很狂，确实很傲，但他并不蠢，更不可能蠢到没有一点政治和军事常识的地步。
用不着什么证据，凭常理就可以断定，襄樊之战是刘备授权，至少是授意关羽发动的。
要讲证据，也不是一点没有。《三国志·廖立传》记载了廖立对李郃、蒋琬讲的一段牢骚话，作为诸葛亮废廖立的证据。这段话很长，摘录其中几句：“……昔先帝（指刘备）不取汉中……既亡汉中……后至汉中，使关侯（指关羽）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
廖立这段话把汉中争夺战、关羽败亡、孟达反叛三个事件相关联。“（刘备）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一个“使”字，把关羽的败亡直接归罪于刘备。廖立同时也指出，关羽在行军布阵上的意气用事，任性妄为，是战场失败的原因。如果关羽擅自发动襄樊战役，与刘备无关，廖立再无聊，也不至于当着李郃、蒋琬的面胡说八道，把关羽身败名裂的责任推给刘备吧？
廖立是刘备集团的高级干部，亲身经历蜀汉建国前后的内政外交，他的“反动言论”，应该有相当高的可信度。可能，姓廖的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经常说些不该说的话，才被诸葛亮削为平民。
至此，如果硬要去划分责任的话，刘备和关羽都有责任，刘备负政治责任，关羽负军事责任。至于责任的比例，则无法划分，因为不同质的东西，是不能做加减法的。诸葛亮呢？应该不负责任。当时法正、许靖、刘巴等“政治局常委”都还在世，诸葛亮充其量只是个“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进入核心决策圈，他的主要工作，也主要在行政方面。
襄樊之战谁之过
襄樊之战为什么失败，并且败得如此之惨、如此之快？
关于襄樊之战，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柏杨在他的《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中，专门立了一个小标题：“关羽倨傲，为国招祸。”言下之意，襄樊之战的失败及其对蜀国国运造成的后遗症，责任全部应由关羽承担，而且，用“关羽倨傲”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概括了襄樊之败的全部原因。
柏杨先生的历史著作，不乏真知灼见。但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对关羽明显是不公道的，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也是不准确的、不全面的。
上文已经论证，发动襄樊之战的政治责任，不是关羽的。襄樊之役发动之后，军事行动本身的失败以及此后既有荆州的丢失，也不是“关羽倨傲”一句话那么简单。关羽的失荆州，并不是全中国人民认为的“大意”两字所能概括，其原因，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关羽倨傲轻敌
战争层面，除非具备四个条件，弱小的民族或集团，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民族或集团。
在战役层面，弱小战胜强大的战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史料俯首即拾。
战役层面的以弱胜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集中优势兵力，选准时间、地点、对象，狠狠地打，玩命地打，不顾一切地打，通过战斗的优势来弥补战役的弱势，并将数个战斗的优势转化为整个战役的优势。兵法上有所谓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之说。也可以说，伤其十指难，断其一指易。既然断其一指易，何不一指一指地断？把他的十指都一个一个地断完了，敌人不也就完了么？
第二，强大一方的兵力被分散，被牵制。
第三，弱小一方的天才指挥，或强大一方指挥的低级错误。
第四，不可抗力的影响，如气候突变、洪涝灾害等。
第五，速战速决。如果拖延不决，综合实力强大的一方，必定而且能够动员更强的兵力反击。
用上述几点取胜要件，对照襄樊战役的形势，不能说，关羽没有一点取胜的把握。
尽管魏国的总兵力比蜀国强，但在襄樊战场则未必。曹操在西边，为防范已夺取汉中的刘备，关中必须保持强大的实力。东方，孙权随时可以、可能进攻合肥，牵制了曹操的相当一部分兵力。曹操同时在应付三个战场，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荆州的关羽。徐晃的援军，就是从汉中战场抽调而来，而且大部分是新兵。
关羽自从赤壁之战后，一直在休养生息，演兵讲武，整整十年有余。倾其全力，在单个战场上，与曹操一较高下，完全是有可能的。
还有不可抗力。的确，战事刚开始，关羽的运气出奇的好。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于禁的数万部队成了虾兵蟹将。老天确实是在免费地帮关大爷的大忙。
战役目标的最初设置——占领襄阳、樊城，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能达成取得东路北伐根据地的战役意图。
当洪水退去，曹仁、满宠坚守危城，关羽久攻不下，樊城的援兵源源而来，这就犯了综合实力弱小一方对强大一方发动进攻战役的致命伤——拖延不决。于禁全军覆没后，徐晃的兵力增至于禁的近两倍，说明随着战役的推进，曹操逐渐以战争的高度来应对这个战役，也显示出魏国的强大。
此时的关羽，只能靠抽调大本营的老本，来跟徐晃玩命。实际上，鉴于襄、樊两城对魏国的重要，曹操已经把襄樊战役转化为蜀魏战争。一句废话都不用说，把襄樊战役当成蜀魏战争来打，关羽就算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也必输无疑。
这是关羽的军事理论水平问题。
说来说去，还是书读得少啊。我们可以扳着脚指头数一数，刘备集团中，有几个科班出身的读书人？以战争的现代观念来衡量，刘备和他的亲密战友们有几个真正弄清楚了战争、战役、战斗这几个生死攸关的基本概念？
如果关羽有足够的军事敏锐性，具备基本的军事素养，就应该修正战役目标，在久攻不下、师老兵疲的情况下，放弃襄、樊，回头保住自己的老巢江陵和公安，以图后举。
《三国演义》描述，关羽整天手里拿着一本《春秋》之类的古书，不知关老夫子读懂了没有。在我看来，关羽就是，也仅仅是，一介武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