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曾利用小说的形象对改造中国社会的力量进行过广泛的考察。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更多的机会与中国产业工人接触，他还没有感染到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那种叱咤风云的力量。但即使如此，在《一件小事》里，也分明已经热烈地歌颂了属于无产阶级的城市苦力工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力量，足以使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增长自己的“勇气和希望”。鲁迅考察得最多的是农民问题。农民，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辛亥革命未能充分发动农民，致使后来在与封建军阀较量中失去了凭借的力量。农民不但物质上未能得到解放，在精神上也未能得到解放，他们还处于层层压迫之中。鲁迅以同样关注的心情考察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是，在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在与封建势力较量中，却大都避免不了悲剧的命运。原因在于他们怀抱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然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很明显，这种失败也正是怀抱资产阶级理想的知识分子悲剧的思想根源，它的社会根源则是封建势力的强大，敌我力量的悬殊。
鲁迅自己也曾怀抱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理想，例如他觉得民主时代一切都很光明，但是经过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张勋复辟以后，特别经过五四运动退潮以后知识分子向右的分化，“反改革”的空气又浓厚透顶起来，“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遂使他有“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浩叹。在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中，他痛感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无力，他终于在一面彷徨、一面战斗中，通过对自己思想中不适用的部分的扬弃和否定，求索到了无产阶级的新的思想武器。而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悲剧，却缺乏这样的自觉。因此，鲁迅塑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典型，正是凝聚着他痛苦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感受。
在鲁迅小说中，大致写到了这样一些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一种类型是辛亥革命前后反清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其中有夏瑜、狂人以及后来《长明灯》中的疯子。他们在反对敌对势力方面，虽有雷奋飙发的气概，但他们也往往带有远离群众，单身鏖战的色彩。第二种类型也是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封建科举制度的受骗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陈士成等。第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便是吕纬甫、魏连殳、方玄绰这样的人，他们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是社会改革的激进派，但是由于敌不过强大的黑暗势力，他们自己又没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可以凭借；他们终于被黑暗势力吞噬了。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涓生、子君和《幸福的家庭》里的青年作家。他们是比吕纬甫、魏连殳后一辈的青年，他们曾经卷入过五四运动的时代潮流，吸取了很多民主与科学的新精神，但是，“五四”落潮以后，面对封建黑暗势力的反扑，由于他们还没有找到新的思想支柱，他们都被黑暗势力战败了。第五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是封建黑暗势力的附庸，其中有旧的卫道派四铭和新的“国粹”派高尔础。我们在这里想着重分析的是第三第四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中国在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中，他们应该是成为改造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的，然而却只落得自身的悲剧的结局。鲁迅总结他们失败的经验，推动当时的知识分子避免走上类似的道路，认识自己的使命和目的，以便去寻求别样的道路，进行更坚韧的斗争，显然十分具有振聋发聩的积极意义的。
在写作《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等作品前后，鲁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历程，这也便是他说的“彷徨”时期。在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的一封信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
其实我何尝坦白？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则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现在仍然只好对于愿我得意的便拉几个钱来给他看，对于愿我灭亡的避开些，以免他再费机谋。我不大愿意使人失望，所以对于爱人和仇人，都愿意有以骗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处都弄不好。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正处在极其复杂矛盾的心情中，这种复杂矛盾心情的根源在于他对旧的思想武器已经产生了怀疑(因为它无法解说和有效抵制“五四”退潮后封建势力的重新抬头)而新的思想武器则还没有掌握。鲁迅这时对旧的思想武器的怀疑不但来自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在生活中观察到了大量的现象，原来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批一批地沉没在浊浪惊涛中，或则趋向消沉，或则随俗浮沉，或则自暴自弃，或则走上毁灭之路，方玄绰、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等，便是从中概括集中的艺术典型。鲁迅不同于他们的是，第一他对旧的思想武器产生怀疑，以致引起痛苦，而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则虽然痛苦，对自己的世界观却并不产生怀疑；第二，他虽然彷徨，却一面探索新路，继续前进，毫不停步，一面“荷戟”迎敌，继续战斗，这都是与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同的。固然，因为鲁迅也是从旧垒中来，他与自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相同的生活体验和心理体验，这正如他说自己思想中也有“毒气和鬼气”，表示“我极憎恶他”，这就使描写他们的时候显得十分生动和亲切；但是鲁迅远比他们站得高，远比他们性格坚韧，这就决定了他对他们所进行的严峻的批判态度。当然，由于他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彷徨或走向末路，大半都是环境所促成的，封建黑暗势力的相对强大使他们演出了悲剧，在这一点上，鲁迅对他们是同情的；他希望通过他们的悲剧性的命运的反映，能够充分揭露当时的黑暗。这也就是他创作一贯的宗旨，“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很多研究者指出，鲁迅对他写到的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农民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其实，鲁迅对一度进步渐趋消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就成为他笔下的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基调和特点。
一、 从“差不多”说看方玄绰的歧途
《端午节》收集在《呐喊》中，它写于1922年6月，是最早表现知识分子趋向颓唐的一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方玄绰是民国政府的公务员兼教员的知识分子，但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由于政府财政的大量支出都用于互相角逐的军费，外债赤字不但转嫁给劳动人民，连政府和学校，都不发实薪，还要常常欠薪。于是便出现了“索薪大会”的团体。并且须得“亲领”。鲁迅在《华盖集续编·记发薪》一文中说：“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但是，亲领问题只是《端午节》的中心题材，它的主题思想显然在于发掘一个在时代逆流下渐趋平庸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在军阀统治下的现实，诚然也使方玄绰感到不平过，但并没有激起他的抗争，他发明了一种“差不多”的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近似“精神胜利法”的变种，它调和阶级矛盾，用“瞒和骗”的传统观念为自己思想上制造了一条逃路，更正确地说，把自己的思想引入了歧途。方玄绰觉得，“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得到了许多新安慰。”例证之一是：“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也没有什么不平了”。例证之二是：“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例证之三是：比如学生骂官僚，“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所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当然，方玄绰有时也认为“差不多”的处世哲学，是自己不敢正视现实的表现，是自己怯弱和“无是非之心”的一种表现，但是，他还是不免要为这种处世哲学寻找经不起推敲的论据，并且把它牵扯到历史上的“古今人不相近”“各色人等的‘性相近’”，方玄绰显然抹杀了阶级矛盾、阶级差别、阶级对立。他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一种循环论。老年用封建传统思想威压青年，将来青年变成老人时，同样会一成不变地威压下一代。如果按照方玄绰的逻辑，历史停滞了。压迫阶级将永远是压迫阶级，被压迫阶级永远是被压迫阶级。在这里，方玄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定他是客观上维护现存秩序的一个“十分安分守己的人”。因此，在军阀统治还没有损害他个人的利益时，他对教员联合索薪颇不以为然，认为“欠斟酌，太嚷嚷”，还保持他的清高思想，对反动政府所拖欠的官俸，也不肯去亲领。只有当收入已经危及他的生活时，他才发牢骚，表同情，他也遵守公共的罢课的决议。虽然他在酝酿这决议时，他“仍未到场”。
为了要还账，方玄绰不得不关心官俸的着落，但是他阴历五月初四日从衙门里回家时，同时带来了脸色的阴沉，因为发薪这一关虽然通过，但银行已经关门，要到阴历初八才可以领钱，因此这下端午节可就难过了。在借债碰壁，稿费又“远水救不得近火”以后，他索性要小厮再赊了一瓶莲花白，借酒浇愁以后，就把头埋在《尝试集》里了。在《端午节》中作者四次提到方玄绰读《尝试集》，看来他已经迷恋于成为胡适的信徒了。
马克思在谈到蒲鲁东的阶级调和论时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
方玄绰所以会走上“差不多”处世哲学的歧路的原因也大致类此，因为一方面他同情人民，也常常不平；另一方面从他的生活到思想又不愿越出小资产阶级的藩篱，因此他看不到社会矛盾的实质，因为在他自己身上就体现着这种矛盾。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什么人都“差不多”，“易地则皆然”，来减轻自己的负担，求得自己精神上的安慰。便这样，在人生的痛苦面前可以安然闭上眼睛，即使封建军阀的兵士打了车夫，他也认为在冥冥之中，兵士也会得到眼前报，假使这兵士以后成了车夫的话。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如果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麻醉自己所承受的痛苦，那末，方玄绰的“差不多”论，便具有双重的欺骗，既麻醉自己的不平又麻醉自己去感受别人的痛苦。
鲁迅曾经有过类似方玄绰的生活经历，但是鲁迅无论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做佥事时，还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教职时，或者赢得了向教育总长章士钊提出诉讼的“合法”斗争的胜利，或者参加了所谓“非法”的学生运动，他总是站在被压迫人民立场上，给封建军阀的黑暗势力迎头痛击。鲁迅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虽然从旧垒中来却是善于杀回马枪的英雄。他对方玄绰式的“歧途”有很深的理解，因此对他灵魂的剖析也就能够体察入微。当然，方玄绰也有他值得同情的一面，他虽然被说成教员兼做官僚，然而“因为自己正缺钱”，而“别的官”可以“并不兼做教员”。这就是说，他的经济地位常常迫使他对现实产生不满，但是他始终不明白自己痛苦的根源，而走上了玩世不恭的歧途，这恰恰又加深了他的痛苦。在这些地方，鲁迅并没有简单化地加以表现，而是细致地探视了方玄绰的内心世界。
当现实的经济问题迫使方玄绰从无是非观的玩世态度中清醒过来时，他也常常审察自己的世故的积习。那是方玄绰因为官俸还没有发放，端午节难挨过去，不得不硬着头皮到金永生家里去借钱的时候。后来，方玄绰向方太太转述这一节遭遇时还使他心情上感到极为难堪，方玄绰说：(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索薪，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方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金永生的利己主义的冰水浇了方玄绰一身，但是金永生的举措是切合他资本家的身份的。发掘下去，方玄绰难道就没有这种利己心吗？不过知识分子在温文尔雅的风度遮盖下，隐藏得更深了。正是在碰壁以后，方玄绰反躬自省：他接着就记着去年年关的事来，那时有一个同乡来借十块钱，他其时明明已经收到了衙门的领款凭单的了，因为恐怕这人将来未必会还钱，便装了一副为难的神色，说道衙门里既然领不到俸钱，学校里又不发薪水，实在‘爱莫能助’，将他空手送走了。他虽然自己并不看见装了怎样的脸，但此时却觉得很局促，嘴唇微微一动，又摇一摇头。当然，方玄绰能这样反躬自省，也是十分不容易的。茅盾在1927年所写的《鲁迅论》中，对这些描写就大为赞扬，他说：这话“比慷慨激昂痛哭流涕的义声，更使我感动；使我也‘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但是，方玄绰却并没有由此开拓生活的新路，他还在旧轨道上踯躅，如果他的“差不多”论的哲学思想不变，他就很难走出新路。端午节欠钱的店家来要账，他对方太太说，叫他们到初八下午来，因为要初八发薪。可是，到了初八，以后怎么办呢？方太太说：“我想，过了节，到了初八，我们……倒不如去买一张彩票……”这便激怒了方玄绰，受到了一顿抢白：“胡说！会说出这样无教育的……”但是，在方玄绰身上，也何尝未曾有过这样的欲念呢？只是因为他被“清高”的帷幕遮住，不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妻子知道罢了。方玄绰记得被金永生拒绝借贷以后，“他惘惘然的走过稻香村，看见店门口竖着许多斗大的字的广告道‘头彩几万元’，仿佛记得心里也一动，或者也许放慢了脚步的罢，但似乎因为舍不得皮夹里仅存的六角钱，所以竟也毅然决然的走远了。”然而他现在想起这一幕，却不是羞愧，并由此开拓出反省的路来，而是“脸色一变”，有些勃然了。以致吓得方太太“料想他是恼着伊的无教育，便赶紧退开。”其结果正如在借贷无告后，索性叫小厮赊一瓶莲花白，酒罢饭饱，点上一支烟，躺倒床上去看《尝试集》一样，这回他还没有将话说完，“将腰一伸，咿咿呜呜的就念《尝试集》”了。这说明他虽然有些触动，但依然不能摆脱他生活的常态，他没有改弦更张。方玄绰如果株守着他的人生哲学，这将阻碍他走向新路，他不能走向新路，就难以避免悲剧的命运。
鲁迅通过方玄绰这样踯躅于“歧途”的知识分子的剪影，一方面表现了黑暗势力对知识分子的蹂躏，表现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压迫下不能不审视现实的痛苦心情，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没有新的思想武装以前趋向消沉的弱点。在这里，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界分化的投影。
二、 吕纬甫的悲剧说明了什么？
《在酒楼上》是一篇具有浓郁抒情又带有淡淡的哀愁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吕纬甫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激进派，可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随着他生活的坎坷思想也就越来越消沉起来，甚至五四运动也没有使他奋发，如今，他当年那种踔厉激扬的革命神采只能在“我”的回忆中映照出来。这变化，使“我”感到惊讶不置，正如吕纬甫所说：——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象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这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非做了些无聊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便是吕纬甫对自己目前思想状况的概括。可见他是知道自己陷入泥沼中了，但苦于无力自拔。这原因，因为他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弄得贫穷无告，就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当年所怀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幻灭了，新的理想在哪里呢？他不知道，于是日益走向消沉和颓唐。
鲁迅运用两个细节来说明吕纬甫由此产生的精神空虚。吕纬甫的母亲要叫他为一个3岁死去的弟弟迁葬，说因为坟边已经浸了水，他赶到那里，雇了土工掘出来一看，棺木固然已经快烂尽了，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连最难烂的头发也不见；其实，他本来已不必再迁，但是他为了骗骗他的母亲也骗骗自己，仍然用新的被褥包了些那里的土，放在新的棺材里，运到他父亲的坟地里埋好，算是了结了一件事。这与他在十多年前拔城隍庙里神像胡子的时候显然已经判若两人，现在，他不得不用自我欺骗来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这显然因为他精神上失去了凭借，失去了主宰。还有一件事是他母亲托他给邻居长富的女儿顺姑去送剪绒花。顺姑因为看到别人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很羡慕，弄不到，哭了半夜，并因此挨了她父亲的打。这事吕纬甫的母亲却记得，因此这回就托吕纬甫带剪绒花给顺姑。吕纬甫自称这差使倒并不以为厌烦，反而很欢喜。那是因为前年，吕纬甫回来接母亲时，受了顺姑的热情的款待。然而当这次去送剪绒花时，顺姑却因为不愿服从父亲指定的婚姻终于抑郁病死了。后来吕纬甫就将这朵从济南买来的剪绒花托人送给了顺姑的妹妹阿昭，他准备对母亲只说顺姑见了这剪绒花很喜欢，让她在被欺骗中得到慰藉。顺姑的死于封建婚姻的情节是具有很深的寓意的，它反衬了吕纬甫思想上的倒退。因为现在，吕纬甫已经不教“ABCD”和算术这种“新学”了，而是教“子曰诗云”和《孟子》《女儿经》之类，这就是说，他无意中在传布包括吞噬掉顺姑的封建意识形态——“吃人之道”。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新学”，与封建主义文化战不数合而败北了，这不但是吕纬甫的悲剧，也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还异常强大的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幻灭的悲剧。生活迫使吕纬甫躬行了他过去所反对过的行为，这对吕纬甫来说，精神上也是十分痛苦的。在这一点上，鲁迅对他也寄予了同情。他终于变得“随随便便”，“无乎不可”，甚至“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他完全被生活压碎了。
处在吕纬甫这种境况中，如果有新的革命理想，便可以战胜生活的窘迫，而仍然有所作为，正像许多仁人志士那样；吕纬甫如果能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与他们甘苦同尝，汲取他们的精神力量，这也可以改变他的生活道路。但是，吕纬甫却都不能这样做。他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点小圈子。然而绕一个小圈子，却不是原地踏步，因为时代前进了。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五四运动历史经验时对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一段特别深刻的论述，他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吕纬甫的悲剧正说明了这样的真理。
在小说中，鲁迅虽然同情黑暗势力对吕纬甫的压迫，但是对目纬甫的随波逐流的消极处世态度却是批判的。前者决定了整篇小说带着一种哀愁沉痛的美学意趣的基调，后者却又使得作者在这样的基调中常常出现愤慨和高昂乃至使人奋发向上的变奏。例如广为传诵的一段风景描写：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在结尾处，“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都震响着一种激昂的音调，与吕纬甫的消沉低徊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鲁迅通过“我”的审美感受和心理感受反映了自己的进取的情怀，当然，“我”并不就是鲁迅。吕纬甫的彷徨与鲁迅的彷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颓唐，感到无路可走；后者却一面仍然战斗，一面继续在探求新路；前者已熄灭了理想的光，后者的内心世界却仍为理想的光所烛照。吕纬甫的悲剧也便是一个人民失去了革命理想的悲剧。
三、 “孤独者”的悲剧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投身过辛亥革命，抱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他背叛了破落的地主阶级，几乎全靠他父亲的继母做针线把他送进了学堂，后来曾被晚清政府派到国外去留学过，因此，他回来以后，就被山村里的人看作“异类”，看作“向来就不讲道理”的“‘吃洋教’的‘新党’”。这就说明，魏连殳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迎着时代潮流的激进分子。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对魏连殳的性格有着十分细致的刻画。看来，魏连殳的继祖母的冷漠的性格对他有过很深的影响。因此，他的继祖母死后，魏连殳为她失声嚎哭；魏连殳不只为她继祖母的不幸而哭，正如他自己说，也是为“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们而哭，他说：“这样的人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是，他的同情更多地局限于他的继祖母一类人，同情他们的孤独，同情他们的命运。而没有看到辗转挣扎在死亡线上比他的继祖母更为不幸的劳苦大众，当然，更不会看到由于压迫他们所激起的抗争。魏连殳孤独的性格的形成，固然与他的生活处境有关，但是，他脱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力量，无疑是加深他这种性格的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魏连殳回国以后，不能有所作为，五四运动也并没有使他振作起来，围绕着他的群众，“大抵是读过《沉沦》”的“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知识分子，他当时唯一的热情都放在邻居的孩子们身上，他认为他这一代已经无望了，“中国的可以希望”就在孩子们身上。看来，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产阶级思潮的兴起，在他身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感应。他还只是用进化论来安慰自己，株守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框子里。但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也并不能见容于他们，于是，“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他终于被校长辞退，失了业。经济上的打击使他变得更阴沉、更颓唐了。他的客厅也随之冷落起来，犹如冬天的公园；在势利的世风的熏染下，连孩子们也对他冷漠了，“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这当然使他很痛苦。
但是魏连殳说他还想活几天，这原因就在于还有人希望于他，期待于他。看来，这个人可能是他早年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共同奋斗的同志或前辈，因此，魏连殳还有一种力量维系着他的精神，他甚至愿意先设法谋一个仅足糊口的临时抄写的工作，但是，他却连这个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也不再能实现，接着，唯一的对他寄托着厚望的友人也被黑暗势力诱杀了。这打击比他的失业远为严重，他的精神世界摧毁了。这个打击也便成为魏连殳走上毁灭的道路的契机。他向“我”这样披陈过自己的心境：“你或者愿意知道些我的消息，现在简直告诉你罢：我失败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然而就活下去么？
“愿意我活几天的，自己就活不下去。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谁杀的呢？谁也不知道。
“人生的变化多么迅速呵！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你看，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那力量就这么大。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同时，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活下去；别人呢？也不配的。同时，我自己也觉得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好在愿意我好好地活下去的已经没有了，再没有谁痛心。使这样的人痛心，我是不愿意的。然而现在是没有了，连这一个也没有了。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于是，魏连殳便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每月有80元现洋的薪水，这时他便以别一种心情的“新的失眠和吐血”，来迎接“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这就是说，他至少在表面行动上不得不投降黑暗势力，这也便是他自己说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他的内心则陷入十分痛苦的矛盾中。果然，黑暗势力对他便报之以青睐，就在S城的《学理七日报》上，出现了《雪夜谒连殳先生》《连殳顾问高斋雅集》等诗文，关于他们以前传为笑柄的事，现在都算作“逸闻”和美谈了。大有“且夫非常之人，必能行非常之事”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阶级斗争中的规律，黑暗势力总是要以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投降它的俘虏就范的。从此，魏连殳便在泥沼中越陷越深了，他明知这是陷阱，有灭顶之灾，但是他无法和无力跨出这危险地带。
但是，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是不甘心成为黑暗势力的一部分的，于是他便采取了变相自杀和向社会报复的手段。他明明自己吐血了，肺结核病已经到了晚期，但他不但不去就医，而且肆意糟蹋自己的身体。对社会的报复其实也只限于以前对他势利的房东和孩子们。据房东说：“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们居术，他自已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对孩子也是这样，“他也用种种方法逗着玩；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这就是魏连殳对势利的人们的报复手段，然而这是多么可怜的报复呵！而且这样的报复却要付出牺牲自己信念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鲁迅曾经赞颂过复仇精神，认为对敌人应该“抽刃而起，以血偿血”，他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他后来在《故事新编》中塑造的宴之敖者，和在《女吊》中写到的女吊，都是复仇精神的体现者。但是，鲁迅认为向社会复仇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在谈到俄国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绥惠略夫说：他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鲁迅特别反对绥惠略夫“对于不幸者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魏连殳的向社会复仇思想，略近于绥惠略夫。他并没有直接向反动统治者复仇，却转向房东乃至受了旧势力影响的孩子复仇，未免显得太小气和无谓了。
至于魏连殳用糟蹋自己有限的生命也作为复仇的一种手段，就更显得无谓，是为志士所不取的。鲁迅曾经有过魏连殳的经历(例如出洋留过学，回来做教员，对辛亥革命抱着极大的热情，后来也被人诬为“挑剔学潮”等等)但鲁迅认为对黑暗势力，“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因此，鲁迅说自己的注意摄卫，“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人生态度。而魏连殳式的那种将生命孤注一掷的挣扎，实际上正是一种性格软弱的表现。
当然，魏连殳的悲剧，正是“孤独者”的悲剧，他没有看到劳苦大众的力量，他已经丧失了精神上的支柱，否则，单是经济上的窘困，是压不倒任何一个革命志士的。当然，鲁迅对魏连殳也具有同情的一面的，这同情就表现在对黑暗势力的愤慨上，鲁迅在谈到《彷徨》里诸如《祝福》等作品的写作动机时说：“在那样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里，祥林嫂是没有办法摆脱她那悲惨的命运的；问题不在于她自己凭自己的力量能否冲破黑暗的环境，问题倒是在于中国人民能否了解这个社会的黑暗。”鲁迅在写出魏连殳的悲剧的同时，也就是着力抨击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因此，鲁迅反复比喻魏连殳为“一匹受伤的狼”，说他像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显然对魏连殳的悲剧表现出一种心情沉重的隐痛。
四、 “幸福的家庭”在哪里？
比起方玄绰、吕纬甫、魏连殳来，《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青年作家以及《伤逝》中的主人公，都要算后一辈了。他们没有赶上辛亥革命，他们都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成长的。然而，他们的悲剧却都在于并没有在五四运动高涨的无产阶级思潮中汲取力量，他们只是感染到五四前夜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他们所向往的生活和理想还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潮流。然而，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又都是下层的小资产阶级，五四运动退潮后的连年军阀混战，把他们推到了愈益窘困的境地。
《幸福的家庭》里的作家，结婚才不过五年，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连买25斤劈柴也煞费踌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小屋里，终日操心的是贫穷。他不得不想“须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了”。为了希望能多得一些稿费，他决定尽量迎合资产阶级读者的胃口，投稿给资产阶级的文艺刊物：“幸福月报社”。这样，他便想到做起《幸福的家庭》的小说题目来。因为这资产阶级式的“幸福的家庭”，正是他所向往的生活理想，因此他的构思实际上反映了他的欲望。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他为这篇小说构思的同时反映了他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就引起了作品中的戏剧冲突。
首先，《幸福的家庭》在当时的中国安置在什么地方就成了问题。不是“死气沉沉”，就是要“天天防开仗”，闹“绑票”，这正反映了当时的客观现实，军阀混战的局面已经使整个中国没有一块安静的地方。当然，上海天津大连的租界，也许可以安身，但是“房租贵”，他在这一细节构思中，已经渗入了他作为下层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考虑到租界的房价的。
在无所适从之下，他只能假定这“幸福的家庭”的所在地为A，这已经反映出它的不幸福了。在关于小说中的主人与主妇的设计中，他假定主人和主妇都是西洋留学生，男的“始终穿着洋服，硬领始终雪白”，女的“是前头的头发始终烫得蓬蓬松松象一个麻雀窠，牙齿始终雪白的露着”，他们是“自由结婚的”；“订有四十多条条约，非常详细，所以非常平等，十分自由”。在他对小说中的主人和主妇的设计中，一方面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情趣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曲折地反映了自己窘困生活的投影。果然，在他的构思刚刚有些头绪时，现实生活中的买劈柴声打断了他的兴致，从此，这“二十五斤”的数字正如粘胶一般，在他驰骋着创作想象的大脑皮层上不断涌现出来，开始了他自己处身的现实对他的虚构的理想的嘲弄。在构思小说中的主人公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上，也充分反映了他如何想曲意迎合资产阶级的庸俗口胃：“他们是高尚的，很爱文艺的。但因为都从小生长在幸福里，所以不爱俄国的小说……。俄国小说多描写下等人，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他们看看什么书呢？——裴伦的诗？吉支的？不行，都不稳当。——哦，有了，他们都爱《理想之良人》。”
接着他就构思小说里的主人和主妇应该吃奇特的“龙虎斗”，并且一律用洋文“你请我请”：“My dear， please。”
“Please you eat first，my dear。”
“Oh no，please you！”按照西洋礼节互相揖让以后，终于“同时夹出一块鳝鱼来”。这时，这位青年作家未免自己也感到肉麻了：“那有这样的家庭？”正在这时，他的背后已经运来一座白菜堆。当他还没有来得及设想好小说里的主人和主妇应该用什么床才合适时，他瞥见自己的床下，却横着一条死蛇似的草绳，预告劈柴已经用完，他随即听见自己的主妇在说：“二十三斤半，……”的声音，意味着劈柴即将“川流不息”地运来，即将打破他构思的宁静。
接着他女儿因为打翻了煤油灯，挨了母亲“拍”的一下，就呜咽起来了。于是他正在构思“幸福的家庭”中的主人和主妇应不应该有孩子的问题上，也就渗入了他切身的感受：“孩子是生得迟的，生得迟。或者不如没有，两个人干干净净。——或者不如住在客店里，什么都包给他们，一个人干干……”这时他实在已经分不清自己还在构思“幸福的家庭”呢还是后悔自己有了这个不幸的家庭。既然小说的构思已经滑到“不如一个人干干……”这样的想头上去。看来“幸福的家庭”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主妇的存在与否还成问题，也就谈不上“家庭”，谈不上“幸福”与否了。
这时，他的女儿逐渐高起来的呜咽声，和他妻子对女儿詈詈的申斥声，终于完全打断了他的思路，把他从“幸福的家庭”中拉了出来。于是，他便回到了现实中的不幸的家庭，结婚虽然只有五年光景，但是残酷的生活已经摧残了他们的爱。他从女儿的笑眯眯的挂着眼泪的面影中，依稀看到“她那可爱的天真的脸，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通红的嘴唇尤其像，不过缩小了轮廓。那时也是晴明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的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的坐着，仿佛有些醉了。”正当他陷入沉思，想从回忆中汲取爱情的诗意时，劈柴运了进来，他预卜坐在他对面的女儿，将来也难免重复她母亲的命运。他终于对前途失望了。“好题目”当然再也做不下去，他粗暴地抓起稿纸，揉了几揉，给女儿擦去了眼泪和鼻涕，然后有力地向纸篓掷去。宣告了他所虚构的“幸福的家庭”的彻底破产。
便这样，鲁迅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写小说时的心理活动，展示了他空虚、飘浮、动摇、庸俗、颓伤的精神状态，提出了这样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在封建军阀窃踞了政权，推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里，像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也是受压迫的对象。他所以想不得不“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恐怕是已经失了业，至少收入已不敷开支。但是，无论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都没有激起他的反抗，激起他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憎恨，一句话，并没有激起他处在那经济地位应有的阶级觉悟。在当时，经过五四运动以后，要靠拢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从这力量中激发起自己反抗旧制度的勇气，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看到自己的前途和理想，应该说不是没有可能的。如能自己再从理性认识上加以追求，在那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开了的年代，找到这样的思想武器在客观上也是具备着条件的。这位青年作家就已经知道“马克思在女儿的啼哭中还会做《资本论》，所以他是伟人，……”，这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旁观者，对无产阶级的新思潮，是有所闻见的。但是，他不想走这一条路，不想接近劳苦大众，正如孔乙己虽然已经穷途落泊，但是他决不愿意靠近“短衣帮”而偏要死抱住封建意识形态一样，他的生活虽已处在下层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却偏要羡慕和欣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但是，正如周围贫困窘迫的生活环境没有能让他完成那篇《幸福的家庭》的小说一样，实际上，当时的现实环境也一再否定了建立这样的空中楼阁式的“幸福的家庭”的可能性。
《幸福的家庭》的副标题是“拟许钦文”，本篇最初在杂志上发表时，篇末有“附记”：我于去年在《晨报副镌》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式的；然而也不过单是这样想。到昨天，又忽而想起来，又适值没有别的事，于是就这样写下来了。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我觉得他的作品的收束，大抵是不至于如此沉闷的。但就大体而言，也仍然不能说不是“拟”。许钦文的《理想的伴侣》是由1923年8月号《妇女杂志》关于“我之理想的配偶”引起的，作品虽然也有所讽喻，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幸福的家庭》都远远超过了《理想的伴侣》。在思想上，鲁迅的小说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在反动统治、灾祸频仍的旧中国，很难实现这种“幸福的家庭”的理想，小说便突出地反映了残酷的现实对这种空幻的理想的嘲弄；在艺术上，鲁迅用喜剧性表现了悲剧性的主题。为了突出主题，鲁迅还将心理描写与现实描写交织起来。小说总的情节是写主人公的创作构思，可说是心理描写，但是，鲁迅好像故意煞风景似地每当这位青年作家沉醉于自己荒唐的创作构思时，便以他贴身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去唤醒他，冲破他的创作构思，随着情节的推移，矛盾的展开，后者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时，也便宣告他构思中的《幸福的家庭》的破产，也充分显示了现实中这类“幸福的家庭”的虚幻。鲁迅曾自述在“彷徨”时期的创作，“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这里，除了“稍为”“稍加”这类带有保留意思的词态是作者自谦外，其余都符合实际的。《彷徨》中的小说，摆脱了外国作品的影响，在民族化方面有了更大进展，技巧则更见成熟了。《幸福的家庭》也可见一斑。
五、 论《伤逝》的主题思想
如果说，《幸福的家庭》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临近爱情悲剧的一个横断面，那么，《伤逝》便在更为开阔的生活幅度上和更为深邃的思想深度上给我们展示了这种爱情悲剧的全过程，包括它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曾经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一大旗帜。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成为反对旧礼教的一种直接的表现，被青年们提到自己的生活议事日程上来。
五四运动前夕，挪威的民主主义作家易卜生被介绍过来了。《新青年》四卷六期(1918年6月15日)出过《易卜生专号》。他的反传统思想，个性解放思想激动了许多青年的心，他的剧本《娜拉》更是风靡一时。当时，以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成为最风行的题材，但是，这些作品的主题虽然反对封建婚姻，但大都将恋爱和婚姻描写成可以脱离社会、脱离阶级而存在。更有甚者，像胡适的短剧《终身大事》，剧中女主角田亚梅受到其母“命里两人八字不对”的阻拦，受到其父田陈两姓“祠规”不许结合的阻拦，最后坐着男方陈先生的汽车出走了。显然，作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新女性的出路，从封建家庭出走，投入洋场公子哥儿的怀抱。这无非脱离封建阶级的鸟笼，进入资产阶级的鸟笼。
正当娜拉离开家庭而出走作为妇女解放的道路被大事张扬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如果有娜拉式的妇女要出走，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堕落，一是回来。如果要避免这样的道路，还必须取得独立的经济权。在家庭里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上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妇女才能获得独立的人格。鲁迅当时虽然还不能指明取得经济权的方法，“单知道仍然要战斗”，而且“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但客观上反映了妇女解放的方向。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曾重申妇女的经济权的重要，他说：“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他认为妇女“应该不自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娜拉式的妇女的出走终于免不了悲剧，就是因为没有能掌握经济权，不懂得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
在作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讲演的两年以后，鲁迅写了《伤逝》这篇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正在于走出了封建家庭，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却陷入了爱情高于一切的个人主义的小天地中，忘记了自己还身处在封建黑暗势力四面笼罩的社会里，不了解“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的任务，终于不堪黑暗势力的一击，彼此产生了矛盾，最后，女主人公重新回到自己的封建家庭，无谓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男主人公也回到从前独身孤居的会馆里，挣扎着考虑如何重新跨出他新的第一步。
《伤逝》是以“涓生的手记”的形式展开的。这样的构思既可写出涓生眼中的子君，又可写出涓生自己的心理变化，更好地刻画涓生怯懦自私的性格。
“手记”开始时，子君已经死去，涓生也回到了自己一年以前独身孤居的会馆。“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他与子君的结识，初恋和同居时的种种欢乐，如今都只能在回忆中重演，而这种回忆，不过更衬托了他眼前的不幸和孤单，加深他痛苦的追悔。因此，《伤逝》一开始就散发出浓重的悲剧气氛。如果说，《幸福的家庭》中对主人公的批评基本上是以喜剧形式，那么，《伤逝》对主人公的批评则完全以悲剧形式。
子君和涓生都是五四运动时期觉醒的青年，但是他们接受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思潮还没有什么感应。因此，涓生谈话的主题总是“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至于子君，似乎连这也并不很懂，她只是对涓生“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这就难怪封建黑暗势力向他们反扑过来时，他们并没有足以抵御的思想武器。
子君对自由恋爱的态度是勇敢的，为了与涓生结合，她与胞叔和父亲脱离了关系，坚强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里从来没有一个女性敢于这样喊出的声音。她与涓生恋爱“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但“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为了筹款与涓生同居，她“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如果子君的勇气并不局限于此，也就是说，并不局限于爱情的小天地里，那的确在朝着妇女解放之路，“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然而子君的勇气却仅仅局限于此，她把爱情当作了生活的全部的目的。同居以后，子君唯一使自己感到陶醉的是初恋时的喜悦，涓生对她的情话，竟至于读熟了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涓生对她温情的举动，就如挂在她眼帘下的影片，记得真切、细致。她还在夜深人静，故意考问涓生，让他复述令人醉心的一幕，至于子君自己，“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神往于初恋的欢喜中。除此以外，子君便忙于做饭做菜，兼以饲鸡喂狗，书也不看了，然而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说明她已经十分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实际上不过从封建家庭的鸟笼走到了新的鸟笼，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磨自己的青春。
但是，个人的小天地毕竟避不开社会的风雨，封建黑暗势力容纳不了这对小资产阶级夫妇所构筑的象牙塔。接着涓生便失了业，原因是目睹涓生与子君恋爱的邻居，经常以猥亵的眼光窥视他们的那个局长的儿子告发的。这打击便使子君变了颜色，涓生却把新的生路寄托在知识贩卖的市场上，准备靠稿费过活。当然他也知道这是毫不足靠的，因此没有同居以前安宁的独身生活便在他眼前一闪，后悔的萌芽滋长了。
涓生的失业，是封建黑暗势力对他们的反扑，但是他们却都不能认清这个敌人。相反，在强敌面前，却互相埋怨了起来，涓生则开始对子君产生了反感。经济的压迫成了爱情的悲剧的导火线。涓生逐渐认识到：“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涓生还认识到“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是涓生比子君高明的地方。但是涓生却错误地认为，他的走向新路仿佛与子君的存在是势不两立的。他不去说服子君共同奋斗，却一味责怪子君，“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认为“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于是，涓生下定决心，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与子君的分离。他终于向子君说出了他所谓“真实”，即为了“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必须与为他献身的子君分手。为了要达到这一目的，涓生也不顾子君感情能否经受这样的打击，他断然向子君宣布：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这显然完全是利己主义的遁词，因为涓生明知道子君与自己相依为命，她心目中除了爱情已别无他有。抽掉子君的爱情生活也等于抽掉她周围的空气，何况涓生也曾想到过自己一旦与她分离，她难免一死，但是残忍的涓生为了一己之利还是将子君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涓生这席话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子君“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这时她对涓生已经感到冷漠和恐惧了。果然不出涓生所料，这便种下了子君的死因。
如果这时涓生表示追悔，向她道歉，鼓励她“携手同行”去寻求新的生路，那么，或者还可以挽回子君的悲剧。但是，在关键时刻暴露了利己主义的涓生却无视于子君的悲痛欲绝的怨色，实际上也就是回避了他对子君应尽的责任。
在爱情中，子君固然表现了她的爱情至上主义的弱点，但是涓生却表现了他不顾别人死活的自私自利。有人认为，涓生是比子君清醒得多实际得多的人，涓生的抛弃子君便成了他觉醒的第一步。仿佛鲁迅是肯定涓生的角度上来批评子君的，我认为，这是并不符合作品的原意的。实际上，鲁迅是从不同的角度既批评子君又批评涓生的。
涓生向子君宣布无爱以后，投向什么新路呢？一片迷惘，只见“深山大泽，洋场，电灯下的盛筵，壕沟，最黑最黑的深夜，利刃的一击，毫无声响的脚步……”。似乎都不是他能选择的道路。无奈，他就不惜投向封建势力去求饶，去恳托“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这是他“伯父幼年的同窗，以正经出名的拔贡”，当然遭到了难堪的冷落，并且幸灾乐祸地告诉了他子君的死讯。这里实际上已是鲁迅对涓生极深刻的批判。
涓生得到子君的死讯以后，虽然是意料中事，也震动了一下，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最后涓生也就回到了一年前住过的会馆。与子君热恋时的希望，欢欣，爱，全部消逝了。然而直到最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涓生真正的觉醒，他只是在消极的等待中希望出现新的生活，他说：“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象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蜓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可见对前途还十分迷惘。涓生为了向新的生活跨出第一步，他唯一做了一件事，就是写下自己的悔恨和悲哀；他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自己的前导。这表明他仍然没有正视那“真实”的勇气，未能总结出自己错误的经验。如果涓生不能认识到这些，他的新路是难以找到的，他只能在旧巷中蹀躞。
《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当时封建黑暗势力还相对地强大，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已经丧失了它抗争的力量；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则因子君和涓生都株守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天地和爱情圈子里，他们中间最高的理想也无非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完全不懂得社会革命是个人解放的前提。《伤逝》的主题思想不仅揭露了封建黑暗势力对“五四”以后青年婚姻自由的反扑，而且反映了这对主人公本身的思想弱点和性格弱点，这就加速了这悲剧的形成和加深了这悲剧的性质，青年男女背叛封建家庭，进行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在鲁迅看来，这决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恰恰是新的问题的开始。只要社会矛盾在发展，小家庭不能游离于社会，就会有新的矛盾产生。鲁迅正是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考察当时青年男女的恋爱问题的，因此，小说就提出了一个社会问题，预示了个人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否则，如果沉溺在个人爱情的小圈子里，就抵挡不住社会上黑暗势力的吞噬。在这方面，子君是弱者，涓生在处理与子君的爱情问题上，最后表现了很大的利己心，他对前途又那么迷惘，也决不是强者。涓生或类似涓生式的青年，要真正走上新路，与中国革命的道路相一致，还有一段很长的艰苦的历程。
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成为他考虑的中心，特别在“五四”落潮、知识界阵线的分化，自己又处在“彷徨”的时期，他更焦灼地思索着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中最先觉悟的成分，在“五四”时期又打过头阵，取得过辉煌的胜利，然而他们中间现在分化了，有的前进，有的高升做官去了，有的则退隐，有的消沉颓唐，有的甚至堕落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它迫切需要鲁迅作出回答。但鲁迅一时在理论上还回答不了，这也就是他“彷徨”的思想根源。然而鲁迅是一位双目永远凝视生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思想家，实践可以导致唯物主义，生活给了他答案。范爱农或类似范爱农式的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面影出现了，“如此世界，实何生为？”范爱农终于被逼得无路可走了，须知他这哀叹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吕纬甫、魏连殳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范爱农而已。黑暗势力是强大的，但他们自身也有弱点。一个强，一个弱，就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在“五四”时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幸福的家庭》中的青年作家，子君、涓生的悲剧基本上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抵抗黑暗势力：第一，在思想上，他们都还没有新的思想武器，都还不能看到战胜旧势力的必胜的信念，因此一遇困难颠仆，就缺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倒下去了；第二，在生活上，他们都还不能走向民间，与劳苦大众相一致，并从劳苦大众那里找到生活信念和斗争的力量。因此一遇到经济上的压迫，就不能忍受；同时也不屑胼手胝足去谋生。显然，要依靠这样的知识分子，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担负改造社会的使命，力量上还十分悬殊。鲁迅必须在他们之外，继续寻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终于通过自己的社会实践，找到了这样一种力量，那便是“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随之他自己也投身到这个洪流中去，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伟大典范。
198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