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德·罗密欧
父亲去世时，我才10岁。8个月后，母亲认为我需要更多的男性楷模，便把我送到宾夕法尼亚州赫施的米尔顿·赫施学校去。
那天，母亲开车送我到学校去，车子离学校越近，我心里的结就拧得越紧。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勇敢些。父亲已不在人世了，你该表现得像他们所期望的男子汉一样。”可是事实上，我不知怎样做才算得上一个男子汉，除了举手投足尽量像个禁欲主义者那样“酷”一点以外。所以，尽管我浑身上下的每一根神经都在抗拒这一次旅行，但我还是没吭一声表示反对。我的生活将会怎样呢？别的男孩子会怎样对待我呢？
到达后，有人带我们母子俩去参观那幢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农场式房子——我那个单元里住了16个男孩，还有我们的监护人夫妇。当我被领去看我将和另外一个男孩同住的房间时，母亲留在了后面。等我回来，会客室已经是空荡荡的了。
“我妈妈在哪儿呢？”我问。
“噢，她走了。”有人答。
后来我才知道，是学校的顾问极力说服了母亲，叫她连声“再见”也不要跟我说就悄然离去，避免一场伤感的分离。
我在新卧室里呆坐了一个下午。4点钟的时候，男孩子们放学回来了，他们过来看我。有个人说：“孩子，你个头真矮。”
“李，他不仅矮，而且小得可怜。”
“我们管他叫‘蚂蚁’吧。”李说。
“不，叫他‘臭虫’更好些。”
“我喜欢他另外的那两只眼睛，”另一个人指着我的眼镜说，“也许我们该叫他‘虫眼’。”
说完这些，他们去干他们的课后工作了。
晚饭后，我们在开始学习之前可以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但我的室友吉姆打断了我：“如果你不想让人取笑的话，就该知道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人叫你去提一桶蒸汽或找一只左手用的扳手；有时你的牙刷会不见了；还有，你最好把你的眼镜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
“谢谢你的提醒。”
他耸了耸肩：“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把你看作下流胚子的话，大概还得要尽快和什么人打上一架。”
我静静地坐着，琢磨着吉姆的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你父亲死了，对吗？”
“是的。”
他盯着他的书：“没人想要听这种事情。”
那天晚上我用了最大的努力去抑制自己的情绪，可还是哭了出来。
事实证明了吉姆预言的正确性。两个家伙要抢我的眼镜，我和他们打了一架。我满腔愤怒，像只公牛一样，低头撞向其中一个坏蛋的肚子，然后我们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起来。
我从来不向别人提起我的父亲，也没有谁对我说过他们失去了父母。赫施的男孩子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不仅要克制感情，还要拒绝接受我们逝世了的父母曾经活在世上这个事实。
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是“摔跤”：把一个足球抛向空中，抢到球的人要径直跑过人群而不被人推倒。我后来意识到，“摔跤”不仅仅是一种游戏，更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可以有意地相互冲撞，以驱散我们心中的伤痛。
第一个春天快过去了的时候，卡尼夫妇来当我们的新任监护人，他们放松了约束我们的缰绳。然而不久，家务活就没人好好干了，更有些男孩子态度粗鲁地对卡尼夫妇说话。
对此，卡尼先生的反应是开了个会议，会上，男孩子们大发牢骚，卡尼夫妇却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期望。在我眼里，卡尼夫妇不是敌人，他们代表着真正关心我们的父母亲。在那次会议上，我指出：“如果卡尼夫妇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对我们太好了。你们当中有些家伙利用了他们的慈祥。”
男孩子们马上疏远了我。卡尼夫妇为了抚慰我，那个星期五晚上把我带到他们度周末的房子去，我在那儿花了许多时间去钓鱼。
我一回到住所，吉姆就通知我说：“大家都认为你拍卡尼夫妇的马屁。你招惹了一大帮人。”好哇！我曾花了好几个月来融入这个团体，现在一下子就和他们划清界线了。第二天早上，我毫不惊奇地发现我的牙刷被人丢到马桶里去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李、布鲁斯和吉姆正在讨论怎样度过8月漫长的下午。
“我们到那个池塘去吧。”吉姆提议说。
“我说，咱们到那个秘密藏身处去。”李说，他提到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秘密地方。
“我们为什么不搞一次徒步旅行呢？”布鲁斯说，“看看我们能走到哪儿。”
“我去。”吉姆说。
“我也去。”我插嘴道。
“谁邀请你了？讨厌鬼。”李对我说。
“别那样叫我。”
“好吧，‘四眼’。”
为了避免又一场打斗，我强压下了满腔怒火。
“我要朝那边走，”布鲁斯说着向空旷的野外打了个手势，“如果谁愿意来，就跟着走；如果不愿意，那就滚吧！”他走了。吉姆和李也跟着走了。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便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去。
走过野花星罗棋布的草地，我们看到一条小溪。大家跳了过去，很快就来到一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旁。“我们进去吧。”李说。我们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玉米秆很快就把我们和外界分隔开来，但我们继续往里面走。宽阔的叶片扫到我们脸上，玉米穗子打着我们的头顶。大概穿过了30行玉米，我们才停下来，坐到泥地上。
“这就是你们说的秘密藏身处吗？”
“不。”李一边说，一边从裤兜里掏出香烟来。
“我觉得你不该在这里抽烟。”吉姆说。
“我也这么认为。”布鲁斯补充道。
李耸耸肩：“好吧，我听你们的便是。”这真让我大吃一惊，但随即明白过来：玉米地里有某种东西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行为。这真是一个能够瓦解个人抑制力和融化倔强外表的地方。就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们走上了通往内心世界的路，而这条路，我们以前只私下里一个人单独行走。
布鲁斯第一个开口说话。“我父亲是个商人，”他说，“一天，一辆闯红灯的卡车撞到了他的汽车上，他当场就死了。那时我正在上学，他们把我叫回家去。我立刻感觉到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却万万想不到是父亲死了。”
“我爸爸死于心脏病发作。”吉姆说，“不过，我几乎记不起他了。他走的时候我才4岁。他是一个老师。”
过了一会儿，李说：“我老爸是个木匠。有一年夏天，他用木头给我做了一辆车子。他经常带我去看洋基队的棒球比赛，我们还去看过马戏表演。后来他得了骨癌。他本来是一个大个子，临死时却瘦弱得就像一根棍。”李凝望着玉米地的深处，他的眼睛湿润了。
大伙也都望着远处的玉米，他们脸上呈现出一种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神情。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人说话，我只听到玉米秆在沙沙作响，远远传来一只乌鸦的啼声。
布鲁斯打破了沉默，他对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父亲的事呢。”
我不想说。我已经在赫施熬过来了，并且表现得相当“强硬”，现在我可不愿意有丝毫软弱的表示。但和他们一样，我渴望着倾诉自己再不能抑制的感情。“我爸爸患糖尿病已经很久了，但夺去他生命的，是他日益衰弱的肾。一天夜里，医院把母亲叫去。我躺在床上，听到门开了，她上楼梯时的脚步声听起来是那么……悲伤，所以，我没等她说出‘你父亲去世了’这句话，就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没怎么谈到父亲死时自己的感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彼此的脸上看出来。相反，我们谈论着各自父亲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职业。如果手头上有他们的相片，我们一定会拿出来给大家看。但我们谁都没有父亲的相片，就连我们的房间里也没有，因为赫施的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东西只能让我们想起过去那美满幸福的生活。
后来，我们谈起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快就恢复了轻松的情绪。我们从玉米地里钻出来，沐浴在阳光下的时候，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生活中有磨难，但我们不必单独承受这些磨难。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都失去了父亲，还都需要释放随之而来的悲痛。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小溪边停下来喝水。吉姆站在我旁边，他摘下棒球帽子，把水泼到脸上，用湿淋淋的手指梳理头发。他没把帽子戴回到自己头上，却伸过手来，把帽子扣在我头上。其余的人围拢在我俩的身边，我们一起跃过了小溪。在回住所的路上，我感觉到我们就像兄弟一般亲密地走着。
感恩心语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我”送到了赫施学校。学校要求我们学会强硬、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然而人的天性是难以抹杀的。我们躲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敞开了心胸，相互理解，还结成了兄弟般的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