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18字同仁堂古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同仁堂人制药必求地道药材，谨遵炮制之规，遵古不泥古，继承不失宗。正是由于同仁堂历代沿袭了这一古训，才有了今日人们对于中国祖传中药的信赖、信服及至崇拜的普遍心理。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提起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内的同仁堂，人们都交口称赞。同仁堂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了，它饱经沧桑，几经兴衰，古香古色的同仁堂在330年的历史中走出了一条亮丽的轨迹，也铸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那么，在这一亮丽的轨迹与高大的丰碑中，同仁堂靠什么挑起了祖国中医药行业的脊梁，又是靠什么构筑了享誉海内外的辉煌？
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加入WTO后2～3年内，医药流通领域将完全开放，这就意味着国外企业可以在我国从事药品的采购、仓储、运输、配送、批发、零售及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经营活动。“狼来了”使我国医药企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其实，“狼”早已来到我国，虽然我国的医药市场要到2003年才完全对外开放，但全球医药巨头们早已抢滩中国，现已占据了中国药品市场半壁江山。目前国际最大的25家医药跨国公司已有20家落户中国，强生、史克、杨森等世界著名医药品牌在中国已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这些制药巨头通过独资、合资控股等方式进军我国市场。从1980年我国出现第一家合资医药企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医药三资企业已达1820家。在我国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中，医药企业占14家，其中外方控股的有13家。
合资药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同时，进口药在我国市场的份额也直线上升。在广州医药市场上进口药的市场份额是国产药的2倍。在全国医药市场上，最畅销的50种药品中，有40种是洋药。据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测算，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国医药市场上所占份额已超过50％。随着关税的降低，进口药品数额还会增大，两者相加将超过70％。
洋药之所以能走俏我国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凭借其雄厚实力、实行广告攻势和注重品牌包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国现行医药制度和医疗体制的不完善也为洋药走俏提供了条件。如我国的“以药养医”的政策，使得卖药成为医院生存和赢利的关键。医院的经费七成靠卖药获得，因为越贵的药，进销差价越大的药，医院越喜欢进，而洋药在这方面具有国产药不可比拟的优势。
在这种医药业内各路英豪纷纷出击，以求在“外敌入侵”之前抢占药品市场制高点的情况下，同仁堂这个号称中国第一品牌、具有300多年历史、在中国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老字号，也感到了老路难走的巨大压力，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再也行不通了。几百年来，同仁堂一直固守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眼看、手摸、鼻闻、口尝”的原始检测方式，阻碍了中药走向世界的市场化进程。2000年，同仁堂集团的总销售额为25．2亿元，而一些在近5年内发展起来的并非老字号的制药企业，像“三九”、“扬子”、“太极”等年产值也都在20个亿以上，名气与实力直追同仁堂。事实证明，面对新一轮竞争，老字号不能不以时代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市场，走现代化生产和经营之路。
1.“乐家老铺”，乐善好施
同仁堂始创于康熙8年（1669年），由于创办人姓乐，世代相传，所以老北京都称之为“乐家老铺”。
乐姓人祖籍浙江省宁波府，明永乐年间移居北京，几代人都以行医卖药为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郎中”。乐家第四代名叫乐尊育，生于明崇祯3年（1630年），曾做过太医院的吏目，职掌出纳文书。于康熙8年创办了同仁堂药室，并正式开始制药济世。康熙27年（1688年）乐尊育去世后，此业就停止了。
乐尊育之子乐语同生于顺治18年，他原本是个读书人，但是花了30多年时间屡试不中，甚至连个举人也未考上。科场失意，仕途无望，闲居无事，偶记父训，于是弃文经商，于康熙40年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室。
乐尊育喜阅方书，又由于曾奉事于太医院之便，收集了许多古方、验方和宫廷秘方。他按方制药，一丝不苟，使同仁堂的药以货真价实而远近闻名。乐语同继承先父遗志，遵古炮制、精益求精，在药材采购上更是不惜工本以求真品，因此同仁堂的名气很快就遍传北京城内。到了雍正年间（1723～1735年），乐家不仅在市民心目中赢得信誉，而且已成为向皇宫提供成药的商家。后来由于其生产的成药质量确实高出一筹，皇宫御药房配制成药时，也让他们派人进宫制作。到了光绪年间（1875～1908年），慈禧下令同仁堂直接为宫内制药，免去派人进宫之麻烦，就连皇帝、皇后及皇妃们的内宫用药，也让他们去做，可见宠幸之深了。
由于同仁堂与宫廷之间有了这种特殊关系，就使其享受了一定的特权，主要表现在资金和原料供应方面。比如同仁堂多次为皇宫办药，都先由太医院奏明皇帝，然后圣旨下到各州县，全国各地药材就会像供品一样送来。当时全国最大的药市在祁州，每年冬春两季药市开市时，同仁堂人不到，药市不开价，等到同仁堂的人来了，并优先选购了上乘药材之后，然后方可以自由交易。同仁堂买好货后，州官还在运货大车上插上黄旗，连续护送，直到京城，同仁堂所用经费均由皇宫预先拨给，在特殊情况下，又可以随时奏请官银。如雍正年间，曾奏请预领官银4000两；乾隆9年（1744年），曾奏请增添13药价，每年预领官银3000两；道光16年（1836年）又复呈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每次1000两等等。
由于同仁堂确实具备一定实力，而这些特权的存在又像催化剂一样，加速其不断发展，同仁堂在其创办50年后步入了自创立以来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可是从乾隆18年（1753年）起，同仁堂连遭厄运。乐语同和其子乐礼相继病故，乐家只有乐礼之妻乐张氏及其幼子支撑门面。同仁堂又不慎失火，烧得片瓦不留，真可谓到了山穷水尽之地。由于皇室用药的需要，又不得不把同仁堂维持下去，于是乐张氏奏请朝廷资助，并由乐家之世交张世基（乐张氏之父）出面招商修理开业，出资经营。结果外股越来越多，到了嘉庆23年（1818年），有股东21人，加上“人力股”等共有46股半，而乐姓仅有半股。到了道光11年（1831年），同仁堂又典与朱姓经营，实际上此时就仅剩同仁堂这块招牌了。
就在乐家几乎完全退出同仁堂的时候，乐印川——这个在同仁堂历史上非常值得一提的人物，继承了这份已经非常凋零的产业。
乐印川有四个儿子，名字叫孟繁、仲繁、叔繁、季繁，乐家称之为“四大房”。乐印川于光绪6年（1880年）逝去，之后20年同仁堂由其妻许氏主持。许氏死后，出现了四大房轮流执政和共管的时期，家庭内部矛盾十分激烈。各房都积聚了不少钱财药品，有了实力后，便在全国各地开设分号。但互相约定，只能在新字号上冠以乐家老铺，而不许用“同仁堂”的字号，以示是乐姓子孙的买卖。于是就相继出现了宏仁堂、永仁堂、济仁堂、达仁堂等等。分号之间相互竞争，发展很快。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同仁堂滋生的乐家老铺分号共有34个，遍及天津、济南、上海、长春、西安、长沙、香港、福州等地，进一步扩大了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1931年，由乐家第12代乐达义出面，实行了真正的四大房共管制度。这时的同仁堂虽因政治中心南移而不如过去，但在中药业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实力。“九·一八”事变之后，北京市场萧条，同仁堂的经营越发艰难。为了避免日本势力染指同仁堂，乐家不惜花费许多钱财去疏通各方关系。抗战胜利后，同仁堂遭受国民党权贵的巧取豪夺，又加之金圆券贬值，使素来资金雄厚、储存药材多特别是以贵重药材多的同仁堂亏损殆尽，连员工工资都很难发出。这时同仁堂虽然牌子依旧，其经营状况却走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时，乐松生先生代表北京市工商业者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报喜。从此，同仁堂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发展新时期。
祖国的解放，给同仁堂带来了再度崛起的机遇。在党的政策支持下，劳资双方共同努力，使同仁堂生产的各类成药产量迅速提高，销路十分畅旺。仅仅二三年的时间，同仁堂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产量和利润都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2.“德、诚、信”铸就百年老店
300多年来， 同仁堂把“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作为永久的训规，始终坚持传统的制药特色，其产品以质量优良、疗效显著而闻名海内外。同仁堂的历代传人，遵古不泥古，继承不失宗。同仁堂制药，必求地道药材，谨遵炮制之规，因而疗效颇佳。正是由于同仁堂历代沿袭了这一古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把质量视为同仁堂命根子的人类健康的“工程师”，也才有了人们对于中国祖传中药信赖、信服乃至崇拜的普遍心理。
同仁堂历来以诚敬业，在创业之初就严遵“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即在制药时，虽然别人看不见，但自己的诚心和严谨自有天知道。300多年来，同仁堂人人熟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个个会讲古训的来历与内涵，并深为自己古老的文化积淀而骄傲，深为继承发扬同仁堂传统并为其增辉添彩而自豪。
自古以来，同仁堂就在遵古炮制方面极其认真，并不惜工本。
据史料记载，制造紫血散的古配方要求使用金锅银铲煎制，对这一近乎苛刻的理论，多数制药商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乐氏家族却极为认真。为了确保该药质量，他们收集家中各房金银首饰100两，放在锅里与药同煮，使金银元素在药中发挥作用，确保了古方的制药工艺。
30年代，同仁堂的经理乐达义先生在服用本堂生产的羚翘解毒丸时，感到有细小的渣滓磨于齿间。为了弄清原委，他亲自来到工作间，当从一个工人过箩后顺手一磕的动作中看到剩渣粉变得比原来略粗时，他马上抓起这个箩仔细查看，发现细细的绢丝网因为并丝而导致了筛孔的大小不均。当即，他掏出水果刀连戳带划，割破了场内所有的箩，在工人怔怔的目光中吩咐立即全部更换新箩。这个故事从古流传至今，同仁堂精工细作的传统也一代代保持下来。
现在，一般中药厂用60目箩过筛也是符合工艺标准的，而同仁堂始终保持着一般品种用80目箩，个别品种用120目箩的严格程序，使药面的精细程度比面粉还细。因此，同仁堂的任何一个人都敢夸海口：“服用同仁堂的药丸绝对吃不出渣滓来！”
对待质量，同仁堂人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兢兢业业、不逊分毫。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简直难以相信，在同仁堂的前处理车间，那小山似的各种药材都要经过一根根、一颗颗地精心挑拣。比如，“远志”是一种以根为药的草本植物，属安神类中成药里的一味主药。但“远志”的心却属烦热，与其根的安神功用正好相克。因此，要使配方保证最佳药效只有抽掉心，但在国家规定的有关药典上，却从来没有“远志”需要去掉心的记载。而“远志”根粗如竹筷，心细似牙签，要取其心必然费工又费时。同仁堂人没有偷这个懒，他们用水把“远志”闷湿后，再用碾子碾裂，然后经过仔细挑拣、筛簸，将心一一剔除干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的上乘，才能保证药品的疗效，同仁堂的精细工艺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到我们手里绝不能走样。”
同仁堂在制作药品中，以其“配方独特、选料上乘、工艺精湛、疗效显著”而著称于世。300多年来，历代同仁堂人不断将这种特色扩展完善，创出了一个又一个中药精品，相当一些已成为今天企业的拳头产品。由于同仁堂善于继承几千年来祖国医药的文化遗产，善于继承中医药学的传统精华，善于遵循中成药制作的客观规律，善于将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善于积累和总结生产经营的宝贵经验，从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制药特色，这特色之一就是“配方独特”。
同仁堂的处方来源很广，不仅有民间验方、家传秘方、宫廷太医良方、医药文献验方，还有现代名医的新方。
对于各种验方，同仁堂博采众长，只为求一个“效”字。每一种中成药的处方都要针对主要病症，广集诸家学说，并根据中医辩证论治的理论、处方配伍的原则、诸种药物的品味、患者用药后的反映，反复研究，多次调整，力求精善。同时，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其处方不断进行加工、整理和更新，先后淘汰了200多个品种，创新和引进了200多种新方。在历经300多年的反复筛选中，不断改进药方、不断临床验证，可以说是务求百家之长，尽荟方书之萃。由于在处方上狠下功夫，因此，同仁堂所生产的很多中成药，其药效明显优于全国同类产品，并创出了大批系列名牌产品，而其制药特色“选料上乘”则是保证中成药质量的关键环节。
斗转星移，日月轮回，无论是在供奉御药的年代，还是在为大众百姓服务的今天，同仁堂坚持用药上乘的准则始终未改，生产出的药品质量始终如一，从而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俗话说，“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繁杂的制作工艺，上百道工作程序，使中成药的诞生成了一个外行人难以猜透的谜。而那些看似区别不大的球形药丸，不仅是溶进了治病救命、益寿延年的世间珍品，也包含了信誉第一、童叟无欺的人间美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古训，也是同仁堂“德、诚、信”的深刻体现。
3.连锁经营，开辟产品终端市场
同仁堂勇于冲破传统商业模式的桎梏。老字号的优势在于其品牌的无形价值，以及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良好商业信誉。时下仍有不少消费者抱有怀旧心理，偏爱老字号的产品，在现今新企业不断涌现的时候，一些老字号反而被人们频频提起，这对老字号的再生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因此，老字号的改造必须实施品牌输出、连锁经营战略。
同仁堂的销售网络早已遍布全国，但以前主要是批发点。现在，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这个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药店也南下杀入广州、深圳、成都等地，实施其“走出大栅栏、寻求新发展”的经营战略。自去年12月起，同仁堂就以大力推行连锁经营、开拓市场的方式，先后在上海、广州、深圳开设分店，在国内建立、完善销售网络，并以中心城市辐射周边，其目的是开设100家零售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