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秦国拥有地理形势上的优势。它的国土西部是黄河和黄土高原，对三晋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同时它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中，又可以得到函谷关的险隘保卫；在北方，那时各游牧民族还没有强大起来，秦国建立了一支颇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旄头骑）；在西方秦国兼并同化了西戎，安心发展畜牧经济；在南方经过几次关键性的战役，吞并了巴蜀，对四川的移民和开发（最显著成果如都江堰）使秦国国力迅速崛起；在西南方夺占了楚的汉中以后，楚国以汉水、长江为骨架的国防线对秦来说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所以处于攻守自如状态的秦国得到了发动战争或停战发展生产的主动权，可以控制统一战争的节奏。而关东六国却在秦国的外交战略“连横”的作用下互相牵制、猜忌，甚至攻战。最终秦人出关，六国接踵灭亡。看秦国统一前所使用的“连横”、“远交近攻”等外交战略，无不是将秦国的地理位置优势充分地加以发挥！
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这里强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要通过研究地形的险易，计算道路的远近来判断敌情，制订取胜计划。
《地形篇》的第一段中，孙子总共论述了六种军事地形特点，“通、挂、支、隘、险、远”。
“通形”，是指四通八达的平原地形，“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有利于机动运输，视野开阔，但难以隐蔽。在这样的“通形”下，就要率先占领地高向阳的地方，占领独立高地或小丘，瞰制四周，以便“利粮道”，保障运输补给。
“挂形”，是指“可以往，难以返”、山高坡陡、易入难出的地形。位于挂形之军，因为凭险而踞，隐蔽良好，瞰制敌军有利，因此，如果能巧妙地发挥这一山地条件的特点，就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战果；如果运用不当，也会招致重大损失。
“支形”，是指敌对双方皆可据险对峙的断绝地形。文人兵法家杜牧注：“支者，我与敌人各守高险，对垒而军，中有平地，狭而且长，出军则不能成陈，遇敌则自下御上，彼我之势，俱不利便。如此，则堂堂引去，伏卒侍之；敌若蹑我，候其半出，发兵击之则利。若敌人先去以诱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是指通道狭窄的隘口。利于凭险防守，既可节省守兵，又可阻援疲敌。
“险形”，即形势险要的地形，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比如函古关、潼关等军事重关。孙子认为，“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谁先控制了“险形”谁就主动。
“远形”，指敌对双方相距较远的集结地域。这样的地形对于双方的进攻都不利，孙子称之为“势均”。“势均”，即双方势均力敌，“难以挑战，战而不利”。
为将者不仅要知晓本方和敌方的状况和动向，还要知晓一切战场上客观因素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它既包括地形、气候、灾害等自然因素，也包括外交、民族等人文因素。这样战争中不断的胜利才会更有保障。
孙子的军事地形学思想在后世是为众多兵法专家所一直推崇的，《百战奇法·地战》强调：“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草庐经略·地形》指出：“两军交战，地不两利；我先得之，敌为我制。虽可利人，实由人择；固分险易，还务通权”等等，都是战术地理思想的发挥，可以算作是孙子的异代知音。
西方近代军事学专家也十分重视战场上的地理战略价值，约翰·柯林斯把国力要素归纳为10个基本方面，其中属于自然地理的有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而属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有资源、工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和通信网。并指出这些因素“构成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
北约空袭南斯拉夫时，以美、英为首的北约空军战机在南斯拉夫国土投下了数以万计的炸弹，其中包括80％以上的精确制导导弹，这个比例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海湾战争，可是战后做出的战场分析评价显示，导弹的杀伤效果很有限，与海湾战争相比逊色了许多，南联盟的军队主力几乎没有遭到严重的导弹攻击，这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南联盟境内拥有众多山丘和丘陵，地势高低起伏，而且植被非常茂盛，其军队的机动、武器的配置可以凭借特殊的地形隐蔽起来，从而使得北约的高科技武器无用武之地。
根据敌我强弱形势，选择有利的战略地域，从而利用地形地利条件作出正确的决策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的地域得而不利、得而难守就不要争取。诸葛亮的隆中对为刘备集团谋取的战略地域是荆州和益州。荆州是战略上的必争之地，也即是一个是非之地，刘备占据荆州之后导致刘备集团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最终得而又失，损兵折将；益州地处边远，地势易进难出，不足以制天下。诸葛亮从益州兴兵，六次出征六次皆失，自然地理条件是其失败的客观因素之一。
纵观魏灭蜀汉之战，双方对地形的认识、利用上的优劣高下，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蜀军对险要地形的汉中地区，疏于戒备，违背了孙子所说的：“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等作战原则，而让主力远驻沓中，等于是洞开门户，给魏军的大举进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去除失败的因素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
孙子论述了军队失败的六种情况：“走”、“弛”、“陷”、“崩”、“乱”、“北”，即所谓“兵有六败”，这主要是关于作战中的带兵问题和兵力使用问题。
“走”是败走，“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条件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是必然要失败的。
“弛”是指领导软弱无能，“卒强吏弱，曰弛”。士兵军事素质好，战斗力强，但指挥官懦弱无能，领导不力，也会导致失败。
“陷”是指士卒战斗力低，“吏强卒弱，曰陷”。这条正好与上条相反，同样是导致失败的因素。
“崩”偏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擅自率军出战，主将又不能了解他们的能力，必然如山崩溃。
“乱”指将帅懦弱又无威严，治军没有章法，官兵关系混乱紧张，布阵杂乱无章，必然自己搞乱自己。
“北”指失败，将帅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多，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部队为骨干，也会导致失败。
以上六种情况，孙子认为，是“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那么，若想立于不败，自然要尽可能地去除这些失败的因素。
项羽击败秦军主力的巨鹿之战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行军途中他能及时除掉“不恤士卒而徇其私”的上将军宋义，将权力收归自身，统一了全军的号令，增强了指挥官的控制力；临战之前他以破釜沉舟的实际行动激励将士树立“必死无还”的决心，提高了楚军士卒的战斗力；交战之中他正确运用分割围歼的战术，切断了秦军主将章邯与王离的联系，使其各自陷入孤立境地；而后他集中兵力，以连续作战的方式，在歼灭了王离、苏角之后，乘胜击败了章邯，歼灭了秦军主力，取得了九战九捷的重大胜利。
除此之外，将帅本人也要有信心。军队的战斗力，大半寓于士兵对将帅的信仰之中。将帅显露出疑惧张惶，全军必然要陷于混乱、动摇；将帅的自信，则可鼓起其部下的勇气。
据说拿破仑一上战场，士兵的力量可增加一倍，这是拿破仑坚强的意志，坚定的自信感染了他们。他认为意志坚定，则可以突破任何困难险阻。他甚至认为，假使他自比为泥块，那么将真的被人践踏和摧残；万一他不能将自己的生命最好地表达出来，对于世界将会是一个损失——这种意识，让他产生出源源不绝的伟大力量和勇气来。因此，他率领的军队能够所向无敌；而且，即使在遭遇退位的挫折之后，也能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退一步说，即使真的打了败仗，将帅也大可不必因此而畏敌气馁，“须思害中之利”，不利中总有有利的因素，从失败中接受教训是件好事。在切实做好再战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的基础上，为将帅者实施正确地组织指挥，选择击敌的有利时机，“候彼懈怠而击之”，就能反败为胜。
本篇集中论述了利用地形的意义以及军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的基本原则。孙子从当时的实战要求出发，具体分析了军队在作战中可能遇上的六种地形，并就这六种不同的地形条件，提出了具体而又适宜的用兵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