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战状态下激发士气是至关重要的。将领指挥对敌作战靠的是部队旺盛的士气，而部队旺盛的士气靠的是鼓动工作。但是，临战状态下的“鼓动”要适度，不可过分频繁，过频则士气易衰；发挥士卒的冲击力量，不可距离太远，太远则体力易竭。只有在冲击距离适当和敌人气衰力竭之时发动攻击，才能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
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处于防御一方的鲁军之所以能够打败进攻一方的齐军，便是采取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后发制人之法。
当时，战场的态势是齐军进攻、鲁军防御。一般说来，防御一方要战胜进攻一方，一定要在适当的时机进行反攻。那么，反攻时机的正确选择，便成为最重要的关键。鲁庄公采纳了曹刿的正确建议，乘敌我双方士气变化出现“彼竭我盈”的有利战机时，适时发起反攻；当交战后，齐军已经陷入“辙乱、旗靡”，溃不成军的时候，又能抓住战机，组织部队实施追击，取得对齐军的决定性胜利。
“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是一种后发制人，不过这个“后”字，并非消极等待，而要在等待过程中积极创造条件，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减弱对方的优势。《李卫公问对》一书中说：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后发制人要用潜力，先发制人要用锐气，把敌人的锐气挫折到最低限度，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到最大程度去消灭敌人。这是用兵的奥妙之处。强调先让一步，化解力量，然后制敌。
而其中的“发”字，讲的是出力的时机。“发”字掌握不好，达不到克敌制胜的最终结果。所以，“发”要突然，要“制人于无可逸”。
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是一种“以迂为直”，先避开敌方的锋芒，抵消对方的冲击力度，等到对方无备和无力时发动进攻以取得胜利。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不露声色地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
从根本上讲，“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这一战术原是兵家“柔武”的战略思想的体现。实际上，孙子的“四治”理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都根源于这一思想。
“柔武”，指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计谋、武力并用。《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这和老子的思想一脉相通，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
“柔武”理念与传统武术是很相似的，讲究以柔克刚、用人之力，于是便在战略机理上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特性：对方的冲击力越大，受到的反击力量就越大。“以柔克刚”可以用“弹簧效应”加以理解，当对方发力时，己方不与它硬抗，而是先把对方的力量化解掉，积蓄为自己的力量，之后突然发力，猛击对方。对方用力越大，自己所遭到的反击就越强烈。
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解读，在我方与敌方力量的接触面上，用田忌赛马的方式，以我方之“弱”抵挡对方之“强”，同时以我方之“强”打击对方之“弱”。因为力量被分化，敌人“强”处越“强”，则“弱”处越“弱”，敌人打击我方故意露出的弱处，我方经受得起；而我方打击敌人的虚弱之处，其受到的伤害则是致命的。总之，是在整体上形成对我方有利的态势。
在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中有着最地道的“柔武”理念的贯彻。
他在总结红军三次反围剿均取得胜利的经验时认为，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的敌军面前，决不能正面出击，而是要采取“避实击虚”的原则，避开敌人的锐气，通过战略退却，打运动战，诱敌深入，在“牵着敌人鼻子走”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敌军拖得筋疲力尽、士气沮丧，一方面使敌军逐渐暴露出他们的弱点，然后针对其弱旅或孤立无援之敌，集中兵力，一举全歼。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迅速取胜，决不能盲目前进，或死打硬拼，必须避其锐气以保存军事实力，以待机破敌。这是积极的防御战略的实施。这种为了实施有效的攻击而事先采取的战略退却，或战略转移，是非常必要的。
在阐述这一战略思想时，毛泽东还援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强者与弱者的对战，而弱者则先让一步，避敌锋芒，用后发制人之法取胜。
毛泽东叹道：“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是如此之多！”
当然，毛泽东本人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也是相当透彻的，并且在运用上到了极娴熟的境地。纵观毛泽东戎马生涯，除解放战争后期外，始终是同强敌作战，他统领的军队与敌人相比一直处于弱势，有时是很大的弱势，似乎已不堪一击，却每每能死中求活，做到了以弱胜强这一军事家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第三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用诱敌深入的手段，引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生活环境的苦楚，把国民党军拖得虚弱不堪，用蒋介石某旅参谋长的话说是把“肥的拖瘦，瘦的拖死”，陈铭枢则说“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这一拖下来，敌军虽强，也已大大减弱，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而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导致双方力量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甚至出现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1947年春，国民党志大才疏的胡宗南以20万人的兵力进攻延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毛泽东认为，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提出主动放弃延安，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之后在迂回运动中寻找机会，歼灭敌人，终于取得了保卫战的全胜。
从游击战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论持久战》，每一条理论的提出，无不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柔武”理念的体现。
这一理念的有效性，可以从美国西点军校的评论中看出来：“美军并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从这一方面讲他们恐怕永远也赶不上我们；我们真正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或按中国术语叫革命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非常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
“柔武”是中国的传统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中国人才能认识和使用，东方西方，此心同，彼理同，兵法的境界到了高处自然都是相通的。且看军事天才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这一战略上的奇迹，无疑是极好的“军争”教材，在鼓舞士气、心理战术、强弱转化、避虚击实、伺机破敌等方面有着与中国兵法异曲同工的妙处。
首先，拿破仑在大战前的夜晚，作了极为成功的战场动员，激起了军队的士气。他说：“各位将士，你们一向是法兰西最勇敢、最值得骄傲的人。如今横傲无比的敌人小看了你们的勇往直前，你们一定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和雷霆般的威力打败敌人的，对不对？”“战斗时注意保护自己，我都把你们珍惜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损失到谁，我都会痛心的。”他所特有的大将风范和对士兵们的爱深深打动了他的部下，士兵们听后，无不在口中默念：“能为如此伟大、如此慈爱的人而战，死又何憾？”应该说，在这一战中，拿破仑得到的是士兵们最好的战斗力。
之后，拿破仑为诱使敌人与他决战，有意显示自己的“弱兵”，诱使俄军转而采取攻势。在布鲁恩地区，面对着8万人的敌军，他只集中起5万人的兵力，并且派出几个孤立的支队朝着阿罗木次方向开进。
又运用心理战术，遣使谒见沙皇“示弱”，向俄、奥两国皇帝放出了“和平的鸽子”，要求停战24小时，举行双边最高统帅谈判，并在沙皇特使面前装出一副外强中干的模样。
沙皇和奥皇判定拿破仑已成强弩之末，便不顾联军司令库图佐夫的强烈反对，决定分出部分兵力牵制法军左翼，以主力进入利塔瓦河谷，向法军薄弱的右翼迂回，并切断法军退往维也纳的通路。
拿破仑察觉到这点，便在南翼增派了实力很强的预备队，同时加强中路的实力，以形成对南翼坚强的支持。同时，在决战的前一天晚上，拿破仑摆出了要从南面撤退的架势，更坚定了俄、奥联军的判断。于是，这就为拿破仑计划中的在南翼歼灭敌人制造了条件。
当敌人中计以后，拿破仑即把自己的部队撤退到奥斯特里茨的阵地上，那里的地形条件非常适于他设置陷阱。
1805年12月2日这一天，在奥斯特里茨村以西的普拉岑高地周围的丘陵地带上，三国皇帝展开了一场血腥大会战。
上午7时30分，笼罩在谷地上空的浓雾逐渐散去，拿破仑从指挥所里看到普拉岑高地几乎已无俄军防守，马上意识到敌人犯了放弃中央高地的严重错误。他命令苏尔特率两个师前去占领高地，从而将敌人切成两段，俄军秩序大乱，四下溃逃，沙皇、库图佐夫以及司令部更是失去了对联军的控制。当苏尔特完全控制高地之后，拿破仑令其左翼向俄军发起全面进攻。
在南段，面对法军大炮的猛烈轰击，联军很快就被压缩到半结冰的湖泊上。湖泊的冰块被法军炮火击碎，联军整团整团地掉在湖里淹死了，有的则被法军的霰弹击毙，其余的则当了俘虏。
奥皇和俄皇眼见全军覆没，只好落荒而逃。库图佐夫在激战中差点成了法军的俘虏。此战俄、奥联军死伤1.5万人，损失火炮186门，炮兵部队几乎全被消灭，余众四散逃命，法军仅伤亡6800人。
奥斯特里茨之战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无论从战术还是战略上都无懈可击，反击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在这次“三皇会战”中，这位法国皇帝显然要凌驾于俄、奥两皇之上。这一仗，为拿破仑赢得了“欧洲第一将”的赞誉。
恩格斯在《奥斯特里茨》一文中曾这样评价奥斯特里茨会战和拿破仑的才能：“奥斯特里茨被公正地认为是拿破仑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它最为有力地证明了拿破仑的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因为，尽管指挥失误无疑是盟国失败的首要原因，但是他用以发现同盟国过失的洞察力、等待过失形成的忍耐力、实施歼灭性打击的决断能力和迅速摆脱失败困境的应变能力——这一切是用任何赞美之词来形容都不为过的。奥斯特里茨是战略上的奇迹，只要还有战争存在，它就不会被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