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叛军立朱滔的兄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略。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元和十二年（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兵权”与“政权”的关系
古代史家评论唐代的藩镇之祸道：安禄山、史思明扰乱天下，至肃宗时基本收复河山，政权趋于稳固。为了犒赏有功战将，便把河北之地分别交给各将帅治理，谁知从此种下祸根。各藩镇擅自任命官吏，目中全无王法；公然征收赋税，拒绝上交中央；仿效战国时代，相互时战时和；最高统帅位置，私下传授子孙；压迫大众，鱼肉乡民，暴行犹如禽兽；此匪方走，那寇又来，百姓永无宁日。从此以后，直至亡国，再也不是皇家之地。（原文见《新唐书》卷210《藩镇魏博传》）
这一番话，大体上勾勒出了导致唐政权衰落和崩溃的主要因素之一“藩镇”的祸害：脱离中央控制，擅自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盘剥百姓，战争不断。如此状况，怎能不亡？不过，在此并未指出藩镇割据祸患的真正来源。实际上，藩镇之设并非始于安史之乱以后，而是正当玄宗的“太平盛世”之时，已经建立了这一后患无穷的制度，只不过当时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并未显现出来而已。
“藩”，意指“保卫”，“镇”，意指“军镇”，故玄宗在边疆地区设置藩镇，初衷是旨在用这一军事制度保卫国家的安全。隋唐时期，北方境外的游牧政权突厥，始终对中原王朝的安全形成或多或少的威胁，历任君主都想方设法消解这一不稳定因素。唐太宗在位之初就击灭了东突厥，此后“恩威并施”，故与突厥相安无事；但自高宗后期开始，突厥复振，遂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冲突不断；后来，西面又受到日渐强盛的吐蕃的侵扰；接着，东北境外的契丹、奚也大举进犯。有鉴于此，中原王朝不得不大量扩充边防军镇，并赋予其长官越来越大的权力，以更好地抵御来自境外的军事威胁。
按唐朝的官制，地方上州郡的文职长官称“刺史”，军事首领称“都督”。高宗永徽年间之后，有的都督另有“使持节”的权位，遂称“节度使”，不过不算正式官衔；至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方始正式置“节度使”官职，但其权力还只限于统带军队。至玄宗的开元年间，便以数州为一“镇”，在北方设置了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镇，其首领为节度使，各州的刺史便成为他的下属。节度使的权力范围大为扩展：不但拥有数州的土地、民众，得以支配他们交纳的赋税，同时有权管辖境内的各级官员，得以决定他们的升迁和贬黜，并且拥有强大的军队，得以随时动用武力。到玄宗的天宝年间（742—755年），在边境地区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藩镇数量陡然增多。
尤其留下后患的是，有的人竟然身兼好几个军镇的节度使，以至权力急剧膨胀，例如，安禄山便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其治所分别在今北京、辽宁朝阳和山西太原，总兵力将近二十万，东北和北方边境的军、政、财权都集中到了他一人手里。肃宗继位以后，由于全国战事频仍的缘故，除了边陲之外，内地也多设立“节度使”一职，由重要州郡的刺史担任。于是，内地同样藩镇相连，大镇拥有州郡十多个，小镇也有三、四个。尽管大多数藩镇仍然听命于中央，但是地方长官的权限极度地扩大和集中，毕竟增加了对中央的离心力。况且，还有好几个藩镇倚仗着自己的实力，飞扬跋扈，桀骜不驯，乃至举兵叛乱，割据称霸。盛世时期为了巩固国防的“节度使”官制，就这样演变成了后来的“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如何削弱乃至断送唐朝政权的呢？首先，它在经济方面减少甚至完全剥夺了朝廷本来应该从地方上获得的税收。例如，魏博镇的节度使田承嗣，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对境内百姓征收的赋税要比以前重得多。他仔细核查户口，强令年老、体弱的人留在家里种田，青壮男子则参军服役，数年之间，便组成多达十万的军队。他所征收的赋税并不上交中央，而郡县的各级官吏也都私自任命，并不上报朝廷。因此虽属“藩臣”，却完全不尽臣下的义务。（原文见《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成德镇的节度使李宝臣“征收七州的赋税，供自己使用，因此军需物资极为充裕。他和薛嵩、田承嗣等节度使结成姻亲，互为表里，不接受朝廷的诏令，不向中央交纳赋税，私自任命官吏，妄图将土地、政权传给子孙”。（原文见《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卢龙镇的李怀仙“统率数万精兵；擅自委任文武官员；所征贡赋不纳国库，留作自用”。（原文见《旧唐书》卷143《李怀仙传》）汴州的节度使李灵曜“使用强制手段，将汴州境内以及经过汴州的一切财赋，都截留下来，不交中央”。（原文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宣武节度使韩弘“在二十多年内，境内所征的赋税从不纳入国库，全部留作自用。私藏的钱币多达百万贯、粮食三百万斛、军马七千匹、兵器不计其数。专门制定严峻刑法，用以聚敛民间财物”。（《旧唐书》卷156《韩弘传》）
如此等等截留军镇境内赋税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使得中央政权的财政日益恶化。然而，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一旦朝廷要求各节度使派遣援军，征讨某些叛乱者的时候，那么凡在藩镇境外的军事费用，却都要中央支付。例如，唐穆宗时，朝廷要求诸藩镇共同讨伐王廷凑，召得十五万人马。但是这些军队一出自己的辖境，就向中央索要军需。朝廷不得不专门设置“南北供军院”，运输粮草以及犒赏诸军的财物。但是，这些军需和赏赐财物，不是遭到敌军的中途劫掠，就是被诸镇的后方军士哄抢殆尽，而在前线搏杀的人却很难得到所需军饷。于是，本已非常空虚的国库更见枯竭，唐政权的国力更见削弱，但“叛军”却未必真正地被“剿灭”。
所以藩镇割据对于唐政权的第二个重大打击，是使得中央政府成为军事上的“侏儒”——根本无法有效地控制地方军队。藩镇的军队只听命于他们认可的节度使，完全不服从中央的委任。不少节度使都私相传授，甚至，一旦得不到军队特别是亲兵“牙（衙）军”的支持，节度使自己都会被迫下台，乃至遭到杀身之祸。
《旧唐书·懿宗纪》描述藩镇节度使与其近卫亲兵的关系道：王智兴出镇徐州时，招募凶悍之士二千人，组成分别称为“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等的武装队伍，轮番宿卫。在此以后，由于节度使的姑息娇纵，这些亲兵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田牟出镇徐州时期，经常与亲兵闲谈厮混，开怀狂饮，高歌欢舞，嬉戏打闹。花费巨大，日以万计。尽管如此，“牙军”将士并不总是领情，只要稍不如意，就鼓动闹事，甚至侮辱和驱逐主帅。寿州刺史温璋升任节度使，不为骄兵所接受，所以他虽然尽量抚慰，迁就军士，却始终未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即使赏赐的酒食，也被一概拒绝饮用。故而未满一月，就不得不怏怏离职。
《旧唐书·罗弘信传》（卷181）描述藩镇魏博（其辖境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的一部分）的“牙军”情况道：魏博镇的“牙军”始自至德年间（756—757年），当时田承嗣占据相、魏、澶、博、卫、贝六州，召募军中勇武剽悍的子弟作为统帅的近卫亲兵，故称“牙（衙）军”。牙军的地位优越，报酬丰厚，时日一久，便骄横异常。其后形成惯例，往往子承父业，亲朋结党，更是气焰嚣张。凶暴的牙军，经常无视法令，巧取豪夺，地方官员对此毫无办法。尤其可怕的是，只要他们认为主帅不合其意，就用暴力反叛，另推新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同儿戏一般。比如，牙军曾经先后拥立过史宪成、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人，但是一旦对于奖励等事务不满，就不仅废黜其位，并且可能诛杀满门。所以，每个节度使若欲较为顺利地指挥大批军队，就不得不千方百计博得其核心武装“牙军”的欢心。
这种“弱干强枝”、“尾大不掉”的局面，使得中央朝廷既无法有效地委任所需要的藩镇节度使，更难以控制藩镇的各种事务，由形形色色矛盾导致的大小战争也就频繁发生了。所谓的“四镇之乱”颇具典型意义。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其子李唯岳秘不发丧，伪托李宝臣的口吻，上表朝廷，要求由李唯岳承袭节度使。但是德宗执意不允。其实，李宝臣在世之时，就与平卢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结盟，相约日后要互相支援，让各自的子孙接任节度使之职。所以，在此之前已经因“盟友”支持而承袭伯父田承嗣之职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便竭力为李唯岳向朝廷说项，却依然被德宗拒绝。于是，田悦、李正己与梁崇义便共同支持李唯岳发动武装叛乱。
同年七月，李正己去世，其子李纳也如李唯岳一样，秘不发丧。八月，奏请朝廷承袭父位，亦遭中央的拒绝，由此更生反叛之心。同时，梁崇义被协助朝廷的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击败，遂与妻子投井自尽。翌年闰正月，李唯岳属下的兵马使王武俊叛变，将李唯岳缢杀，传首京师。梁、李二人虽死，但是三个月后，为朝廷讨伐李唯岳的卢龙军节度使朱滔自己也起兵反叛，同时与不满朝廷“奖掖”的王武俊结成同盟。他们又和田悦、李纳联合，推朱滔为盟主，共同抗拒中央。于是，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在十一月末筑坛于军中，祷告上天，同日称“王”。所居处所称“殿”，妻子称“妃”，长子称“世子”，并设各种官职，模仿中央朝廷，俨然成为几个地方小国。十二月，李希烈也自称“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朱滔等人为了扩张对抗朝廷的势力，便劝他称“帝”。（事见《资治通鉴》卷227《唐纪四十三》）一时之间，硝烟弥漫，诸“王”并起，中央政权的衰落可想而知。
这些动乱和战争，不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唐政权彻底崩溃以前的一百数十年中，这类战事不可胜数，有的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甚至逼迫皇帝狼狈逃亡。例如，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十二月，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反，他威胁朝廷派去的使者道：“这儿距长安不过一百八十里，我夜里睡觉时都不敢伸臂舒腿，怕的是一不小心踏破了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恐怕也只有我周智光能够做到！”此话吓得使者两腿直打哆嗦。（事见《资治通鉴》卷224《唐纪四十》）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支援遭到李希烈围攻的襄城（在今河南），途经长安，军士由于赏赐菲薄而哗变，攻进皇宫。德宗只能仓皇逃往奉天。叛军遂拥立被软禁的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首领，朱泚便称帝、改元，于翌年正月改国号为“汉”。德宗在外流亡了整整九个月，才于兴元元年（784年）七月返回长安。给予李唐皇室沉重打击的这次“泾卒之变”，也是源于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的战乱以及唐末国土的分裂与政权的崩溃，和“藩镇割据”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家对此现象的一段概括，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中央与地方以及军队的关系如果超出“适度”的范围，则其后果很可能是整个政权的削弱乃至灭亡。唐朝末年，天下到处是节度使控制的藩镇。这些藩镇，不是士卒杀死主帅，就是盗贼驱逐守令。朝廷没有能力讨伐，只得勉强承认。总的说来，他们都想互相吞并，扩张地盘，以图子孙承袭，世代相传。
江淮以南诸镇，由于并非战略要地，而且当时中原地区正在自相角逐，无暇远征，因此得以父子相袭。而北方诸镇，则往往突然崛起，迅速败亡，多是被宣武、河东所吞并。只有凤翔藩镇，初立之时，据地最多，因此能够独立于汴、晋之间，传授二世。灵夏藩镇，僻处一隅，待到宋朝兴起，仍不能统一此地，乃至传袭三百多年……
天下分裂，根源久远。早在太宗之时，就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玄宗天宝年间，在西、北边区设立十个节度使，旨在用其驻军防守边疆，不过还没有世袭的节度使。安史之乱以后，河北三镇的节度使已经世袭，但东南诸镇仍未世袭。唐末黄巢之乱以后，则东南以至全国都成世袭的藩镇了。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实际上即是诸藩镇后裔的联合体。（原文见《文献通考》卷276《封建考十七》）
显然，一旦驻军首领的权力过度膨胀，凌驾于地方文官之上，甚至权力可以世袭之后，便会严重威胁到整个政权的稳定。中央政权如果不能高瞻远瞩地预见到军队首领之权力过于膨胀的危害性，不能较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则必然会对政权带来无法弥补的削弱。唐代的君主在“盛世”时就伏下了藩镇割据的隐患，则后代的统治者不能不以此为戒。
军事策略中的得失
没有藩镇，就没有多元的历史空间，而有了藩镇唐朝皇帝的卧榻就再难高枕无忧了。怎样平乱？使得无数英雄绞尽脑汁。
变通术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的朝代。在唐朝前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对外交流频繁，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由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发动的安史之乱，令偌大的唐王朝摇摇欲坠。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各地的节度使也大多对中央怀有异心，并暗地里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第二个安禄山。唐代的皇帝和有政治抱负的士大夫们对此十分担忧，但是当时国家受安史之乱的打击太大，生产凋敝，人口减少，军队疲乏，人才凋零，这些条件又不允许他们扫平藩镇，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同时，唐朝在西部的劲敌吐蕃也趁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实力被削弱的机会，纠集了南诏等西部土著反抗唐朝，想称霸西部，进而吞并唐朝。唐朝在西部的疆域急剧缩小，而且时时受到吐蕃的军事威胁。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从唐肃宗开始，几代皇帝都试图重建中央的权威，他们对大一统国家的统治方式进行了变通，逐渐取得了成效。
唐代在安史之乱后，为了处理地方问题和边疆的隐患，就对大一统的统治政策作出了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