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到上古，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定于一。”梁惠王问：“孰能一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问：“孰能与之？”孟子回答：“天下莫不与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君王不嗜杀戮，那么，天下没有不愿意把政权交给这个君王的人。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说：“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又说：“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是说尧把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天又把舜公开介绍给百姓，百姓接受了。于是舜就做了天子。虽然在孟子看来，归根到底天有决定权，但是天还是把事情告诉百姓，百姓同意，舜才做了天子。透过孟子说法的唯心论雾障，可以看到，一个政权的建立是要通过百姓认可的。从唐太宗到唐玄宗，贤明的君主们，深深地体会到孟子的微言大义。并且身体力行，视民如子。
一次，唐玄宗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在洛水之滨为他们饯行，杯盏交错的告别，歌女舞妓的表演，把场面推向了高潮，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下《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
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
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
讲学试通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
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
恤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这确实是一篇刺史的座右铭，一篇施政纲要，它具体又实在，道出了玄宗对刺史的要求，他还严禁外戚宦官干预朝政。提倡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善于纳谏。他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取消了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充分体现了一个“超级家长”的情感。正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玄宗初年政治清明，国力蒸蒸日上。政治的清明，导致经济与文化的飞速发展，以至天下富庶，在开元年间出现了空前的盛世景观。当时有这样一首诗描绘开元盛世的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政绩，民意，孰轻孰重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物质条件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今人不见昔时月”，想想古人“清、慎、勤”的官箴，拿它来照照今人，也许不无益处。
古人就曾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许多地方官员甚至把“清慎勤”三字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官衙大堂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要那些父母官们时时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检视自己、照照自己。由此可见，古人为官，对“清、慎、勤”三字确是非常看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旧时民间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则说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话语，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庞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传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官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政治上轨道，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盛世中，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擎廉政的旗帜，如汉文帝、唐太宗、唐玄宗，清世祖等就是典型。
他们不但对臣僚提出廉政的要求，自己也是廉政的表率，因而对当时清廉政风、淳朴世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汉文帝弃修百金之露台，影响何止于当时；又如唐太宗与魏徵君臣认识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一生都保持“衣无锦绣”的俭朴之风，其影响也及于后世。即便是那些性喜豪奢的帝王，为政权的稳定考虑，惩起贪来也决不手软，倡起廉来也一样卖劲。因为廉政最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人民对那些两袖清风、克己奉公的“青天大老爷”也总是特别拥戴。
在玄宗时代就曾涌现出这样一批“青天大老爷”，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聚沙成塔，“开元之治”才得以实现。
敢于顶撞太平公主的陆象先，一直被玄宗看好，遂封为川蜀行政长官，陆象先不负众望，一贯以恬静寡欲的风格，实施仁政为主的宽简之政。属下曾建议，只有重刑，才能建立威信，否则民会骄慢不畏惧，他正言以答：“为政在于治理，何必一定要用刑法树威。”他认为，人本性善，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样久之，可以感化百姓，使民顺之，并且通情达理。
他在任蒲州刺史时。处理政事提倡仁恕，反对严刑峻法。有一次，有个小官吏犯了罪，陆象先只是责备了他几句就算了。小官吏的上司说：“像这样的罪犯应该判杖刑。”陆象先说：“人情是相差不多的，我的话难道他不了解吗？如果要用杖刑，应该从你开始。”
陆象先经常对人说：“天下本来没有那么多的事，只是庸人自找烦恼，把事情越弄越复杂。处理问题只要能弄清是非，正本清源，事情自然就简单了。
就这看来，其实一个好官他的政绩和民意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官者，必须有德，这是国家，社会，公民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百行以德为首”，“一德立百善从之。”官德就是为政以德。官员“为民做主”在历史上曾是百姓评价好官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就有句关于好官的名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造福一方最佳的佐证以及对于这个官员至高无上的礼遇那就是万民伞以及脱靴之礼了。
威严中透着仁慈，果断中带着周密，礼数中藏着傲骨，洛阳行政长官李杰又是个有个性，有魅力的“青天大老爷”。
他的工作效率很少有人能和他比肩，只要有公务，就没有休息，行路吃饭，也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在他的衙门中，休想找到滞留未决的事务。
同僚钦佩，胥吏佩服，上下同心。
一寡妇状告儿子忤逆不孝。李杰升堂审案，他看出原告神色似乎有些不对劲，以法律后果问道：“你儿如此不孝，按法当死，你不后悔吗？”原告请按法严办。李杰答应依法处置，让他回去准备棺木收殓儿子。寡妇出堂后，途与一道士密语。李杰发觉后，重新升堂，审出寡妇与道士勾搭通奸，而欲害儿灭口。最后，儿子宣判无罪释放，道士被处死钉进了那口棺材。
明镜高悬，李大人的故事越传越神。
从这些可以看出，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德”和以德化民的“德”，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有几成“干货”的。
这“干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二为“慎”，三曰“勤”。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官行政，只有做到了清、慎、勤，才能算是施德政、行德治，拿了“俸钱”而心中泰然。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渔阳鼙鼓动地来
宫廷柔舞欢笑的曲终处，渔阳鼙鼓动地来，还沉浸在祥和之中的无忧子民，被激越急躁的蹄鼓声，震得目瞠口结，措手不及。是谁糊涂？是谁清醒？此时是治世？还是乱世？只有历史能回答。
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无限的链条，甲现象引起乙现象，乙现象又引起丙现象，丙现象又引起丁现象，一个原因产生一个结果，而这个原因又是前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是后一个结果的原因，世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
罗素在其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序言里抱怨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我说帝王君主们既是果，也是因。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大唐，在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唐初的38万余户，发展到891万余户。此时的唐经济实力已达到了顶峰。帝国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至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
由于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于是唐在内地实行州县制，边疆地区则实行在都督府和都护府统领下的羁縻府州制。羁縻府州制是为了安置归顺的游牧部落而设，开元末年，羁縻府州数量已达到内地府州的两倍半多。羁縻府州制不改变归顺部落的组织和风俗习惯，由唐廷册封各部落酋长担任都督、刺史，并准许世袭，各部落不需呈报人口，进贡土特产代替赋税，并可以保留原部落的兵士，自治权相当大，但这些部落对唐朝都必须承担军事征发的义务，每有战事，酋长们都要率领本部兵马，换上唐军旗号出征，由于这些归顺的部族多为游牧民族，擅长骑射，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对于周边的稳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制度和罗马帝国利用高卢人、色雷斯人等蛮族作为雇庸军颇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种形式的统治并不稳固，这些游牧民族大多不愿充任唐廷的炮灰，在670年、678年唐军在大非川和青海两败于吐蕃后，诸蕃部落开始叛乱不断：后突厥复兴、吐蕃逐渐壮大、奚和契丹叛乱，边警不断。这些叛乱使得唐朝一方面失去了大量无需开支的骑兵部队，一方面又必须不停征发兵力来应付不断的战事。兵源不足和财政困难成为了唐廷的两大难题，其中兵源的不足最终导致府兵制的废止，中央的军事力量也由此大大削弱了，到742年时中央和内地兵力仅有8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