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是花重金买通了周璇最信任的助手朱小姐,周璇在香港拍戏那段时间里,也就是周璇不断耳闻石挥绯闻时,朱小姐从上海赶回香港,当周璇问她是否打听到关于石挥的消息时,她吞吞吐吐地说不太清楚,“不过,那些艺术家都很浪漫,把爱情当游戏,说结婚是坟墓。常常弄假成真,也常常弄真成假的……”
成功拆散了周璇和石挥之后,趁着周璇感情空虚的时候,他便伺机殷勤献媚,用甜言蜜语及温柔体贴来迷惑已身心俱疲的周璇。于是,那些工于心计、虚伪透顶的手段,硬是被诠释成旷日持久的爱慕之心,感动了周璇。再加上那位周璇最信任的助手朱小姐的耳边风,很快,周璇那颗疲惫的心便被朱怀德的糖衣炮弹攻陷了。
1949年春末,周璇随同他到达香港,并与他同居。那时,由于战局混乱,他们在香港便只草率办理了同居手续。
接下来,便是朱怀德早已经拟定好的骗财骗色,他借口回上海安家,并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还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但资金周转有点问题,便拿走了周璇的全部积蓄。在周璇满带憧憬的期待中,朱怀德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得知朱怀德失踪之后,周璇所有的梦想成为泡影,她再一次经受了彻骨的伤,而这一次的伤是无法抚平的,因为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却是那个卑鄙的奸商。
毕竟孩子是无罪的,对于一个流过产的女人来说,孩子是那么的可贵。
于是,1950年,她带着怀中的孩子回到上海,并且还千方百计地找到了那个骗了自己全部的朱怀德。
哪知,当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告诉他有了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个早已经露出本来面目的男人居然反问道: “这孩子,恐怕和你一样,是领来的吧?”周璇再一次深深地被刺痛,并心灰意冷。面对着这个连孩子都不认的男人,自己全部的积蓄更是不可能要回一分钱。
这一切的遭遇,仿佛一场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空留下一副皮囊而已。随后,周璇在报上刊登了与朱怀德脱离关系的布告。
此刻,周璇面临的是名誉、金钱、爱情皆是空的悲剧,而肚子里的骨肉,也许是她依然坚持着活下去的信念吧。
有人说:爱情之于绝代芳华的女人来讲,大都是一种毒,当你怀着无比的期待和兴奋去把爱情抱在怀里的时候,却不曾想,它随时会变成一条毒蛇,或是一杯毒酒……也许,正是中了这所谓爱情的毒,周璇才会走向崩溃的边缘。
7.落幕无言
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华北和上海,于是,在这些所谓的殖民区,日本人开始大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并拍摄了大量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电影。
沦陷后的上海尽管政局动乱,但抗日情绪却日益高涨,在上海虹口一带的电影院,可谓是门可罗雀,并不时还有抗日标语,这使得日本人很沮丧。
日寇目睹了这次失败,开始转而拍摄一些以恋爱题材为中心的电影,试图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人的思想。那时,以张善琨为首的汉奸们,打起了周璇的主意。
周璇是红极一时的明星,为了把她笼络在旗下,张善琨不惜动用黑帮势力来威胁她,这让她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伤害。最后,不得已妥协进了国华。
然而,国华的老板唯利是图,拍电影根本不讲究艺术性,一部《三笑》竟只用七天七夜连轴转就拍成了。历来刻苦认真的周璇,在这种毫无价值的垃圾片中担任主角,有苦说不出。
就这样,周璇的生活在日复一日的高压下开始了恶性循环,抑郁的情绪也日复一日地积累着。
1950年,当她拍摄她一生的最后一部作品《和平鸽》时,“验血”两个字,像突然的闪电刺破她脆弱的神经,她假戏真做,绝望而痛苦地哭起来,在凄楚的哭声中不断哀诉:“是你的骨肉,就是你的骨肉!验血!验血!”
周璇疯了!她自此丧失了理智,她把水龙头打开,把所有的东西从楼上往下扔,甚至还要把孩子往下扔,幸亏被一位女工抢了下来。她已经不能照料自己的孩子了……
1957年,周璇的病情逐渐好转,她的脑子慢慢清醒了。医生也建议对她实施开放性治疗,即走到社会中去,接触现实,参加集体活动,与人交流,以便更快地康复。5月21日,周璇来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演唱了《天涯歌女》等歌曲。当人们听到“金嗓子”还是那样圆润优美,无不欣喜之至。人们多么希望在银幕上早日见到周璇啊!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作厂决定给她拍摄一部纪录片,赵丹和白沈还准备为她编一个故事片。他们特意编成了一部短片,好让周璇早日和观众见面。
夏天来到了,在一个美丽的夜晚,周璇来到郑君里家中,初试纪录片镜头。
“这一天她格外高兴,身穿一件深灰色的夜礼服,胸前别着泰国电影皇后送给她的龙舟别针,新烫了卷发,略施脂粉,从她的脸上竟找不出一点病容来。这一天在座的还有赵丹、黄宗英和上官云珠。新闻片摄影师来了,周璇先在镜头前微笑,在朋友们的要求下,还唱了《天涯歌女》的一段。当她唱到‘咱们俩是一条心……’时还向旁边的赵丹微笑。一曲唱罢,掌声四起,大家一起拥向周璇。赵丹高兴地将她抱起来。人们怎能不为久病初愈的周璇的歌声还是那么柔和、富有感情而兴高采烈呢!”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会是周璇留给人间的最后一个镜头。1957年7月19日下午,天气异常炎热,周璇突发高烧,神志不清,被送往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住院治疗。学院非常重视,迅速邀请内科、传染病科、神经科的专家会诊,诊断结果为中暑性脑炎。
医院马上尽全力采取了一切措施,并使用了国内最为贵重的药物,但收效甚微。周璇似乎已对这个世界充满厌倦,不愿再回来。幼年失去父母的关爱,青年时艰苦努力,成年后遭遇情感挫折,成名后又被流言飞语包围……这一切的一切,都已大大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她一生中的欢乐毕竟太少了,行云流水般一闪就过去了,而不幸却从她出生那一天就像一根沉重的绳索把她紧紧捆缚。如果说周璇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像一组辉煌的交响乐,那么她的生活就是失败的,像一支凄楚哀怨的歌。
8.红颜薄命
1957年9月22日,初秋的上海街头落下第一片树叶时,周璇永远合上了她楚楚动人的眼睛,终年37岁。
周璇于1950年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曾先后写给香港好友、作曲家李厚襄9封信,信中诉说了自己回到上海的思想和生活。后来,这9封信几经辗转,于1975年发表于《万象》杂志。
周璇的9封信,无疑是研究周璇生平的珍贵史料。
在第一封信中,周璇谈及回沪后的喜悦心情:“上海的确很安静呢,一切都没变,仍有很好的西乐唱片听,都是最新的;衣服也随便穿,很是自由的;为什么那些人喜欢瞎说呢,真奇怪什么东西都便宜,生活低;这次回来真是高兴,到底在家舒服呢。”
周璇回沪后,对拍戏感到厌倦,她在信中说:“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最好。”
周璇还准备去南洋举行演唱会:“我预想一年之后,等小孩长大一点……还是去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周璇在最后一封信中,倾吐了内心的痛苦:“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使她“痛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们”又是指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解开这个“谜”。
在周璇弥留之际,她拉住老友的手,用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无限凄楚地诉说一件她至死不忘的心事:“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