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她比张爱玲迟到一些，张爱玲却说：如果把女作家分做一栏来评论的话，同冰心、白薇她们相比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她相提并论是心甘情愿的。
1.歧路佳人
她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知识改变命运，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已经考入了国立中央大学。但是，在她父母看来这到底不是女儿家的正经事，所以她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早早地就辍学结婚，这就是悲剧的开始。
她是一个不甘世俗的女人，或许之后的凄凉境况都源自于此。20世纪40年代初，她毅然与结婚10年的丈夫离婚，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女作家。于是，有了之后被一版再版的著名小说《结婚十年》。
她的小说内容十分大胆，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的。在《结婚十年》中，她描述了初婚的感受，写了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写了婚外恋，写了与各种男人打交道的经历……由于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因而毁誉参半。
虽然她果断地离开了那个令她不快的家庭，但她是一个正常的女人，也会感到寂寞。于是她身边走来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他们和她谈文学，谈人生，把她当做自己的红颜知己，但“结果终不免一别”。
其实，她并非不漂亮，相反还很耐看，至少符合张爱玲的审美观：“她难得这样静静立着，端相她自己，虽然微笑着，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安静，一静下来就像有一种悲哀，那紧凑明倩的眉眼里有一种横了心的锋棱，使人想到‘乱世佳人’。”于是每次男人们离她而去时，她都忍住眼泪说，她同样也玩弄了男人。
她就是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上海马路上走着的一个人，独自去剪衣料、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独来独往，却自觉热热闹闹；脸上带着看透一切的讽刺笑容，如她的文字一样无矫无饰，天真感性，直抵人心。
1955年，苏青因一封她写给贾植芳的探讨司马迁问题的旧信，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进了监狱，1957年6月，她被“宽大释放”。
1959年，苏青被安排在上海黄浦区文化局下属的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她也写些新戏，但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正所谓“千古文章未尽才”，以后的日子，她再也没能发挥她的文学创作才能。“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
1982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在曾让她一度走红的上海寂寞离世，享年68岁。据说，当时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也只有四五个，全部的送葬时间仅七八分钟。
2.寻访苏青
时至今日，宁波始终是浙东到上海的门户，当年浙东和上海的洋货对流，给了宁波的商家兴起的机会。1914年，苏青便出生在这个“门户城市”，她原名叫做冯允庄。
苏青的家庭背景还是不错的，她的祖父叫做冯止凡，是个举人，后来下海经商，因为有“举人”这个背景，很快便发了财。苏青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的商户人家。于是，她的才情及性情里的热烈和直率便也有了出处。
一间陈旧的大房子，成了苏青全部的童年记忆。大房子里住着清一色的女性，外婆、姨婆、母亲等女性的无私关爱，使得幼小的苏青有了一个被无限溺爱的童年生活，这也成就了她性格里的率直与真诚。
她的父亲在她的脑海里仿佛只是一个额外的人，这个叫做冯松卿的男人是庚子赔款放洋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大抵是在国外，在苏青的人生里，父女俩见面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的，即便是回国后的父亲，对于这个家庭来讲，也没担起什么责任。
家境宽裕，苏青又聪明伶俐，使她有了成为才女的条件，在上海读小学的几年也就成了苏青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家里的气氛却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不大回家，偶尔回来，父母之间也很客气，神色冰冷。终于有一天，母亲向她哭诉，说父亲有了别的女人，以后的日子不会太好了。不久后，父亲投机失败，忧急之下，一病身亡。这样的少年岁月对苏青日后的影响是巨大的，若非父亲早亡，家境变化，苏青可能不会那么早结婚。
父亲过世后，母亲带着苏青回到浣溪村，上了当地的女子师范。此时母亲主持家政，家中没有收入来源，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当时母亲面临着女儿要进高中，儿子要进初中的窘境。两个人的学费、杂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为此她着实着急。
于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身为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学生的苏青，与中央东吴大学法律系的李钦后“奉旨完婚”，这对于苏青来说，确是无奈之举。
没多久，21岁的苏青便因怀孕而退学，正式结束了她的花样年华，她的生活也开始由话剧、歌剧、世界名著变成了柴米油盐、相夫教子，由一个幸福的小公主变成了一个旧式的全职主妇。
婚后没多久，她随着丈夫带着孩子移居至当时风云际会的上海，并在那里看到了美丽与哀愁并存的阮玲玉、听到了悠扬而又悲喜交集的胡蝶、触碰到了那华丽而又奢靡的十里洋场……
然而，现实总归是现实，身为人妇的苏青整日里还是要面对永无止境的柴米油盐。此时的李钦后还在读书，女儿刚刚出生，一家人生活可谓捉襟见肘。
一次苏青向丈夫要钱买米，李钦后竟然掴了苏青一耳光，还说：“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这一耳光无疑伤害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苏青的自尊心，也激发了她自我谋生的决心。
那时，上海滩杂志出版业很繁荣：《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等。尤以《论语》影响最大。苏青忽然想到，何不向杂志投稿，赚点小钱贴补家用？于是，没多久《论语》便发表了苏青的一篇散文《产女》，发表时题目改为《生男育女》，从此，她的写作生涯一发而不可收拾。
写作对于苏青婚后的生活，《〈饮食男女〉后记》中的一句话可谓精辟概括：“两年来，生活可真是‘到处潜酸辛’的，但我还是咬牙关过下去了，因为有它在作为安慰，供我发泄苦闷，它便是文章呀！在白云悠悠的夏之傍晚，我辛苦地校稿样；更深人静之后，我还在灯罩下握笔凝思，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这里已变成疯狂的世界，人心焦灼，烦躁。终日戚戚，或莫名其妙的兴奋，像在火山上跳舞，又像在冰层上筑琼楼玉宇，明明知道这可是转瞬间便要坍塌的，然而还得争取这一刹那——一刹那的安慰与排遣哪！否则这几分钟活着的工夫又将干什么呢？”
其实，当时的苏青不过是站在云端里看风景，等到风景都看透，她要面对日子细水长流。这日子的滋味包括，她与李钦后情感世界的爱恋与忧伤，寂寞与无奈，痛苦与决绝。
3.苏青的围城内外
婚姻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是“正统”的，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苏青而言，却是无奈的，也是无爱的。
于是，我们在她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里看到，应其民在知道她有了未婚夫后，唯一过激的反应也不过是将一枝三颗的樱桃摘去最小的那颗，然后把连理的两颗递给她，伤心地说：“我好比这颗多余的樱桃，应该摘去。”
日日在这无爱与寂寞中折磨着，苏青也渐渐步入了平凡，她把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容颜交付给了二十年素昧平生的一个男子，并开始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白天柴米油盐，夜晚寂寞萧索。而那个所谓的丈夫，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开始夜不归宿了……
孤寂、无聊、琐碎的家庭主妇生活开始成为苏青的全部，原本活泼开朗的她被家庭琐事和没完没了的争吵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而就在她枕边的那个男人，也因为挂上了大律师标签，开始露出了他本性中的自私、虚荣、懦弱、毫无主见的劣行，整日花天酒地，舞妓缠身。
在旧时的上海，依然是古代礼法盛行的时代，无子为七出之一，身为人妻，无论你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的程度，可若是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便不忍，女子也得识趣一些，劝夫纳妾，自己却需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泪水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子安睡……
苏青在《生男与育女》中写道：“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真是巧合，苏青后来连生了四个女儿（一夭），到老五，才是儿子。
一连四女，丈夫怒目相向，公婆冷言冷语，苏青唯有忍气吞声。连续生女的事实如汹涌的潮水，冲击着本就岌岌可危的婚姻堤坝。
1938年李钦后的弟弟李钦若因事到上海，暂住哥哥家。李钦后整日在外花天酒地，跳舞找女人，苏青寂寞时找李钦若说话，久而久之，叔嫂两人关系有点暧昧起来。偏逢李钦后不择手段把邻居的太太搞到手，证据确凿。苏青忍无可忍，1944年，她与李钦后离了婚。这一年，她30岁，维持十年的婚姻，一朝便烟消云散。
事实证明，李钦后不是良民。解放后，他在法院工作，因贪污罪，被政府处决。离婚后的苏青也想重组家庭，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伤感，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恪尽为人母的责任。
“其实她丈夫也不坏，不过就是个旧社会的纨绔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小少爷，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张爱玲曾经如此看待苏青的那一段婚姻。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为生计而走向写作之路的苏青，她说：“我要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出，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用。我焦急地思索着，几乎忘却了自己的存在。”由此可见，这十年婚姻对她而言是多么的伤和痛，进而成了恨。
有道是：“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男欢女爱之事，当事者自不可轻率为之，旁观者更不必妄加议论。其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尝不是一种境界！
4.在坚守与放纵之间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而离婚亦如此。于是，苏青在《古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离婚》的杂文，苏青说：“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与帮助，廿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了。”
而此刻的苏青已经31岁，也正是她笔下所说的“受人笑话和捉弄”的年纪。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还有自己的老母，这样的日子不可谓舒坦，而她也只有靠着自己的写作来养活一家人。
于是，很多男人先后出现在苏青的世界里，这里面有《古今》的编辑陶亢德、上海市市长陈公博、《古今》的创办人朱朴等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带着不同的目的走近苏青，并给了苏青不一样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