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美军内部敌情观念的淡薄是何等严重。因为在12月6日有通报说，第二天美军的B－17轰炸机要抵达珍珠港西开姆机场加油和检修，然后飞往菲律宾，这样一个通报就使得美军当日在雷达上发现可疑飞行物时，竟然毫无根据、不假思索地就判断为是美国B－17轰炸机。结果，日本前敌侦察机毫无阻拦地在珍珠港进行了侦察。美军这样轻率的判断，使太平洋舰队丧失了宝贵的预警和战斗准备的时间。
美军的轻敌是从上至下的。舰队司令金梅尔是一位精明、干练的海军军官，素质较高。然而，在对日战备方面，这一次，他却犯了轻敌这样不可弥补的错误。12月6日，金梅尔曾参加了舰队司令部关于要不要疏散停泊在港内的舰艇的参谋会议。会上金梅尔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他认为，三个航空母舰特遣队都已经离开珍珠港，如果将现在的停泊舰疏散到海上，它们将不会得到舰载机的空中掩护，缺乏空中掩护的舰只在公海上必将更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表面上看，金梅尔的想法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稍作一些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想法是主观和片面的。
第一，舰艇集中停泊在基地港之内，势必成集结之势，这样不仅目标大，各舰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弹药和燃料，在遭到敌人的袭击时，一艘舰艇被击中起火，就会殃及周围其他舰只的安全。如果敌人集中火力封锁或堵塞进出航道，那么美军舰艇连一艘也别想逃脱厄运。金梅尔曾经得到过日军准备发动进攻的报告，既然已经知道战争迫在眉睫，并且也预计了敌人可能采用空中偷袭的办法，那么就应该首先考虑到把港内停泊的舰艇进行分散，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军事常识问题。
第二，既然已经考虑到了舰只在空中掩护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联想到基地地面防空和空中拦截的态势和准备程度。这是一个大事，事关基地存亡的事情，作为基地海军舰队司令，金梅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日本的飞机向珍珠港狂轰滥炸的时候，办公室里的金梅尔愤怒地注视着日机肆虐，手下人劝他离开这个危险地方，他却一动不动，心中充满了悔恨、痛苦和自责。
如果说轻敌是美军这次噩梦的原因之一的话，那么，临阵中指挥失当则是美军失利的又一因素。当时美国军队中除了高炮、截击机外，还有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防空武器——氢气球。这种武器当时已经运抵珍珠港，但是没有任何一级的军官想到应该尽快把它分发并放起来。同时，惠勒机场是美军的截击机机场，基地指挥官威廉·弗雷德预先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修建了100多个飞机掩体，可是美陆军夏威夷驻军司令肖特中将害怕掩体中的飞机会遭到日本特务的破坏，于12月6日下达命令把所有战机全部整齐地摆放在掩体外，派重兵加以警戒。这个命令葬送了该机场上的P－40和P－36型截击机。
日军战机两个波次的攻击结束后，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仍然没有搞清楚日本的飞机是来自南方还是来自北方。金梅尔开始认定日机来自北方，下令美军战机向北搜寻侦察，但是从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上找到的航图标示来看，日军却是来自南边。于是，金梅尔又下令“企业”号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向瓦湖岛南部海域巡视。他不知道，日本飞机上的航标图全部做了手脚，为了怕泄密，所有的航标图中的标示全部是错位的，就是说它们把南北位置进行了掉换。这时的一架美军飞机正在向北侦察，地面却又让他向南飞行巡视。不久，这名飞行员就看到海上有一艘航空母舰，幸亏这名驾驶员非常冷静，他仔细地辨认，发现那是美国“企业”号航母，就没有实施攻击。如果不是他当时异常冷静，险些造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悲剧。
如果当时金梅尔稍微冷静一点，一边派航空母舰作南巡，一边派飞机到北边侦察。那么，南云率领的机动队就会被发现、被攻击，战争的局势也许将会改变。金梅尔的失误使得南云躲过了一场灾难，也帮了日本人一个大忙。
除了美国人在对日作战上有一种轻敌和侥幸心理而导致珍珠港事件外，盟国希望美国尽快参战的心理也是使噩梦成真的又一个因素。
据50年后解密的文件看，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天，即12月6日，从马来西亚哥达巴鲁机场起飞的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发现了正在向马来西亚航行的日本登陆舰队，立即报告给了上级，并要求加派其他飞机来接替跟踪。但是，盟军驻远东空军司令、英国空军上将布鲁克却命令取消跟踪。驻澳大利亚的美军代表史密斯上校立刻要求通知美国，但澳大利亚战时内阁拖延12小时后才批准史密斯的要求。这份报告实际上直到17个小时后才经夏威夷转到华盛顿，它早已经失去了价值。
人们在解释布鲁克这样奇怪的行为时都认为：处于艰难中的英国为了尽快使美国参战，对这次偷袭行为给予了默许，并认为这是值得的。正像丘吉尔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这是一个好消息！
丘吉尔的眼泪，是悲还是喜？
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午，罗斯福前往美国国会，进行演讲。这一次，罗斯福总统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因行动不便坐轮椅，而是由他的长子扶着走进国会大厅，并向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6分钟的讲演。
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美国遭到了蓄意的猛烈攻击，这个日子将永远是我们的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的蓄意进攻……我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蓄意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
不出一个小时，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罗斯福对日宣战的要求。当天下午，美国政府对日宣战。
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正在度周末，他从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中听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当时甚感惊讶。他立刻要通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得到了这一消息的可靠也是最权威的证实。丘吉尔手拿电话老泪纵横。人们见到他流下眼泪，但神情却并不是那么悲伤，反而有一些振奋。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丘吉尔的确很高兴。人们听到他在得知美国珍珠港被炸后的第一句话是：“好了！我们总算赢了。”可以说丘吉尔的眼泪是高兴和盼望已久的那种惊喜的眼泪。
事情的确完全出乎丘吉尔的预料，长期以来他极力想促成美国参战一事，但一直也没有结果。现在，这一心愿由愚蠢的日本人来替他完成了。丘吉尔怎能不由衷地高兴呢？
曾几何时，丘吉尔为了把美国拖进战争，可以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在不列颠之战过程中，丘吉尔为争取获得美国的帮助做了大量的工作，用他那政治家的深邃远见和外交家的巧妙手腕，通过多方面坚持和不懈努力，终于动员罗斯福说服了美国国会，以60票对31票通过了被称为转折点的“租借法案”。“租借法案”的通过对支援盟国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丘吉尔想做的远不止这些，他一直把促成美国参战作为自己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这次，他来到纽芬兰普拉森夏湾的阿金夏美军基地，在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第二次握手。上一次因为两人各自忙于国内事务致使会晤拖延了下来。由于丘吉尔与罗斯福在一战时期就曾谋面，二战开始前，丘吉尔作为海军司令曾与已经成为总统的罗斯福仍然保持着书信的往来，因此，在二战开始后，两位都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老朋友自然有许多默契。
两位领导人就德国人入侵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由于苏德战争减轻了前苏联对日本的压力，从而使得日本除了在中国，还想在其他方向上进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已经加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丘吉尔满心希望能和罗斯福一起制定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共同政策，但因为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仍然强大，罗斯福无法也不能作出什么具体的承诺。双方只是在讨论和修改了以前草拟的五项联合宣言基础上，共同发表了一份被称作《大西洋宪章》的八项原则声明。
丘吉尔和英国民众对这次会晤都表现出了失望甚至是沮丧的情绪。他们原本希望通过这次会晤，能看到庞大的美国舰队浩浩荡荡地参加到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来，但是他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系列道貌岸然的词句。因为这个宪章只是道义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约束。但是在丘吉尔的敦促下，两国政府还是共同起草了“致日本政府的信件”，对可能在太平洋上进一步进行侵略的日本提出了警告。丘吉尔相信，由美国、英国、前苏联以及荷兰等国参加发布的这类宣言，是会对日本起到遏制作用的。
美英两国的这次会晤，其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质性意义。它只是向德、意、日三个轴心国显示了英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团结和军事合作的意向和姿态，但并没有达成丘吉尔想促成美国参战的目的。但是，丘吉尔没有想到——内心对参战持积极态度的罗斯福也没有想到——美国国会中持孤立主义思潮的政客更没有想到，这次会晤仅仅3个月后，无情的现实就把美国卷入了战争。
本来，丘吉尔和美国人都认为，以精明著称的日本人是不会把美国变成直接敌人的，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的学者伍德指出的那样：“那些在美国和不列颠掌握大权的人，在估计上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他们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勇敢精神，同时又大大高估了日本人的政治精明。”
与此相反，日本偷袭珍珠港，纳粹德国头子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恼火，简直是暴跳如雷，把在场的人都吓得惊慌失措。希特勒认为，德国征服欧洲，摧毁前苏联，最后制服英国的目的是可以达到的，但这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美国不介入。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美国的干涉，对战争结局的影响和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曾向德国海军将领下达严格的命令：任何德国的潜水艇不准在大西洋攻击美国船队，尽可能地不给美国人以参战的借口。但珍珠港事件终于使美国人找到了参战的借口，希特勒的世界性战略计划可能将付诸东流。
究竟谁是“珍珠港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60多年，但人们仍然在思考当年的这场军事悲剧，人们也总是想起60年来那个神秘的话题：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否事先知道日本要空袭珍珠港？如果美军这些历史疑问的答案尚未浮出海面，那么，美国《洞察》杂志于日前刊出的一篇文章无疑是向珍珠港事件扔出的一枚重磅炸弹：当时前苏联担心日本从东线对苏发动进攻，使前苏联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于是启用早已安插好的庞大间谍网，操纵美国和日本提前开战，珍珠港事件因此爆发。
二战爆发后，当时国力算不上强大的前苏联最担心的就是东西两线作战。如果日本突然从远东向前苏联发动进攻，那么，前苏联将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家是有共识的。但最近美国著名的情报专家赫伯特·罗梅斯汀推出一本新著《维诺纳的秘密》，披露了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了掌握日本的军事动向，前苏联在日本培植了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确保前苏联不受到日本的进攻；相反，如果日本主动向美国发动进攻，则是前苏联求之不得的事。
这本书是罗梅斯汀与美国国会前调查员、资深记者埃里克·布伦迪尔合著的。他们的结论极具爆炸性：前苏联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安插了一名高级特工，正是这名特工为日本空袭珍珠港做好了铺垫工作。亨利·迪克斯特·怀特是美国“新政”经济学家、罗斯福总统最信任的经济顾问之一，后来被证明是前苏联间谍。最新的证据表明，怀特从前苏联高层那里得到指令，向罗斯福提出了大量针对日本的政策性建议，这才是美国与日本开战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对于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情报部门直到后来才有所察觉。1946年，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便向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写信，声称怀特是一名不可小视的前苏联间谍。两年后，美国众议院也就怀特是不是间谍的问题举行过听证会，但怀特的间谍身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总算有了最后结论。
美国情报部门有一个隐秘的“维诺纳工程”，专门负责截获、破译外国政策的重要电文。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解密了一批文件，其中包括截获的前苏联政府的大量秘密电文。包括罗梅斯汀在内的历史学家惊讶地发现，怀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这些秘密电文中。
大多数研究过“维诺纳密件”的学者都认为，通过这些文件，可以很清楚地看清怀特的间谍身份。美国国会研究20世纪政治历史的专家约翰·海尼斯指出：“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怀特一直在与前苏联情报部门合作。”罗梅斯汀也指出，“维诺纳密件”证明，前苏联同意为怀特上私立学校的女儿支付学费，并给怀特一家送过其他贵重礼物。
就在“维诺纳密件”解密的同时，美国一位前情报官又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怀特敦促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是前苏联一份秘密计划——“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前苏联担心日本可能会从其远东地区向其发动进攻，而且1940年和1941年的局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日本要么进攻前苏联，要么进攻美国，两者必有其一，而且向前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941年，维塔利夫·帕夫洛夫是前苏联秘密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前身NKVD美国部的副部长。1995年，帕夫洛夫在一篇《情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他在1941年交给怀特一张便条，上面列出了前苏联的外交政策要点，并敦促怀特向美国政府“推销”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美国敦促日本立即全部从中国撤军。
当然，美国很多外交专家知道，日本肯定不会答应这样的要求。怀特与帕夫洛夫见面后没多久，1941年11月26日，国务卿胡尔果真给日本政府高层打电话，敦促日本从中国撤军。可是，日本不仅没撤军，反而在两周后向美国发出挑战，空袭珍珠港。
罗梅斯汀研究怀特的备忘录，发现它与帕夫洛夫关于怀特的描述有着惊人的一致。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对前苏联来说是“天赐之物”，帕夫洛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虽然索奇已经提供情报说日本不会进攻前苏联，但进攻的可能性一直无法排除，直到美国参战，威胁才算真正消除了。”
可见，急于让美国参加到远东战争的前苏联在这个事件的背后的确有做了一定文章的嫌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