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或者小说里面经常提起几个词: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四库全书、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我们不难发现,文渊阁与武英殿,不但是故宫的权力机构,更是文化中心。这两大中心,在明清两代的作用又如何呢?
从书房到内阁:文渊阁变迁之谜
文渊阁为三层楼房,仿宁波天一阁规制,楼上通为一间,楼下分为六间,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渊阁的园林布局,十分精致。阁前设长方形水池,周置石栏,以石拱桥与文华殿后殿联为一体,池中养殖鱼藻。大型叠石假山环列阁后,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连阁的左右门道阶梯也增加叠石艺术处理,使文渊阁的气氛更加浓厚。阁内悬有乾隆御书“汇流澄鉴”四字匾。
文渊阁之名始于明代,其阁亦始建于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始创宫殿于南京,即于奉天门之东建文渊阁,尽贮古今载籍”,此即文渊阁建阁之始。明成祖迁都北京,仿南京已有规制营建北京宫殿,北京宫中的文渊阁随之建成,其在宫中的位置与南京的相同,在左顺门外的东南角。
诚如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有明一代曾在营建南京宫殿以及北京宫殿的同时,先后于南京故宫和北京宫中建造文渊阁。
明代北京文渊阁在二百年间的建置、规制是有变化的,初期地方不大,所以南京运来的文渊阁藏书只能临时储于左顺门北廊。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永乐十九年宫中发生大火,三殿被焚毁。宣德四年,借宫殿修复之机对之作了扩建。本来,北京未设翰林院衙署,翰林院官员都可出入文渊阁办事。正统七年,将修复宫殿剩余的材料又造了翰林院。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文渊阁成了真正的禁地。
文渊阁的功用早期主要在于藏书、编书。著名的大类书《永乐大典》,即在南京宫中文渊阁开馆编纂。明成祖于永乐元年(1403年)下令修书,因初稿“尚多未备”,遂于三年(1405年)谕令重修,“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当时,“常熟张洪、丹徒裴俊、吉水陈诚俱赴文渊阁修《大典》,怀安黄童以楷书征入文渊阁缮写《大典》”。永乐六年(1408年),《大典》书成之后亦直接贮藏于文渊阁。北京宫殿基本建成之后,成祖还特别谕令将南京文渊阁的藏书运至北京收藏。据记载,“十六年,遣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这些运至北京的珍本秘籍,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他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大学士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切,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号,五十橱”。
藏书、编书而外,文渊阁也是“天子讲读之所”,皇帝不时在此翻阅书籍,并召集翰林儒臣讲论经史。据载,太祖于“万幾之暇,辄临阁中,命诸儒进经史,躬自披阅,终日忘倦”。成祖“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宗也曾利用“听政余闲,数临于此,进诸儒臣,讲论折衷,宣昭大猷,缉熙问学”,并特撰《文渊阁铭》,述其盛况。
文华殿是皇帝们举行“经筵”、听讲经官讲学“进讲”的地方,在皇帝听讲的前一天,还要到文华殿东的传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华殿在初建时是太子们的正殿,房顶上覆盖绿瓦。后来由于几位太子年纪很小,不能处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换成黄瓦。明清两朝皇帝御“经筵”都是在春分、秋分两季。皇帝要撰写御论,阐发自己学习“四书五经”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经筵御论使用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清朝诸帝文化素养都非常高深,皇帝讲得兴高采烈,还会指名文臣辩论。最后,作为对有幸参加典礼的文臣们的特殊奖励,皇帝率大家打开文华殿后门,来到殿后文渊阁,赏赐文臣们翻阅阁中藏书。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值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丞相。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现存一幅“殿阁大学士像”,为洪武十六年文华殿大学士形象。他头戴展角漆纱幞头,两旁有长一尺二寸的展角,据说是为了防止上朝时互相交头接耳。身穿盘领宽袖紫袍,胸背有象征等级的补子,腰间挂有牙牌及穗条。牙牌上刻着官职、姓名,是出入关防的凭证。大学士脚穿皂靴,双手持笏,一副上朝奏事时对皇帝毕恭毕敬的样子。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当时,明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幾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再往后来,徐光启任大学士的时候,内阁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几乎相当于丞相。而且,徐光启还任礼部尚书,这是一个负责全国典礼、教育、科举的官,也算是权倾朝野了。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值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至康熙九年(1670年),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四库全书》开馆。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渊阁之所以作也”。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当七座藏书楼中位于紫禁城中的文渊阁确定建设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藏书胜地。
建筑文化的人文意蕴
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渊阁正式动工,次年即顺利建成。在建筑规制、建筑功能和理念上,文渊阁都仿效天一阁,但实际情形却多有异同之处。
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命名、构造及藏书方法都独具匠心。其阁名源于古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说法,寄寓以水克火之意。
天一阁的建筑是一座重檐硬山顶、砖木结构、六开间的二层小楼,楼下六间一字排开,分别加以隔断;楼上则西侧为楼梯间,东侧一小间空置不用,居中三大间合而为一。实际上是以楼下隔断为六间,楼上通为一大间的建筑格局,来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
在建筑物的装饰上,也特别在阁顶及梁柱上饰以青、绿二色的水锦纹和水云带,还专门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不测。
而天一阁对典籍的收藏更是极为讲究。据当时奉命前往查看的杭州织造寅著所言:“阁共六间,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湿气,并不贮书。惟居中三间,排列大橱十口,内六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亦为可以透风。后列中橱二口,小橱二口,又西一间排列中橱十二口,总计大小书橱共二十六口。”即在上下六开间的二层楼房中,只有楼上通为一间的居中大屋用来贮书。并且,书橱都不靠墙,而是放置在屋子中间,楼房前后开窗,书橱亦前后开门,以便通风,防止潮湿。可以说,天一阁的命名、规制和庋藏,都完美地体现了防火的理念和藏书的功能。
文渊阁仿效天一阁的规制,在外观上也分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沿袭了天一阁“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其构造则为水磨丝缝砖墙,深绿廊柱,菱花窗门,歇山式屋顶,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绿琉璃瓦镶檐头,屋脊饰以绿、紫、白三色琉璃,浮雕波涛游龙,所有的油漆彩画均以冷色为主,营造出皇家藏书楼典雅静谧肃穆的气氛,而与整个紫禁城宫殿黄色琉璃、朱红门墙的暖色格调和喜庆氛围截然不同。并且,阁前还开凿方池,池上横跨石桥,池中引入金水河水,阁后则叠石为山,四周列植松柏,阁东侧碑亭内石碑以满、汉文镌刻乾隆帝所撰《文渊阁记》。
可见,文渊阁的建置既参照了天一阁的规制,又根据传统的官式做法和皇家建筑的特殊身份而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除宫廷建筑与民间建筑在规模和形式上的区别而外,文渊阁与天一阁最主要的差异还在于内部构造的改进。天一阁上下两层,文渊阁则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观看上去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板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全阁共有上、中、下三层。这种建造方式,俗称“偷工造”,既美观大方,又节省工料,还特别实用,便于贮书,反映了清代宫廷建筑在工程设计和建造艺术上的高度技巧和水平。
作为皇家藏书重地,尤其是紫禁城中专门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藏书阁,乾隆帝还特别从文化上赋予了文渊阁不同寻常的深层涵义。
鉴于《四库全书》是一部汇集历代典籍精粹、囊括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丛书,乾隆帝专门为建造在宫廷禁地和皇家园囿的四座藏书阁命名,除宫中的文渊阁沿袭明代之称外,其他三阁分别命名为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义者,盖取范氏天一阁之为”。
也就是说,以文渊阁为代表的内廷四阁之名,皆取法天一阁,体现了以水克火的理念。然而,不仅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乾隆帝还“以水喻文”,进一步阐发了四阁命名的文化意蕴。
在乾隆帝看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如同浩瀚的江河之水,经史子集各为其中的渊源流派。他说:“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
四阁的命名不仅涵蕴了古代典籍的丰富浩瀚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提醒人们要善于沿流溯源,找到读书治学的途径与方法。乾隆帝说:“盖渊即源也,有源必有流,支派于是乎分焉。欲从支派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弗知津,则蹑迷途而失正路,断港之讥有弗免矣。”就此而言,文渊阁的名称虽然沿袭明代,但其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却得益于乾隆帝的重视和阐发,更渊源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典籍与灿烂的文化。
内阁特色:学术与政治合流
文渊阁建成之后,乾隆帝极为重视,他看到四库馆呈进的《永乐大典》辑本中有宋代程俱所撰《麟台故事》一书,“所载典掌三馆秘阁书籍,以执政领阁事,又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颇称赅备”,立刻想到正在编纂的《四库全书》以及刚落成的文渊阁,因下令制定文渊阁官制职掌以及将来阁书管理章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六月,乾隆帝在谕旨中说:“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每辑录奏进,朕亲批阅厘正。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册府而昭文治,渊海缥缃,蔚然称盛。文渊阁国朝虽为大学士兼衔,而非职掌,在昔并无其地。兹既崇构鼎新,琅函环列,不可不设官兼掌,以副其实。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其每衔应设几员,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定议,列名具奏,候朕简定,令各分职系衔,将来即为定额,用垂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