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民族革命的名义，以骑士的尊严
历史进入近代，因为民权的膨胀和交通、媒体的发达，专制领袖为更多的人所接触，而民意领袖也多了展示自己的阵地，在封建殖民扩张时代积存的众多社会、民族矛盾，在近代整个大爆发。
而刺客在这个时代也被赋予悲剧殉难先驱的色彩，堪称上古之后刺客精神的一次全球化的涅槃，为封建主和殖民者所驱使奴役的各族民众集体觉醒，其情景恰如鲁迅所描绘的《失掉的好地狱》一般，而当民族解放党派和军队尚没有被组织起来时，富有传奇色彩和骑士精神的刺客就被推上了这个喧闹的“舞台”。
这确实是一个“舞台”，要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和民族命运，新的政权、新的政体、法律、道德、军队、文化和媒体的综合建设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革命者和愤怒觉醒的民众不会有耐心等待数十年后的大功告成，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舞台缩影”成为大家的共同需要，在这个舞台上，不时上演刺客舍身手刃独裁者、狗腿子和恶棍的悲壮活剧，革命者因此展示他们的决心和存在，虽然旧势力也因此得到滥用武力的借口，但民众的渴望恰恰就在这“观看”的呐喊与叫好中得到安慰和释放。
虽然“恶人”死掉，明天还会有新的旧势力的代表上台，但毕竟在民意逐渐盖过“君意”的时代，只要不断有善与恶的牺牲献上，革命者和新建设者的队伍就可以前仆后继下去，直到民主革命的舞台正式建立，“选战”、“舌战”取代了血刃和炸弹，刺客们才脱下浪漫骑士的外套，又重归历史的幕后。
萨拉热窝的枪声
1914年6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不平凡的一日。就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夏日的星期天，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的大街上，发出了两声震惊世界的枪响。这两声枪响，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对于哈普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兰西斯·费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索菲来说，1914年6月28日本来是个吉祥日子。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十四周年纪念日，为了表示庆祝，他们曾到约在六年前并吞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作了一次特别访问。
访问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省的动机，是大公想使他的妻子得到她在维也纳得不到的皇室荣誉。他作为武装部队的检察长，将视察驻在那里的两个奥地利军的一年一度的演习，然后访问省会萨拉热窝。索菲和她的军职身份的丈夫一起旅行，就可以受到同等的礼遇。弗兰西斯·费迪南对这种双份的周年纪念日礼物，是感到非常高兴的。
当萨拉热窝的简短访问开始时，六辆车篷折叠起来的游览车都停在火车站。第一辆车里坐的是萨拉热窝市长和他的警察专员。第二辆车载着弗兰西斯·费迪南，索菲坐在他的右边。波斯尼亚军政府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坐在左边可以折叠的座位上。司机的旁边是大公的侍从官。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星期天，皇室汽车的长列，缓缓地驶过人群拥挤但疏于保卫的街道。
数千名本地区的部队都在野外演习（按照大公的请求，萨拉热窝宣布禁止军人进入；弗兰西斯·费迪南不想使他的访问与炫耀军事力量联系起来）。只有稀疏的宪兵警戒线布在路旁。
因为6月28日是圣维图斯节日或维多万，这是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一个特殊假期，节日气氛的街道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波斯尼亚人。直到1912年为止，维多万是纪念土耳其在1389年科索沃之战中获胜的国哀日，当时塞尔维亚王国被摧毁，基督教居民遭受奴役。但是，自从两年前土耳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败北以来，维多万成为全国欢乐的佳节了。
从若干报道看来，这种欢乐情绪并未因哈普斯堡皇室的来访而受到影响。观众是热烈欢呼还是有礼貌地欢呼，看他们如何感受而定。虽然大公本人并不对波斯尼亚的被奴役负责，许多人却把他看做是奥地利压迫的象征。
一次失败的晴杀
有七个塞尔维亚的暗杀者埋伏在车队要经过的道路旁，他们发誓要干掉大公。最年长的23岁，五个都是19岁，有一个是17岁。上午10时后不久，官方的车队进入萨拉热窝。谋刺者利用安全防卫的马虎，栖身在与米利亚茨卡河并行的阿佩尔码头这条大路旁。
当车队经过市中心米利亚茨卡河上的楚穆尔亚桥，驶进阿佩尔码头时，第一个暗杀者出现了。但是他没有行动（后来他自己说，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站在他前面，所以他无法扔炸弹）。
相距不远的是奈杰尔科·察布里诺维茨，他瞄准大公的羽毛头盔，把炸弹猛掷过去。司机看到这种手势，立即加快车速，炸弹落在折叠的帆布车篷上，再弹回到地上，在第三辆汽车的前面爆炸，炸裂了它的前轮胎。飞起的碎片击伤了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手和几位旁观者。受轻伤的有索菲的侍女，她坐在同一辆车中。
这个企图暗杀的人吞下了一小瓶氰化物，就跳进那时水位很浅的河里。他迅即被打捞出来，几分钟内几个老百姓把这个呕吐着的青年拉上河岸，连连殴打，直到警察前来调停。
这个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印刷工人因服了毒药，痛苦得很厉害，但极力保持头脑清醒，对密谋毫无透露。弗兰西斯·费迪南对察布里诺维茨不甚介意，却对受伤害者很关心。“快来，”大公催促说，“这个家伙有精神病，让我们继续按程序进行。”
在伤者被送进医院的同时，这批人迅速驶往市政厅，经过守在路旁的另外三个共谋者，但他们并没有企图行刺。坐在第一辆车上的市长，显然没有听到为人群的喧闹所掩盖的爆炸声，当他就要宣读他准备好的欢迎词时，觉得胳膊被人紧紧抓住而吃了一惊。
“市长先生，”暴怒的大公嘶声叫道，“我到这里是来访问的，却被以炸弹相待！这真是岂有此理！”歇了一下，他平静下来：“好吧，现在你可以讲了。”
仍然摸不着头脑、被他的来访者的大发脾气弄得不知所措的市长，发表了一篇过分颂扬的讲话，结语是：“上帝维护按使徒教义行事的皇帝陛下，我们最仁爱的君主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同时，索菲已经使她的丈夫镇静下来，他对市长的赞美之词的反应是庄重的，最后说了声，“我保证，我对你们的好感和关注不会改变。”
这番异乎寻常的情景，曾由参加这次典礼的一位当地官员的儿子在二十五年后加以描述。
当丽贝卡·韦斯特夫人访问萨拉热窝，为写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黑羔羊和灰猎鹰》收集材料而去访问他时，他回忆说：
“……我们都默不作声，并非由于对他（弗兰西斯·费迪南）有什么深刻印象，因为他一点也不是我们波斯尼亚理想中的英雄。但是我们都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知道，只要他一走出去时，他肯定会被干掉。不，这个问题不需要谁来告诉我们。但我们知道人民对他和奥地利人是抱什么态度，并且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扔了炸弹没有成功，另一个人会扔另一颗炸弹，如果他失败了，又会有另一个人起来……这给与会的人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改变历史的刺客
举行典礼后，弗兰西斯·费迪南立即发了一个电报给皇帝。他然后问将军，他们是否应当继续按照已经宣布的下午计划进行，得到的保证是不可能再有什么行刺的企图。在继续按照他们的程序访问国家博物馆之前，大公坚持要去探望陆军医院里的炸弹受害者，他极力主张索菲不要陪他去、“不，”她坚决要求说，“我一定要和你去。”
市政厅外面，汽车都在等着把这批人载往目的地，这次除一个人改变座位外，其余的次序都和以前一样。侍从官不再坐在大公车上前面司机的旁边，而是站在汽车左面的踏脚板上，手按着刀柄，以保护殿下夫妇。因为第一颗炸弹就是从左面扔过来的，所以伯爵选择这个位置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重演。
当这个行列驶抵离市政厅不远的一座桥时，经过了相距不过几英尺的另一位谋刺者，但他愣住了。车队按照计划是要沿码头驶往医院的。可是，市长的司机并未被告知已改变计划，而向右转入弗兰西斯·约瑟夫大街，朝着博物馆驶去，大公的司机顺从地跟着前面那辆车走。
在发生错误转向后片刻之间，将军命令司机掉头，向相反方向行驶。这辆车子恰恰停在·普林齐普的面前，他是谋刺者之间最坚决的一个。这个19岁的青年，迅即拔出一支比利时小手枪，仅相隔五英尺之遥，平射了两发。侍从官依然站在对面的踏脚板上戒备着，只吓得目瞪口呆。
第一粒子弹射入了大公的脖子，切断了他的颈静脉。索菲的腹部被第二粒弹丸洞穿，切断了一根动脉。这对夫妇惊呆了几分钟，依然挺直坐着，呆滞的目光凝视着前方。将军以为他们平安无恙，但有再发生行刺企图的危险，于是命令司机回到军政府长官府邸。当车子掉头转向时，侍从官侧过身来想靠近些讲话，血从大公的口里喷到了他的右颊。
索菲看到这一情景，喊道，“看在老天爷面上！你怎么啦？”然后她从座位慢慢地滚下来，把她的脸贴在她丈夫的膝盖上。大公鼓起他的余力，恳求说：“亲爱的索菲！亲爱的索菲！死不得，活下去，为了我们的孩子！”当他的绿色羽毛的将军帽掉下来时，待从官把他撑起来，问道，“殿下伤得很厉害吗？”大公用越来越虚弱的声音咕哝着，“没有什么。”他几次重复了这句话，然后昏迷过去。上午11点钟后不久，大公和大公夫人都因内出血而死去。
伤了两条人命后，普林齐普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但一位旁观者抓住了他的胳臂，同时警察把他包围了。在短短的挣扎期间，他设法从一个小瓶中吞下了氰化物，但如同察布里诺维茨的情况一样，他剧烈地痉挛、恶心和呕吐。这剂毒药不是太稀，就是太陈了。
正在萨尔茨堡附近巴特伊施尔的夏季别墅休憩的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从他的77岁的侍从官爱德华·帕尔伯爵那里得知这一凶杀案件，帕尔从电话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写下了这一讯息。这位老皇帝看了这个讯息，就闭上了眼，说道：“可怕！”
2.二百年来青年暴力运动
麦克白是为了权力弑君，哈姆莱特则是为了血亲的复仇。近代民族主义革命者和某些极端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则是“解放”。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后期，各个国家及殖民地的刺杀、造反活动此起彼伏，即使在诸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多有铤而走险者。1887年的沙俄，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参加了一个暗杀团体，最后因用炸弹刺杀了沙皇而被处死，很快新沙皇登基，一切统治照旧，这促使列宁开始探索一条和他哥哥不同的、社会作用面更广泛的暴力革命道路。
躁动的青年爱国者
从普希金对《青铜骑士》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伟大诗人对旧时代的共同美德的挽歌和对未来新时代的暴力行动隐隐的不祥预感，新的青年向往青铜骑士的，不是他的理念，而是他的风度，不是他的心灵，而是他的矛与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过：“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但是，当青年觉醒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会合到在旧时代孕育出的思想家那里时，个体暴力的理论就成为一种捷径，铁屋子里的先觉者要选择呐喊和暴力的方式唤醒周围的后觉者，虽然他们清楚自己和所有人其实仍不是处于打破铁屋的时代，但他们仍不可避免地把看上去无谓的暴力认做自己的“使命”。
我们看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的主人公，就会了解他们的心神状态了！
当人民没有觉悟到苦难，就唤醒他们对苦难的知觉；当人民实际上并没有那么苦难时，就加深他们的苦难，再唤醒他们对苦难的知觉。
历史上很多国家的暴力鼓动家都将这个理论奉为圭臬。要加深本身因安居乐业而萌发“惰性”的民众的苦难感，一个最有效的捷径就是以暴力手段破坏社会秩序和政府形象，甚至刺杀政府中持温和政策的领导人，引起报复、仇杀、镇压和倒退，以确保掌权者的“暴君”形象。
陈独秀对刺杀的态度
理论家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动；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
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也深切自省过。
当年，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1905年7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为君主立宪作法理上的准备。吴樾为打乱这一部署，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
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
赵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
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
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庆陈仲甫先生。”
后来，他身怀炸弹上了五大臣的公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吴樾炸死，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
陈独秀从报上得知此消息后，急忙写信给在保定的张啸岑，问：“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张啸岑遵吴生前所托，将孟侠“交存意见书原稿，回寄与陈”。1911年春，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就是深切悼念吴樾的。
陈独秀在12年以后，对暗杀活动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
少数人的暗杀活动，无助于教育群众，不能触动旧秩序。与《共产党宣言》共生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战胜原“正义者同盟”中的“密谋派”的结果。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为刺杀沙皇而牺牲，精神固然崇高，但弟弟却否定了哥哥的道路，最后才有俄国的解放。
3.汪精卫的暗杀“情缘”
中国近代，很多人都对暗杀、刺杀行为“情有独钟”，其中就包括早年追随孙中山，后来背叛革命甚至卖国求荣的汪精卫。
早年：以刺杀明志
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
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