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他们在树林中徘徊，橡树显出绮丽色彩，胡桃树果子噼啪落地。
冬天降雪以后，他们穿过森林，那时——
松柏常青树，
齐披白貂裘。
卑微如榆榉，
珍珠戴满头。
对他们两人来讲，现在，生命已显示出一种神圣的温柔，一种新奇的意义了。当林肯凝视安妮的时候，她的内心就歌唱起来；而她的手一接触到他，他就屏息，惊讶着世间竟有那么多的幸福。
前些时候，林肯和一个牧师的儿子，名叫贝利的酒鬼一起做生意。当时，纽奥良这个小镇逐渐没落了，商店的生意也很清淡，但林肯和贝利两人都没有预感。因此他们就收购了3间破烂的杂货店，合并起来，开始经营自己的商店。
一天，一个迁往爱荷华的人，在林肯的杂货店前停下他的篷车。路面泥泞，马匹又疲倦，所以那个迁移者决定要减轻载货，于是他想卖给林肯一桶零星的杂物。林肯并不需要这些杂物，但他怜悯那些马匹，就付了5毛钱，也没仔细看看就把木桶滚进商店后面。
过了两个星期，他把木桶里面的东西倒在地板上，懒洋洋又好奇地检查他所买的杂物。在那堆废物中，他发现一本布拉克斯著的《法律评注》，便开始阅读。农夫们在田里忙碌，顾客很少，好久才来一个，因此他有很多时间。他越读就越感兴趣，他从来没有这样专心地读过书，他一口气将四大卷都看完了。
于是，他立下极大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律师，他要安妮·罗特利基以他为荣。她赞许他的计划，并且打算一旦他学成法律，自己开业以后就结婚。
读完布拉克斯的书后，他动身到20里外的春田市，向一位曾在黑鹰战役中相识的律师，借了其他的法律书籍。归途上，他拿着书本，边走边读。当他碰到难懂的段落时，就驻足停步，专心一意地推敲直到融会贯通为止。
林肯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沿河散步、林中散步、或到田里工作的路上——腋下总挟着一卷齐梯或布拉克斯的书。有一次一个农夫雇他劈柴，在下午到谷仓巡视时，竟然看见林肯打着赤脚坐在木柴堆上，正在研究法律。
孟脱·葛雷汉告诉林肯，如果他立志在政治或法律方面出人头地，必须“懂得语法”。
“我从哪里能够借到一本啊？”林肯就问。
葛雷汉说，在6里外有个农夫名叫约翰·万斯，有一本《柯氏语法》，于是林肯即刻起身，戴上帽子，出去借书。
他把《柯氏语法》融会贯通的速度，使葛雷汉大为惊奇。39年后，这位教师说他教过5千名以上的学生，林肯是“对追求知识最勤奋上进的年轻人”。
“我晓得他，”葛雷汉说过：“他会花几个小时研究3种语法当中，哪一种表达最为恰到好处。”
精通语法后，林肯接着便研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罗林的《古代历史》、一本关于美国军人如杰弗逊、雷伯斯特等人生平的传记和汤姆的《理性的时代》。
“穿着蓝短上衣、粗陋鞋子，白色的裤子离上装约有三寸，而离袜子还有一两寸。”这样一个古怪的年轻人在纽奥良附近闲荡着，读书、研讨、幻想，讲述故事，并且到处结交朋友。已故亚伯特·J·柏卫基，乃是当年著名的学者，在他所著《不朽的林肯传记》中说：
“不但是他的机智、仁慈和知识吸引人们，他古怪的服装和丑陋的样子也为他广为宣传，他短小的裤子，特别引起批评和兴趣。不久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了。”
终于林肯和贝利的杂货店倒闭了。这是意料中的事，因为林肯终日埋头书本，而贝利则常大醉不醒，这种结束是很自然的。林肯一文不名，为了食宿，林肯必须找些散工做：除草、搭草堆、围篱、剥玉米、在锯木工厂做工，有一段期间还当过铁匠。
后来，在葛雷汉的帮助下，他开始研究三角、几何，学习如何测量，准备做一个土地测量员。他赊账买了一匹马和一个罗盘，用葡萄藤当做测链，然后就开始以每片37美分的代价，测量镇上的土地。
同时罗特利基酒店也倒闭了，林肯的情人必须到一个农家去当厨工。林肯不久也在那里得到耕种玉米的工作。晚上他在厨房帮安妮擦盘碟，只要在她身旁，他就充满了快乐。以后他再也不曾如此快乐和满足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对一个朋友说过，从前在伊利诺伊作一个赤脚的农工时，比起他住在白宫里要快乐得多。
然而这一对情侣的快乐无忧的岁月，却为时短暂。1835年秋季，安妮卧病不起。起初并无苦痛，只觉得非常疲乏。她依然继续工作，直到一天早晨她竟爬不起来了。她发烧了，于是她的弟弟骑马到纽奥良去请阿伦医生，他诊断为伤寒病。她全身如火发热，双脚却很冰冷，必须用热石头取暖，她一直要喝水。现代医生明白她应该多用冰袋，并尽量喝水，只是阿伦医生不知道这一套。
可怕的几星期过去了，终于安妮极度疲乏，连手也抬不起来了。阿伦医生吩咐她静养，不许见客，那天晚上林肯来时，也不许进去看她。以后两天她一直喃喃念着林肯的名字，异常悲惨，他们只得叫他进来。他一进来便关上门走到她的床边，这是这对情侣最后的会晤。
翌日，安妮便失去感觉，昏迷不醒直到死亡。
此后几个星期，便是林肯生平最凄惨的时期。他不想睡，也不想吃，老是说痛不欲生，想要自杀。他的朋友们着急了，就把他的小刀拿走，还监视他，怕他投河自尽。他躲开人们，见了人也不讲话，像是没看见似的，好像在凝望着另一个世界，忘却了自己的存在。
每天他总要走5里路到埋葬安妮的康特公墓。有时他在那边坐得太久，以致朋友们焦急，就去把他带回家来。遇有暴风雨，他便恸哭，因他不忍心雨水打落在她的坟墓上。
有一次人们发现他在桑嘉孟河边徘徊，口中念念有词，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于是有人去请阿伦医生，医生明了其症结所在，说林肯必须找一些工作、用一些活动来使心思意念集中。
镇北一里外，林肯有位朋友，名叫包灵·格林。他把林肯带到家里，负责照顾他。那是一个安静又幽僻的地方，屋后有橡树丛生的绝壁高耸着，并蜿蜒向西，前面一片平坦的洼地，直伸桑嘉孟河畔，周围种着树木。格林太太一直叫林肯劈柴、掘洋芋、采苹果、挤牛奶，或当她纺纱时帮她拿着纱线。
星期积成月，月积成年，而林肯依然忧伤不已。1837年，即安妮去世后两年，他对州议会的一个同事说过：
“别人看我好像很能快乐地享受生命，其实当我孤单时，真是苦闷极了！以致我连小刀都不敢带在身上。”
自从安妮死后，林肯就变了。偶尔他心上的忧郁也会暂时放松一下；可是他还是忧郁渐深，直到他成为伊利诺伊最忧伤的人。
赫登，他日后的法律同伴说过：
“若说林肯20年来有过快乐的日子，我是从未看过……当他走路时，忧郁似乎从他身上滴落下来！”
从此以后，林肯对有关忧伤或死亡的诗词，便有特殊的爱好，几乎着了魔似的。他会闷坐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若有所思，垂头丧气，然后突然朗诵《最后一叶》的几行诗句：
花冈冢上青苔满，
寂寞无人草自春。
多少相思无限恨，
只留刻石伴尘埃。
安妮死后不久，他背诵一首诗《死亡》，开头说：“嗟尔浮生，何骄之有？”这变成了他心爱的诗。他常在无人时，独自反复背诵；或在伊利诺伊旅馆中对人朗诵；或公开演讲时引用其句；对白宫的人背诵；还抄写好几份给朋友们，并且说：“我最喜爱末尾两节。”
希望、失望、欢乐和忧伤，
混成一片，不拘阴晴；
微笑、泪珠、高歌和悼曲，
彼此追逐，有如白浪。
转瞬之时，一息之间，
如花美眷，竟成尸朽，
朝藏金屋，夕卧青冢。
嗟尔浮生，何骄之有？
这古老的康特公墓，即安妮·罗特利基长眠处，原在一所清静的农庄，三面有麦田，一面是茂盛的草原，有牛在吃草。墓地现今己长满了灌木和藤草，少见人迹。春季有鹤鹑在那里做巢，四周甚是寂静，偶尔可闻几声羊啼鹑鸣，才打破这片寂寞。
约有半个世纪，安妮的遗体安葬在那里太平无事。然而1890年，有个当地的殡葬承办人，要在4里外的彼得斯堡另开一个墓地；彼得斯堡早已有一个美丽而宽大的墓地叫做玫瑰岗公墓，因而这个新公墓的生意不佳。结果，这个贪心的殡葬承办人，想出可怕的计划要冒犯林肯情人的坟墓，将她的骨灰搬到他的墓地里来，利用它来做广告。
所以“大约是在1890年5月15日左右”——这是他可怕的口供——他便掘开她的坟墓。那么他看到什么了呢？一个慈祥恬静的老妇人，她亲口向我讲述过那件事情，也是梅克拉·罗特利基的女儿，她是安妮·罗特利基的表姐。梅克拉·罗特利基当年经常和林肯一起在田里做工，帮助他测量土地等等，因此她对于林肯和安妮恋爱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晓得更详细。
在一个春天恬静的夜晚，这位老太太坐在廊前的摇椅里，向我说道：“我常听见爸爸说起，在安妮死后，林肯总要走5里路到安妮的坟墓上，并逗留很久，爸爸着急，生怕他出了事，就去把他带回家来……是呀，当安妮的坟墓被掘开的时候，爸爸和那个殡葬承办人在一起，我常听他提起，他们从安妮的尸首上找到的仅有遗物，便是她衣服上的四颗珍珠扣子。”
殡葬承办人就拿起四颗珍珠扣子和一些泥土，把她改葬在彼得斯堡他新开辟的奥克兰公墓——然后大肆宣传，说安妮·罗特利基安葬在那里。
如今，每逢夏季，就有几千游客开车到那里去，在那个号称安妮的墓前凭吊一番；我曾见他们低首挥泪，垂悼这四颗珍珠扣子。在这四颗纽扣上面竖着一座美丽的花岗石纪念碑，上面刻着艾特卡·李·马斯特的诗选中一段诗句：
我虽默默无闻，
不朽音乐因我而生：
“永不怀恶意，唯慈悲待人。”
众生对众生可以宽容，
国家慈祥的面貌，
因公义和真理而发光。
我乃安妮·罗特利基，孤眠青冢下，
为亚伯拉罕·林肯终生钟爱，
忠贞相许，一朝永诀，
相忆之情，绵绵不绝。
虽我遗骨，化为尘埃，
愿我国土，永远光明。
然而安妮的遗骨虽化为尘埃，却仍留在老旧的康特公墓。贪婪的殡葬承办人并不能把她搬走——她和他的往事依然在那里。鹑鸟低鸣，野玫瑰遍开，这便是亚伯拉罕·林肯伤心垂泪的地方，是他的心埋葬之所在，也是安妮·罗特利基情愿永留之地！
“第一夫人”的闺阁秘史
有人曾经问过林肯，为何陶德（Todd）这个姓要这样拼写，他幽默地说，上帝（God）只需一个“d”就知足了，但是陶德家却需要两个啊。
1837年3月，安妮死后两年，林肯离开了纽奥良，借了一匹马，直奔到春田镇，开始了他所谓的“实习”律师的生涯。
在他的鞍袋里，放了他所有的财物。他仅有的便是几本法律书籍，几件衬衫和内衣，还有一双旧的蓝色短袜，里面装满6.25美分和12.5美分的硬币——这是从前在纽奥良邮局尚未关闭以前他所收的邮费。在春田镇的头一年，林肯窘困得经常需用钱，他本来可先挪用这些钱，然后再偿还政府，不过他觉得那是不诚实的。因此当邮局查账员终于来清理账目的时候，不但不少1毛1分，并且都是以两年前所收的硬币结清账面金额。
林肯骑马到春田镇的那天，他不但没有钱，更糟糕的是，还欠了1100美元的债。在纽奥良，他和贝利为了那间倒霉的杂货店亏损了一笔钱，之后贝利酗酒亡故，留下林肯独自负担这笔债务。
其实，林肯不必还钱；他可以要求将责任减半，再推说生意失败，在合法手续下，逃避这笔债。
不过那不是林肯的做法。相反的，他到每个债主面前请求，如果他们肯给他时间，他答应每一美元都会连本带利还清。他们全都赞同，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彼得。他立即告到法院，判决后，将林肯的马和测量工具公开拍卖了。其他人则耐心等待，而林肯为了守信用，只得省吃俭用达十四年之久。甚至拖到1848年，当他做了国会议员的时候，还要寄钱回家，还清最后一笔杂货店的老债务。
到春田镇那天早晨，他把他的马拴在公共广场西北角施毕特的杂货店前面，以下便是施毕特亲口的叙述——
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在村子唯一出租房间的人家要了一个单人床位。他走进我的店里，将鞍袋放在柜台上，询问单人生活所需的生活必需品需要多少钱。我拿起石板和笔，计算了一下，告诉他全部需要17块钱。他说道：“这也许是够便宜的；但老实地说，虽然很便宜，但我拿不出这笔钱。如果你愿意让我赊账到圣诞节，并且我试做律师顺利，那么我将在那时付钱给你。万一我失败的话，我或许永远无法付钱给你！”他的声调显得很悲哀，我很受感动。当时我想，一如现今所想，我这辈子从未看过那么忧郁悲哀的面孔。我向他说：“假如这么小的一笔债都会如此严重地影响你，我想我可以建议一个办法，使你不致负债而能够达到你的目的。我有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边有一张很大的双人床，假如你愿意，尽可与我共榻。”他问道：“你的房间在哪里？”“在楼上。”我边说边指店里通至我卧房的楼梯。他一言不发就拿起鞍袋，走上楼去，将它们搁在地板上，再下楼来，满面笑容，高兴地叫：“好啊，施毕特先生，我太受感动了！”
这样，以后五年半中，林肯和施毕特共榻，睡在杂货店的楼上，不付任何房租。
另一个朋友，威廉·白特勒，不但负责林肯5年伙食费，还为他购买了好多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