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样可以反问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世界上什么东西是有用的呢？什么东西我们得到了它就可以幸福呢？回答当然是没有。金钱似乎最有用，可是有钱就一定幸福吗？权力似乎最有用，但有了权力就一定幸福吗？这些都是没有定准的。所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用的，有用的是我们的心灵；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们幸福，使我们幸福的，是心灵。
当大众认为哪个东西有用的时候，我们倒是应该警惕它，它很可能是有害的；当大众普遍认为一种东西无用的时候，就该引起我们注意了，那里很可能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即自由之境域。
谁会去暗算一个乞丐呢
【原文】
山木自寇①也，膏火②自煎③也。桂可食④，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人间世》）
【注释】
①寇：砍伐。②膏：油脂。膏火，古人用油脂点火照明，所以叫膏火。③煎：燃烧。④桂枝可做药用。
【译文】
山上的树木自招砍伐，油脂自招燃烧。桂枝可做药用，所以人们就砍伐它；漆有用，人们因此就割它。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而不知道无用的用处。
日常思维总具有僵化的特点，它执著于现成的东西，人们往往只看到事物表面的、当前的用处，而看不到那些隐藏着的或未来的用处，这些当前的用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而那些隐藏的用处却是根本性的。庄子讲了几个故事来说明这种无用之用。
有一个叫石的木匠，来到了曲辕这个地方，看到一棵被尊为土地神的大栎树。它的树冠投下的阴影可以遮蔽几千头牛，树干周长有一百尺，它的树干高出山顶七八十尺之上才分枝，可以用来造船的树枝就有十几根。来看这棵树的人很多，好象赶集一样。但是，这位木匠却不屑一顾，在大树前连停都没停。
他的弟子对这棵大树欣赏够了，追上师傅，问道：“自从我跟随师傅以来，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木材，师傅却不屑一顾，这是为什么呢？”木匠说：“算了罢，这不过是棵无用的木材。用它造船，船会沉到水里；用它做棺材，棺材会马上烂掉；用它做家具，会很快毁掉；用它做门，它会流出液体；用它做柱子，则会生虫子。”他最后总结说：“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由于它无用，才活了这么大年纪，长成这么大的树。
到了晚上，栎树托梦给木匠说：“你将把我比做什么呢？你也许会把我比做好木料吧？也就是梨、橘、山楂之类的树。可是，这些树果实熟了以后就被人摘折，大枝常被折断，小枝也被牵拉。它们的才能和有用使它们遭受一生的痛苦，以致不能终其天年而夭折。这都是它们自讨世俗之人的打击啊。世界上的事物无不是如此。我追求无所可用已经很久了，有很多次几乎被砍死，如今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正是这无用终于有了大用。要是我也是有用的，能够长得到这么高大吗？恐怕早就被人砍倒，制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我和你都是物，何必要把对方看做可用和不可用之物呢？你不过是一个快要死的无用之人，怎么知道什么是无用的木材呢？”
不独树木如此，人也是这样。人如果有才或者有用，也难免遭受祸害。如果你有才却不愿意为人所用，便容易招致杀身之祸。如嵇康，即使没有杀身之祸，生活也失去了自由，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如阮籍等人。若是为人所用，也同样是进入了危险境域，或者遭人妒忌，或者因不合于主子之意而被杀。人一有了才能，有了用，就被抛入了险境，生活便如履薄冰。如果嵇康、阮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就不可能有这样的灾祸和危险，谁会去杀一个没有用处的人呢？
《庄子》书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个叫支离疏的人，长相怪异、丑陋。他的下巴藏在肚脐里，肩膀比头顶还高，后脑上的头发朝天撅着，后背朝上（因为他驼背），大腿几乎与胸下的两肋并生在一起。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人生活得却不错，甚至还免除了许多正常人所遭受的祸患。他自己缝缝补补，足以糊口。他摆摊算卦，赚来的粮食能够养活十个人。朝廷征兵，他就跟无事的一样，在大街上闲逛，因为他这样的人无法当兵；朝廷里要征徭役，他由于残疾而被免除。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常人得不到的东西，国王救济残疾人，他得到了近二百斗谷子和十捆柴草。
支离疏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不会有的，庄子不过是用他来说明无用之用。但生活中有残疾的人很多。有残疾的意思就是残缺不全，即生理上有缺陷。残疾人通常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是应当避免的。可在特殊情况下却不然，这种残疾可以避免更大的祸患。支离疏因为残疾不能当兵，而那些正常的人去当了兵，就有可能战死，即使死不了，也要经历生死攸关的危险，免不了胆战心惊。相比之下倒是支离疏的生活更安逸，也保住了最宝贵的生命。在离我们不远的半个世纪之前的战争时期，就有许多这样的残疾人因祸而得福。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个人略有残疾，他的大拇指被铡刀切掉了一块，无法抠扳机，结果无论哪一伙军队来征兵他都不在考虑之内。于是，要嫁给他的姑娘几乎成群结队，而这在和平年代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还有白前额的牛、高鼻子的猪，“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巫师认为它们不适合于扔到河里做祭品献给神。然而恰恰由于巫师认为它们是不祥之物，它们才得以存活，这种不祥倒成了大吉祥了，它们因此而能够延续余生，而那些被认为吉祥的牛、猪却半道夭折，吉祥于是变成了悲剧。
贫穷，一般被认为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很少有人认识到贫穷也有贫穷的“用处”，而富有却有富有的害处。贫穷是人人躲避的东西，贫穷的人因而也较少受到恶人、歹徒的伤害，伤害一个贫穷的人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相反，由于财富的有用，富人就常常成为被攻击、劫掠的对象，因为对他们的劫掠可以带来好处。于是就可以看到：穷人的孩子自由自在地玩耍，富人的孩子却时时担心被人绑票；穷人家不锁门也是安全的，富人家居住在高墙大院里也不放心；贫穷的人虽然生活艰难，但却好好地活着，而许多富人却死于非命。
权高位重几乎是人人向往的，但权力的辉煌必然伴随着无数的危险，因为权力太有用了。古往今来，多少人死在权力的宝座上，多少皇帝不能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床上。由于权力，许多人死于亲人之手。因为是李世民的兄弟，流淌着皇帝的血液，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终于死在自己亲兄弟的刀下，而那些没有高贵血统的人是绝对不会有这种灾祸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因为身上有个皇帝的名号，就被儿子杀死！
世界上地位最低的人大概要数乞丐了，恐怕不会有人把当乞丐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乞丐却具有最高级别的安全，因为他一贫如洗，没有“用”。皇帝的危险来自他的权力和财富，而乞丐的安全来自他的位低和贫穷。皇帝经常遭到暗算，但是，谁会去暗算一个乞丐呢？
有用和无用都是不可靠的
【原文】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①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②。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③；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④；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⑤。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乡乎！”
（《山木》）
【注释】
①雁：鹅。②本句意思是说：看上去符合天道，实际上却不符合，故而难免受累。③本句意思是说：如果掌握了天道，按照天道而活动，就不会有所拖累。这时，已对荣誉与诋毁都无所谓，时而可为龙，时而可为蛇，能上也能下，而不固守于一端。④本句的意思是：可退可进，与外物相和谐，自由地畅游于虚无的境界。⑤本句的意思是：万物实际状况就是这样，而人类的习俗却相反。
【译文】
庄子行走于山中，看见一株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只立在旁边观看而不伐。庄子问其原因，他们回答说：“没有用处。”庄子因而得出结论：“这棵树因为没有用而得以终其天年。”
庄子走出了山中，居住在一个相识的人家里。主人高兴，叫儿子杀鹅招待客人。儿子问：“一个能叫，一个不能叫，杀哪个？”主人说：“杀不能叫的那个。”第二天，学生问庄子：“昨天的山木由于无用而得以生存；而主人的鹅却因无用而死。您将站在哪个方面呢？”
庄子回答说：“我将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有用和无用之间，好像符合天道，实际上却不符合，所以难免受累。如果掌握了天道，按照天道而活动，就不会被拖累。这时，已经对荣誉与诋毁都无所谓，时而可为龙，时而可为蛇，能上也能下，而不固守于一端。因此可退可进，与外物相和谐，自由地畅游于虚无的境界。这样，人超然于物外，而不为物所役使，哪里还有什么拖累！这是神农氏和黄帝的法则。这就是万物的实际状况，而人类的习俗却相反：有了聚合就一定会有分离，成功意味着毁坏，锐利的东西必定遭受挫折，尊贵必会导致非议，有为必致亏损，贤能会遭到谋算，不肖则受人欺负。……真是可悲啊！弟子们，请记住，只有大道才是最终的归宿。”
庄子曾经特别强调无用的用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执著于无用和有用的分别还是不能避免被伤害。就像这段故事所讲的那样，有时是由于有用而受到伤害，有时又因为无用而受伤害。由此看来，有用和无用是没有定准的，有时无用是有用的，有时有用是无用的（是有用还是无用取决于主体的主观判断和所处的客观条件）。
因此，当庄子的弟子问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庄子说将处于有用和无用之间。但这只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执著于有用与无用之间，仍然是一种固执一端的做法，一个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跑，“故未免乎累”，还没有达到大道的境界，当然难免被拖累，处境被动。
面对有用与无用，人们也常常感到无奈。你执著于无用，与世无争，想过一种安静的生活，但往往不能达到目的。你躲避恶人，可恶人会找上门来。你觉得很好的事情结果却很坏，而当你绝望的时候可能正面临巨大的希望。这就是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可见有用与无用是无法把握的，要想找到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以不变应万变，是不可能的。
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有用与无用的拖累呢？庄子主张，只有超越有用与无用的区分与判断，顺应自然，“与时俱化”，随时应变，才能够摆脱这种拖累。所谓“与时俱化”就是要顺应自然，不执著于有用与无用的区分，也不追求这种区分。根本不在意荣誉还是诋毁，为龙也可以，为蛇也可以，该进取就进取，该退却就退却。这样，人就不会受到外物的控制，相反可以控制外物，不会受到名利的牵累。
庄子所说的这种状态就是自然的状态。从自然的角度看，一切都是超越是非、有用和无用这些价值判断之外的，事物本身只是存在着、产生着并消逝着，无所谓好与坏，无所谓有用与无用。庄子的这个看法当然没有错，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来看，人的生生死死，都只是一种大自然自身的变化，无所谓好与坏。之所以有好坏之分，就如地上的路，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同样的，认为是好的人多了，无所谓好的东西也就好了。
作为一个人，恐怕不可能超越对于自然事物的判断，因为他有意识，总要进行判断，有判断就有了是非，有了价值倾向。那种完全自然的不动心，不仅一般人难以做到，就是庄子本人也没完全做到。他那样愤世嫉俗，批判着普通人的见识，但仍然判断了是非。尽管他的境界比普通人不知高多少，但仍然难以摆脱是非的判断。由此可以看出摆脱是非是多么艰难。
随顺自然，与时俱化，就更难以做到了。从理论上来讲，这当然是最佳的状态，但实际做起来却十分困难。其困难在于：我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呢？从概念上我们当然知道这样做是最理想的境界：人应该做应该做的事，不该做不该做的事。可问题在于我们难以知道什么是这个“应该”。这里的关键是要进行判断，一旦进行判断就免不了判断者自身所具有的局限，这个判断里一定包含着他的视野上的局限，从而使他的判断难以“与时俱化”，难以知道这个合适的“时”。
我们这里并不是指责庄子说的不对，而是说的很对。我们的意思是，不要把庄子所说的这种境界当做一个实在的境界，它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是不可能在现实上达到的，或者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无穷的过程。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去细心体会。庄子的本意是要人们不要走极端，而是要居中。
普通人总是执著于一端，他的判断总指向有利于自我的方向，但这个所谓的“有利”却未必是有利的，很可能是有害的。其原因在于人们只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即所谓当时对“我”有利的方面，但当“时”有利等时过境迁以后却不一定仍然有利。他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有了聚合就一定会有分离，成功意味着毁坏，锐利的东西必定遭受挫折，尊贵必会导致非议，有为必致亏损，贤能会遭到谋算，不肖则受人欺负。
这些道理是不难体会的。聚合已经蕴涵着分离，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成功和有为意味着你已经付出了很多，必定导致自身的某种亏损。同时，你的成功和有为也会损害过去的种种关系或情谊，如友谊之类。所以，得到也常常意味着某种损失。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会一边倒。这就是常说的“两极相通”。“两极相通”不能理解为越穷也就是越富，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去追求财富了。它的意思是，现在虽然很穷，但不一定永远穷下去；同样，现在富也不意味着永远富。穷和富是可以相互变转的。
这些道理提醒我们，不要走极端，时时要牢记中庸之道，和为贵。走极端，必定会导致暴力，而这种暴力会反过来伤害自己。这些道理还提醒我们要时时约束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必盛气凌人，欺负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谁知道你将来不会变成那些你现在瞧不起的人呢？遭受厄运的时候也不必灰心失望，谁也不能断定你将来不会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